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7月，贺绿汀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的一个小康家庭。那时，腐朽的清王朝抵挡不住西洋的雅片东洋的舰队，接连割地赔款，国人怨声载道。颇有见识的父亲将贺绿汀送进新学堂，让他读书识字，以便报效国家。贺绿汀不负家中厚望，门门功课领先，被同学誉为才子，连族长也觉得脸上光彩。
但是邵阳县的天地太小，不利于人的发展。进入青年时代，贺绿汀决心去大城市深造，背负着简单的行装，他跨进了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他一面打工求学，一面钻研自己喜爱的音乐，不顾富家子弟的嘲讽，啃着烧饼油条去音专校旁听。在那个长大成人的关键时期，他失去了许多对于人的成长不该缺少的东西，但他也提前领悟了人生中一些极其重要的道理。给他这番教诲的不是课堂、老师、教科书，而是动荡不安的社会，是他接触的那些有血有肉各色各样的灵魂。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大革命，到处搞“清党”，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贺绿汀却在这一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30年代初，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纵然反动派残杀了好几位进步作家，这运动半天也未停息。贺绿汀以作曲家身份为掩护，积极参加各影片公司的电影音乐创作，用全部聪明才智为左翼电影增色添彩。
艺术的启蒙和冲动总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花开花落不是为了排遣自我，而是带着战士般的热望。短短几年间，他陆续为《乡愁》、《风云宫女》、《船家女》、《长恨歌》、《狂欢之夜》、《生死同心》、《清明时节》、《春到人间》、《压岁钱》、《十字街头》、《社会之花》、《马路天使》等一大批进步电影谱写了主题歌，成为享誉全国的电影作曲家。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抗战全面爆发。贺绿汀和袁牧之、陈波儿、宋之的、崔嵬等人一道，发起组织了被称为“文化战斗的游击队”的战地移动演出队，活跃在工厂农村，做了许多宣传鼓动工作，还为前方将士演出过。上海失守，该团体改称救亡演出一队，向内地转移，沿途不忘演剧宣传。
1938年秋，贺绿汀来到重庆，与迁渝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合作，为新片《保家乡》、《胜利进行曲》等片的主题歌谱了曲。在这些歌里，他以慷慨激昂的曲调，很好地表现了民众奋起抗战、坚持抗战、抗战到底的思想感情，因而不胫而走，被人们广泛传唱。
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在渝设立音乐干部班，聘请贺绿汀任教，经请示党组织同意，他到那里去讲课。他不使用国民党的现成教材，自己整理了一套东西，随意发挥，尽量利用音乐对学员施加影响。外行的训导员觉得不对劲，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干瞪眼，听任学员跟着贺绿汀去唱抗战歌曲。
1939年日机疯狂轰炸重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五·四”大惨案，警报声夜以继日，广大市民席不暇暖，寝不安枕。就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贺绿汀抓紧跑警报的间隙，既写词又谱曲，创作了著名的抗战歌曲《嘉陵江上》，在大后方风行一时。无数热血男儿，高唱着“我的家在嘉陵江上，有一天强盗闯进我的家乡”，怀着满腔仇恨，直接走上了抗战前方。
中共南方局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多次召集包括贺绿汀在内的文艺工作者去周公馆，同他们亲切交谈，指示他们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周恩来亲自同贺绿汀谈过话，勉励他努力创作，运用歌曲这个有力武器，团结民众，打击敌人。
爱国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有名的育才学校，缺少音乐教员，问贺绿汀愿不愿意屈贺帮忙。贺绿汀明明知道那里离城远，生活条件差，但他仍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到育才学校去兼过很长时间的课。就是在那里，由诗人艾青作词，由贺绿汀谱曲，合作创作了多首进步歌曲，至今还在育才学校的老校友中流传。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重庆局势紧张，根据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的指示，贺绿汀和一些党内文艺工作者陆续疏散，离开了国统区。他先到苏北根据地，然后又前往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担任音乐教员。边区的朝气蓬勃，使他既感新鲜又觉鼓舞，他的创作灵感再度涌现，接连谱写了闻名遐迩的《游击队歌》、《新世纪的前奏曲》等一大批好歌曲。其中的传世之作，是他根据陕北民谣改编的《东方红》。这首原本是反映妇女闺怨的民谣，经过他的改编，一下成为对人民领袖的颂歌，从民主革命时期一直唱到社会主义时代。
新中国建立后，贺绿汀历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上海分会主席等行政职务。他还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他经常亲自开课讲学，著书立说，延聘人才和组织对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在长期的音乐生涯中，他一共写过3部大合唱、20多首合唱歌曲、90多首歌曲、5首钢琴曲、6首管弦乐曲和一些独奏曲。作为音乐理论家和教育家，他还有大量音乐理论著作问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贺绿汀不顾年老体弱，参加影片《曙光》的配乐，被人们誉为“不屈的老战士、杰出的艺术家”。他现年93岁，在上海赋闲，身体健康，思维仍十分敏捷。因他历经风雨，铁骨铮铮，又被称作坚强的“世纪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