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却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1939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时间搞的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1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敌伪军即行扫荡。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扩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129师伤亡多了一些。
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的。但是我认为，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侧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摩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敌后空虚，给以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予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
抗日时期，人民战争有了发展，比红军时期进了一步。如大规模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多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武器都加以利用了。武装编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村乡有小组、区有区干队、县有独立团、营或支队。在百团大战后，发展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一般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可惜的是还没有系统地整理起来。
14 日本战俘的告白
抗战初期，八路军作战部队对抓日军俘虏感到棘手。
日本士兵多数很顽固，他们内心深藏着对八路军的恐惧。越是这样，教育改造日军俘虏的意义也就越大。刘伯承师长曾经说：“抓俘虏是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把他们教育好，感化过来，那么他们就会回去替我们宣传，有句古话叫做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这种宣传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共产党的力量足以使他们改造成新人。”
日军士兵只要肯放下武器，就是我们的兄弟。这句话被八路军晋东南军区敌工科科长张香山翻译成日语后，几乎打动了所有的日军俘虏，他们不断地用日语重复：兄弟！兄弟！
一名在“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第120师俘虏的日本伤兵回忆：我们中队全部被歼灭，剩下我们几个当了俘虏，我担心八路军不知用什么残酷的方法把我杀死。可是在医院里，和我住在一起的八路军伤员对我很好，晚上我小便，还要叫起他，他是有求必应。
“我从日本出发时，同妈妈、哥哥告别时都没有流泪，可是这次同他分手时，我不禁热泪盈眶。”
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俘虏的下士香川孝志等人由讲一口流利的日语的八路军干部张香山接待。张香山很熟悉日军内部的情况，替俘虏们想得十分周到：
“如果你们的部队知道你们当了八路军的俘虏，那么，你们在日本国内的家属也一定会遭难的。所以你们应该马上考虑另起一个名字，来代替原名。”于是，香川孝志就变成了梅田照文。
被俘之后，一眨眼就过了100天。日军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过了100天，即便是归队也要被送交军法处理。因此，在张香山提出把他们送往延安时，他们都没有反对。
护送他们的八路军战士，丝毫没有把他们当俘虏虐待的意思，在战斗中保护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宁可自己吃粗粮也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每到宿营地就为他们烧热水泡脚。
梅田照文一行沿途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他们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也亲眼看到自己同胞在“王道乐土”上的烧杀奸淫，看到中国老百姓与八路军之间的鱼水之情。
如果说1940年离开山西麻田时，他们还抱着俘虏兵的抵触情绪，那么1941年6月到了延安之后，他们已经不知不觉把自己看做抗日洪流中的一分子。所有被送往延安的日军俘虏都经历了梅田照文一行的心路历程。
百团大战中的正太路破击战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八路军后方机关的同志，带着两个日本俘虏隐藏在一个山洞里。当日军搜山的脚步声临近山洞时，其中一个俘虏由于害怕而动摇，企图跑出去给日军通风报信，立功赎罪。
同来的另一个俘虏拽住他，小声问他：“八路军哪点儿对不起你，你这样干还有良心吗？”这家伙看事情败露，就拼命挣扎，故意弄出声响。
洞外日军越来越近，那个俘虏冲上去用手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敌人走远了，八路军同志脱离了危险。企图通风报信的日本俘虏也被他的同伴活活掐死了。后来这个故事在八路军机关传开了，大家都十分感动。
总之，日人反战组织的对敌政治攻势，动摇着日军军心，严重破坏了日军的战斗力和组织力，造成日军内部政治危机的激化，厌战自杀事件层出不穷，集体自杀和长官自杀事件激增，引起了日本军部的极大恐慌。日本军部甚至把反战组织这支充其量仅几百人最多时仅千余人的力量看成等于几个师团的兵力。尽管日本军部采取了种种破坏活动，但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支持下，日人反战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反击，使得日本军部只好发出“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就是优待和释放俘虏”“反战同盟随时随地对日本士兵进行宣传，无法防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反战斗争，动摇了邦人的必胜信念，更策动了在若干官兵之间的反对目的”等哀鸣。
15 盘点
百团大战从8月20日开始至12月5日止，历时3个半月，先后进行了两个阶段，尔后进行了反“扫荡”作战。
百团大战创造了极其辉煌的结果。先后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内有日军大队长以上军官18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日军投降桥梁47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和大量铁轨、枕木。缴获各种枪支共5800余支（挺），各种炮53门，各种炮弹37万余发。此外还破坏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也付出了极大代价，共计伤亡1.7万余人。
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不仅大大增强和鼓舞了全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坚强信心，稳定了中国的战局，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急于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抽出陷于中国战场的日军主力，北对苏联、南攻英美的战略计划，为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有利局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野心和嚣张气焰。正如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它牵制了敌人进攻我大西北后方及进攻西南的企图……打破了敌人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以战养战’的阴谋……”
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对《新华日报》记者谈话中也指出：
“这一次百团大战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寇军事上的正面进攻、窥视西北，尚且打击了敌寇政治上的阴谋诱降，使敌‘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在我铁拳打击之下受到严重困难，因此敌国内的矛盾将继续激化起来……这些情形也将使敌寇实行南进政策时遇到更多的困难。”
就连日本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遭到了惨重打击，说：
“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
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震动。苏联《红星报》评论说：
“华北之中国军队，目前正在山西省进行主动性之作战。第八路军正展开大规模之攻势。游击战在山东省与北平附近亦正趋于激化，中国人民……始终表现高度之民气，对自身力量具有信念。中国人民为自由独立，争取最后胜利而战，依然表现最大之决心而不能动摇。”
美国合众社等驻北平记者冲破日军的严密封锁，向国际上连续报道了百团大战的消息。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对百团大战作了如下的描述：
“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5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敌人占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对于这次战役战略决策、战术打法，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都曾有过十分客观而全面的评价：在中共七大上，朱德、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就有评价。朱德说：
“华北抗战一般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百团大战，在战术上是有成绩的，部队打仗也打得好。问题在于当时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单独战胜敌人。在敌人进攻，我们防御以至退却的时候，却用我们的力量去阻止敌人的进攻，成了攻势防御，这一点是错了。另外，在百团大战中有几个比较小的战斗带有攻坚性质或正面防御性质，这也是不该打的。”
刘伯承则总结了军事上的教训，他认为作战中轻视了日军的技术——铁路技术和技术装备，表现在战术指导上，较多地采用阵地战甚至是阵地防御战的形式，脱离了八路军当时的条件，招致了不必要的损失。他说，这一个教训是应该记取的。这种善意的军事家式的批评只能有助于多打胜仗。
聂荣臻则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当然，这个大规模的战役，事后看也是有教训的。这些年来，对这个战役的评价，曾出现过不同的意见。我的看法是，战果是巨大的，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胜利之中也有比较大的欠缺和问题。”“震惊中外的这场大规模战役，距今已过去40多年了。今天，从它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估量，我认为，这次大战是不应该否定的。当然，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有教训。辉煌的胜利和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都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