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共方面在国统区惟一公开出版的报纸，它报道真实，立论公允，积极推动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但是，搞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当局，对该报不仅采取邮检、审查、扣押等卑鄙手段进行压制和破坏，还威胁纸商不准在重庆纸业交易市场卖纸给《新华日报》，妄图使之自行关闭。同时，他们又一再提高油价，蓄意向经费拮据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施加压力，期望有效减少来往于延安、重庆间的车辆和人员。
这样，解决后勤供给，保证《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用油，就成了当时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紧迫任务和使命。
周恩来主张自力更生，提出要自办纸厂、油厂。
1940年秋，《新华日报》馆派出刚从新四军来的苏芸、王帮藻，以及抽调荣县县委书记谢世荣组成工作组，以商人身份下乡选择厂址。他们跋山涉水，先后去过川东的梁平、大竹、邻水、铜梁、广安等县勘察，最后选定广安丁家坪。那里有块平坝，三面环山，一面是悬崖峭壁，地形隐蔽，加上林木茂密，造纸原料充足，条件十分理想。
经过与当地士绅多次打交道，地下党在广安县城小东街成立了“蜀光股份有限公司”，聘请化工专家李可极任总工程师，为纸厂制造纯碱，以供造纸之需。而在古木参天的深山里，一家红色造纸厂悄然开工投产，第一批土纸生产出来那天，山谷里一片欢腾。
然而，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那就是如何设法将成吨的纸张平安地运往重庆化龙桥畔的《新华日报》印刷厂。须知，沿途关卡林立，华蓥山一带还常有土匪出没。
地下党有地下党的办法。
党组织与在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工作的地下党员褚度凝取得联系，通过他与该社达成协议：由广安纸厂长期向该社提供纸张，而由该社出具有关证明文件。因当时日军封锁滇缅路，陪都纸张奇缺，供不应求，立信图书用品社一听喜出望外，马上满口答应签约。
于是，丁家坪纸厂所产纸张，经包装后盖上“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的大印，堂而皇之车载船装，直发山城。虽然沿途屡遭国民党军警宪特盘查，但因手续齐备，又是合法的商业贸易，所以无懈可击畅通无阻。
不过，土菲对携带大批现金的交易威胁极大，有次差点出事。常驻广安县城的苏芸等人，又选委托当地党员杨玉枢去打通社会关节，由袍哥大爷张晋昌担保，从重庆办理的汇票，可在广安“安泰钱庄”兑现，而不必再用惹人注意的大麻袋装运现钞上路。
1941年夏，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了广安“河东惨案”，杀害了爱国进步人士郑启和，其旧部大队长白家和被迫落草为寇。杨玉枢又利用各种关系，与白家和订立友好和约，请其负责沿途安全。从此，这一地区的土匪虽四处杀人越货，但纸厂的物资或现金汇票过境，全都安然无恙。
从广安到重庆，沿途数百公里，山高水深，运输颇费周折。纸张从丁家坪起运，先要走一段旱路，然后经清溪口装船，穿渠江，越嘉陵江，顺流而下到重庆，押运员露宿风餐，有着道不尽的辛苦。
周恩来曾经高度评价说：“丁家坪纸厂就好比为我们前线生产枪弹的兵工厂，没有枪弹的军队是无法作战的。”
再说解决汽车用油问题。
中共南方局屹立在山城，就像暗夜中的灯塔，吸引了众多民族精英和莘莘学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要求去延安，而那时延安也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因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军队，每月都要往来于渝、延之间，既运人，也运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为边区提供的物资。另外，办事处日常办公用车，也要不断消耗油料。
这任务，最后落实到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李嘉仲身上。他虽一度失去组织关系，但忠心不易，积极为党工作，于1938年重新恢复与党的联系，长期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
1942年春，李嘉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赵君陶、杜贵文、陈野萍等人一起，以发展实业为由，在重庆远郊黄桷镇创办了北碚炼油厂，用植物油为原料试制汽油代用品。
万事起头难。在一无技术资料，二无专用设备的条件下，他们只好土法上马，边干边摸索。那小小的实验室，凝聚着他们对国家民族的炽爱，对民主革命的赤诚。终于，土汽油驱动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卡车，虽是不如洋油，跑起来照样欢快，不知有多少向往延安的青年，搭乘着大卡车踏上了新的征途。
有些事是应该忘记的，诸如台上台下、个人恩怨之类。有些事却是不该忘记的，诸如在消逝的岁月里，有那么许多同志为了崇高的信仰，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
人们将牢记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