我是一个成年人，母亲为我取名胡飞。
朋友给我取外号乱飞，因为“胡”字在某些人的脑袋里是可以跟“乱”字扯上关系的，而这也注定了我喜欢自由生活的方式。
朋友告诉我，“自由并不是流浪。”
读高中那年，我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厌学情绪，总想着自己要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那是在校园里混混噩噩，吃喝拉撒睡，逃课的无聊日子。朋友晓军跟我说：“养猪这么养都不行。”
我觉得这不是我内心世界里所向往的生活，而我向往的生活，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总觉得人要让梦想开花，而我的梦想就是要励志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
每一代人都讲梦想，结果就真成了梦里所想。
我曾经在无数个月朗星稀的夜里，灯光照亮的被窝里奋笔疾书，写下过不少的长短篇小说，以及杂文，散文若干。但那些都是一些失败的作品，我自己都懒得阅读，而且在内心深处还渴望着有人会喜欢这些文字。这就好比说是自己生了一个丑陋无比的女儿，自己整天都不想面对她且渴望还会有人对她爱的死去活来，从而当上岳父。
我厌恶学校，觉得它跟随时代的进步变得商业化。我在自己的散文里写道：“学校使人绝望，社会繁衍希望。”可到后来我却又写：“学校衍生希望，社会让人绝望。”当然这是后话，我并不认为学校可以摧毁什么，唯一摧毁的，便是个人的青春，不过那又是美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选择的生活方式。
春雨过后，一夜间校园里生满了绿。
“我受够了，我要退学。”朋友龚皓对我抱怨，他并不是什么愤青，只是受够了校园的约束。
“我跟你。”我毫不在意地回答，那时候只觉得义气。
教导主任是个模样猥琐的中年男人，他戴着一副镜片被磨损厉害的眼镜，常穿一件相对他来讲较为宽大的条纹衬衫，泛起褶皱的西裤跟一双老旧的褐色皮鞋吻合相接，他的身材佝偻，“像个侏儒。”这是龚皓的话。海明是教导主任的名字，我给他取外号海明力，总觉得他是海明威隔了数十年的亲戚。
贸然退学是不会被保留学籍的，学籍丢失，这对学生时代的我来讲可是件大事。中国的在校青年学生考学基本都是为求一证，而真正的求学问者甚少。在与龚皓周密地商讨后，我们二人觉得付出代价太大，不值得冒险。
再次商议，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退学计划方案，目标是能够在安全保留学籍的情况下进行退学。取计划之精华，去计划之糟糠，在去除退学计划99%的糟糠后，我们采取了一条最紧跟时代进步步伐的计划——送礼。
送礼当然是暗着送，我们两个人将两张银行卡夹在了某新闻杂志的内页里送给海明，他一副欲拒还迎的模样在对着我们两个人推三阻四后终于还是收下了那本杂志。
海明在收下杂志后告诉我们两个人并不适合在校园里发展，我们是有为青年，应该要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对，很对。”龚皓一个劲地点头。我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他一个劲地摇头，告诉我不知道，再说。
到宿舍整理被褥，朋友阿凯跷课为我们送行，临行时他依依不舍地对我说几年后我们都要出人头地，我对他说：“好。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有出头天。”我在将这句话讲出嘴巴的时候是没有勇气的，因为未来是遥远的未来。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出头天，可老天爷并不会让大多数人拥有出头天，结果大多数人都撞得头破血流。
背上行囊，在我即将迈出校园的一霎那，我恍若觉得自己现在像个落魄的英雄，厮杀征伐过后，生命如草如花。我想几周后太阳冉冉东升，没有人会再记起我的名字。
那些我们得到的终将随风而逝，那些随风而逝的，终将会成为别人的随风。
“看，有记者。”龚皓突然扯了我一把，我被他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你干什么？”我用一种接近斥责的语气说。“有热闹看，有记者正做采访呢。”他伸手指向前方建设富丽堂皇的学校大门。
定睛看去，确实是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模样长的端庄秀丽，穿一身裁剪合身的淡蓝色西装，踩着一双镶有水晶的高跟鞋。正举着话筒采访一个年龄看起来约莫十八九岁的年轻学生，不远处有扎堆的领导在议论观摩。“看样子是省里来的记者，没准儿我们还能有机会在全国广大观众面前露脸。”龚皓看起来有些激动的揣摩着领导们的对话内容。
跟龚皓试探着走近，没有听清女记者提问的问题，只听年轻的学生振振有词地回答说：“中国应该怎样怎样……”最后他说，“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在这个时候我见到站在不远处的领导们开始面容上堆起微笑，拍手示好。龚皓一副羡慕的模样对我说：“说的真好，我也想讲两句。”
我说：“讲个毛，我相信他刚刚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他连自己说的是什么都不懂。”
“就你懂。”龚皓满脸的鄙夷说。
“我不懂。”我如实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