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伯承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前一段，他们有个电报来，建议将几支主力部队划分几个机动集团，结合军分区地方力量，分区域活动。我认为可行。”
彭德怀点点头：“那就电告他们，同意按方案实施。”
“好。”
“还有一点要提醒他们，一定要和鹿钟麟把话说明白，在这个时候，要警告他别弄出什么鹬蚌相争的事。这个鹿钟麟，也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在西安，我和程潜讲过这个话：他放第一枪，我可以让他；放第二枪，我还可以忍一忍；但他敢放第三枪的话，我绝不会饶过他！”
彭德怀须眉皆张，确实有了一种恼意。
5 国民党军战区司令官耍赖
1938年8月，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对他的上任，八路军采取了一种欢迎和合作的态度。为他的安全考虑，八路军曾派人专程护送。过山西长治时，彭德怀还和他进行了两天的会谈，议定冀南和冀的行政专区、分区人选暂照八路军任命的不变。
然而，鹿钟麟一进冀南南宫，便毁弃前约，要撤销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将八路军开辟的冀南20余县作为他的属地，由他与八路军平分秋色。与此同时，他大力收编地方武装，其国民党军残部和地方土匪武装纷集于麾下，借势向八路军挑衅。
鹿钟麟的急剧变化，出乎刘伯承的意料。刘伯承还记得，他上任经过山西长治，在彭德怀与他会谈后，刘伯承也和他进行了会谈，就他进入南宫的一些具体事宜和他进行了商量。那时节，鹿钟麟的态度还是热烈的，刘伯承对他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此电示徐向前等：八路军欢迎鹿主席早日到河北主持，并在各方面给予帮助。
刘伯承提到的帮助很快落到了实处。鹿钟麟到南宫后，徐向前除组织了万人欢迎大会外，还根据鹿钟麟的要求，将东进纵队到冀南后收编的邵北武和王子耀部2000余人拨给了他，并划定藁城、衡水、冀县、故城、新河等县负责对他的省府人员和部队提供物资供应。对此，鹿钟麟脸上堆满笑意，说我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的抗战要多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多加商量……
12月21日，刘伯承率第129师直属队和第386旅来到了冀南。到后的第5天——12月26日，刘伯承去了鹿钟麟在南宫的官邸。此时的鹿钟麟已今非昔比，拿着战区总司令和省主席的架子不说，动不动就是一副不耐烦的神情，且对挑衅滋事概不承认，却蛮横地强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问题。这样的会谈自然无结果。
元旦过后，刘伯承又赶去冀县找鹿钟麟谈了，结果依然。
这时节，日军扫荡的意图已非常明确了，反扫荡的部署已刻不容缓，为集中各种力量共同对敌，刘伯承于1939年1月13日再一次来到了冀县鹿钟麟的战区司令部。
这一次，鹿钟麟一反前两次冷若冰霜的模样，替代的是一种浮在脸面上的热情，先请饭，饭后又邀去看戏。这种时候，刘伯承哪有心境看什么戏，但鹿钟麟连推带拉地劝道：
“伯承兄，要谈不急在一时。我组的这个戏班子，生、旦、丑角都算小有名气，你看看就知道的。”
说话间，鹿钟麟诡秘地一笑。
刘伯承本来对他的变化就有些疑惑，这一下疑云就更浓了，但他不好推拒。一进小剧场，果然就发现了不对，鹿钟麟安排的剧目是《黄天霸拜山》。刘伯承的火噌的往上一窜，脸色很沉暗。显然，鹿钟麟是借黄天霸影射八路军。这种贼喊捉贼的做法，叫他如何不火？尤其在这种火烧眉毛的时节，亏他还能生出这些歪心思！
鹿钟麟睨着刘伯承，见他雷霆将动，那种将达到目的的得意浮到了脸上，夹带的诡秘色彩更明显。忽然，他发觉刘伯承的脸色在一瞬间恢复到了如常的地步，心中不免一惊。
原来，刘伯承也从他的神情中窥到了他的不良用心，立即沉静下来。他摘下眼镜，从口袋中掏出小手帕擦了擦，不无讥讽地说：
“鹿主席真是用心良苦，安排了这么一场好戏！”
鹿钟麟见刘伯承戳穿了他的西洋镜，小聪明式的得意感顿时烟消云散。他尴尬地：
“哪里，哪里，纯是凑凑乐子，别无他意。”
刘伯承平静如常地把戏看完了。只有坐在他旁边的宋任穷觉察了他内心的不平静。好几次，刘伯承不自觉地捏了捏拳头。
有此作铺垫，会谈时刘伯承也就有些不客气：“鹿主席，刚来冀南时你说过，作战上要多和八路军配合。现在，日军的攻势已经发动，不知鹿主席有何打算？”
“这个……我说过这种话吗？”
鹿钟麟竟当面耍赖！
会谈没有任何结果，刘伯承愤怒地走出鹿钟麟的战区司令部。
6 东进纵队部署新“八卦阵”
日军经过11月份的第一次全面“扫荡”，未能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后，其华北派遣军于1939年1月又纠合其新由武汉战场开到的第10师团主力及第27、第110师团各一部，在原驻豫北的第14师团及原驻津浦路泰安、德州段的114师团各一部，共计3万余人，对冀南、冀中开始了所谓的“治安肃正”作战。
1月7日起，日军第10师团长筱壕义雄率部从平汉线石家庄、邢台、邯郸、临城等据点分路出动，采取稳步推进的战术，至月底先后占据了滏阳河两侧的各个县城，控制起新河至曲州滏阳河主要渡口。
1月16日，在南宫东进纵队司令部会议室里，聚集着第129师在冀南的旅以上军政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赓、王新亭、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李聚奎……地方区党委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李菁玉和杨秀峰等也在座。
会议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室内烟雾腾腾，大家还在一个劲儿的吞云吐雾。
“……日军的胃口不小，大有一口要把我们吃掉的样子，不仅要把冀南吃掉，还要吃掉鲁西北！可惜，他们的牙口不好，未免不自量力。现在，我们就是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摆个‘八卦阵’，和他们‘斗斗法’。”
刘伯承站在会议桌前，说话间不时挥动右臂。他的背后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冀南地区的作战地图，几个巨大的蓝色箭头，如几柄利剑一样，正向南宫方向插来……
“我宣布我们的6个机动集团组成。第1集团——第385集团，直辖冀豫支队、东进纵队第2团、李林支队，由谢富治指挥，在第1军分区地域作战；第2集团——第386集团，直辖新1团、补充团、第688团、东进纵队第3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程启光大队、吴作起部队，在第3军分区地域作战，由陈赓、王新亭指挥；第3集团——青年纵队集团……”
“这次我们总的作战原则是先溃而后收拾。所谓先溃，就是先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就虚，完全以游击姿势，分区域活动，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前提下，经常以小部队保持与敌接触，但不放弃有利时机消灭敌人。至于后收拾，就是经过一段消耗敌人的时间，再转入反攻。”
刘伯承讲完，把话题递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猛吸两口烟，把剩下不长的一截吸尽，清了清嗓子说：
“反扫荡的具体部署，刘师长都已明确，我不多谈。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两点：一是依靠群众。冀南的群众基础是不错的，任穷告诉我说，天主教徒到教堂做礼拜，都祷告要‘保佑抗日军、保佑八路军，抗日军打胜仗、八路军打胜仗’。一些老太婆也祷告我们打胜仗，还用白面粉做成小面人在锅里煮，说是小鬼子这么一煮，就不得好死。这很能说明问题嘛，教徒和老太婆尚且如此，其他群众的觉悟可想而知。我们要珍惜这一点，这是我们要取得反扫荡胜利最本质也是最基本的东西。二是一定要克服骄傲和盲目乐观的倾向，刚才新亭讲了一些现象，我很担心。不是一般担心，是非常担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平原上还没有和日军较量……”
7 晋南平原上的“马其诺”
在粉碎敌“扫荡”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配合我军作战，侦察敌情，抬运伤员，坚壁清野，站岗放哨，盘查敌特等。有的老太太，用白面捏成小日本鬼子，放在锅里煮或在火里烧，她们相信日本鬼子这样就会不得好死，反映出广大群众对日军的极大仇恨。
敌人在这次“扫荡”中多是乘汽车出动，有利于迅速机动、集结兵力。敌人的汽车和骑兵在广阔的原野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而我军只能利用村落、坟头、土丘打击敌人。平原的不利地形使冀南和鲁西北的部队伤亡了几百人。
残酷的战争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在这次反“扫荡”中，有的部队和群众，利用天然的沟坑，避免了损失。于是大家考虑，如果把所有的大道都挖成沟，用以隐蔽自己，迟滞和阻击敌人之快速部队，就会保存我之有生力量，而且给我军提供打击敌人的有力战场。显然，这是一个好办法，但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领导专门对此事进行了研究，为了把平原地区变成消灭敌人的有利战场，确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破路运动。冀南行署发布的训令中规定，以大车作标准，把全部大路挖成道沟，深3尺，宽5尺。把挖出的土，堆到沟沿两边，修成高一尺五寸、宽二尺的边墙，作为人行小道；每隔数十丈又挖约四五丈的一条复道，以便走碰了头的大车可以错开。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性改换地貌的挖路沟运动开始了。
时值隆冬严寒，土地冻得像石块一样坚硬。只见到处是人山人海，有些人脱掉棉衣，汗流浃背地抡着镐头，扬起铁锹掘地挖土。有的村庄为了加快速度，在漆黑的夜里挂起灯笼，举着火把，昼夜不停地轮着班干。
投入到这一运动中的人民群众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破路大军。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们不计报酬。真正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用行动描绘了一幅宏伟壮观的画图。
据当时统计，冀南全区共挖路沟长达5万里。这些路沟如果连起来，可以从地球中心走个来回。这些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道沟，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攻时可以隐蔽接敌；转移时可以隐蔽分散，迅速脱离敌人的火力射击。而敌人的装甲车部队和重武器以及汽车，只能望沟兴叹。如果敌人要填沟前进，其速度则远远不如我军的两条腿了。所以，当时有人称这一工程为平原上的“马其诺”。
8 陈再道施火攻术
1939年2月2日，津浦线之敌由德州、泊镇出动，沿途遭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及5分区部队的有力打击，毙敌数十名，曾一度收复武邑、阜城两县城。2月9日，东西两线之敌，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合击南宫、冀县、枣强等中心地区。冀南地区的所有县城遂为敌人全部占领。
日军在这次“扫荡”中，对冀南根据地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令人目不忍睹。特别是对妇女、儿童的兽行，尤为残忍。有的妇女被轮奸后，用刺刀刺死。有的新生婴儿被杀死在肢体破碎的母亲身旁，有的被杀死在母腹之中。敌人的疯狂“扫荡”、残酷镇压，并没吓倒英勇的冀南人民，它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对日寇的仇恨，使他们更加积极地配合我军作战，不断地打击敌人。
2月24日，宁晋县之敌200余人，附炮2门，向该县之大杨庄一带“扫荡”，夜宿大杨庄。此时，陈再道司令员正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2团，在大杨庄以南一带活动，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敌人孤军深入，而援兵又不能很快赶到，便集中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2团、冀豫支队1、2团及地方武装一部，歼灭该敌。战斗打响后，敌人凭借房屋，顽强抵抗。我军逐屋向敌冲击，将敌人压缩在一个院子里。这时，敌人的援兵已经出动，陈司令员当即命令部队从四周将房子烧着，在熊熊的大火中，敌人被烧得到处乱窜，除少数敌人逃窜外，大部分葬身于火海之中。经过昼夜激战，消灭敌百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我军仅伤亡60余人。
陈再道，1909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乘马岗区程家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参加了麻城最早的农民运动组织——乘马岗农民协会，并成为农协敢死队队员。4月，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9月，参加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11月中旬，参加了黄麻起义，所在的麻城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7月，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先后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边根据地实施的“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以及出击平汉线的作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参与指挥了长生口战斗、两次七亘村伏击战和黄崖底伏击战，均以极小的代价而歼灭大量敌人，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7年底，第129师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开赴冀南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陈再道任纵队司令员。到冀南仅3个多月时间，就协助冀南区党委建立20多个抗日政权，并广泛团结各路抗日武装，使最初只有500人的东进纵队，迅速发展到1万余人，使我党我军在冀南平原站稳了脚跟。
1938年底，业已占领武汉的日军逐渐回师华北，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陈再道先后率领冀南军民采用游击袭扰和伏击作战，粉碎了日伪军对冀南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因此，陈再道深得冀南人民心。总参谋部原政治部主任冯征对此，在纪念陈再道的文章中说：
司令员是一位贫苦农民的儿子，从小参加黄麻起义，天不怕，地不怕，从战士升到了军长。红军时期就是一名孤胆英雄，抗日战争期间他是冀南军区司令员，却经常穿着便衣带部队出没在敌人的碉堡中间，抓鬼子，杀汉奸。他们还有声有色地讲到，一次在向伪军炮楼喊话中，他暴露了身份，伪军头目喊道：“陈司令你敢上炮楼来，我们就缴枪。”我们的陈司令竟然出人意料地从掩蔽部内跳了起来，走向敌人的吊桥，把手枪往地上一甩，向伪军大声喝道：“我就是陈再道，今天来搭救你们，欢迎有种的弟兄们下来和我一起打鬼子。”几十个伪军被他的正义声威和英雄行为镇住了。顷刻间炮楼上摇起了白旗，放下吊桥，乖乖地投降了。冀地人民还传说，由于他的战功，毛主席和他开玩笑时还特准他“犯了死罪也不杀头”。干部们还说到他经常不声不响地下到班排和战士们一起拉家常、打扑克……帮助基层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大老陈”和“好司令”。有关他这样那样甚至离奇的传说，表达了大家对陈再道将军的一片崇敬之情。当时，他已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区，在二纵队当司令员。
9 陈赓的一次得意之作
日军的此次“扫荡”采取了东西夹击、稳步推进的战术。
西线日军于1939年1月上旬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大名等据点出动，开始向东平推，占领一地，烧杀一处，然后留置守备部队，建立伪政权，军事与政治手段相结合，招法凶狠毒辣。
东线日军于2月初从泊头、德州、聊城等据点向西进攻，与西线日军成夹击之势。
这期间，第129师的5个作战集团，用一些小部队袭扰、迟滞日军，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至2月9日，日军主力仍占据了冀南中心区的各个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