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烈
一九四八年冬季，一架北京飞来的小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架小货机只有面对面的两排木板凳座位，挤下了十个左右乘客——北京围城前弄到机票的幸运儿。
机舱中央躺着一口棺材，粗麻线捆绑得密密麻麻。棺材也许不大，但是直放在机舱里特别显眼。这是某一个大官或者富贵人家亲人灵柩的“专机”。机舱窄小，乘客的脚就踩在眼前的棺材上。小飞机难耐气流的冲击，一路上下颠簸不已，机里的乘客不停地呕吐。
晃到虹桥机场时已近黄昏，天色阴暗下来，飞机就停在跑道上。机员和乘客离去后，有一家人还留在空荡荡的跑道边，疲倦地靠在散乱堆置的行李箱子上——因为没有人来接他们。这家的男主人挤不上飞机，领着老老少少的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母亲，带着她十几岁的妹妹、矮小放了脚的母亲、一个理着小平头的小男孩和两个更稚龄的女儿。这个年轻的母亲穿过几条跑道跑去候机室张罗，打电话找人，其他的女人疲弱地依在行李堆上，只有那个小男孩在又长又直的跑道上跑来跑去，好奇地东张西望。过了几个钟头，小男孩的母亲回到跑道边，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出机场，也带去了他的童年。
我父亲有八个亲兄弟和一个妹妹，只有我们一家人来到台湾，可能因为我母亲是少数住在北京的台湾人，她会想回到她的家乡去住。
一个人到三十岁才离开久居的地方，换到另外一个风味、气候和环境完全不同的城市去住是什么滋味？我曾想从我母亲的作品中去了解，并没看出所以然来。直到我自己二十多岁时离开台湾，渡过大洋住进另一个国家，才有些淡淡的体会。然而，却也说不出那印象究竟是什么。
我们住在台北城南一栋十三个半榻榻米的日式房子里，共有八个人，飞机上的六个加上后来的我父亲和舅舅。日本房子玄关入口改成卧室，小院子里贴近街门的墙边又搭建了一间像传达室般的卧房。日本房子临院有条短短的走廊，我外祖母常坐在走廊地板上和她的朋友们用闽南语夹杂着日本话聊天。有些人很惊讶，为什么我一个外省人会知道一些日本话和单字，我笑而不告诉他们。实际上我母亲出生在大阪，她的第一语言是日语。
走廊尽头是扇窗，窗前摆了书桌，我母亲在那儿写作和读书。我小时候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乡土文学讲习会”的结业合照，我母亲坐在第一排，是唯一的一个女性。我想那个讲习会一定限台籍，会中使用的是不是汉语，我从来没问过她。她在我念小学时开始主编联合报的副刊，一编就是十年，把它变成一个纯文学性的副刊。我长大以后遇见许多名作家，都告诉我当初是在“林海音时代”的联副投稿起家的。他们惋惜地告诉我，文学现在全面走下坡路，副刊也走万象版的路线。
离开大陆四十多年后，我陪母亲到北京探亲，回台北时经上海。我们并立在虹桥机场的行李运转机前等箱子出来，她已是个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变成留了小胡子的中年人，有两个孩子和一条狗。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相隔四十多年的虹桥机场，由一个探头探脑的小男孩和年轻美貌的母亲到一个中年男人和他青丝已成暮雪的母亲。
童年是什么？童年是跑道旁，被年轻的母亲牵着手带出机场的小男孩，是走廊上用闽南语夹杂着日本话交谈的老祖母。
还有走廊尽头的旧书桌和藤椅，椅下点着淡淡的蚊香……
有些印象是很难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