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璠
做一个商人，童叟无欺，诚信经营，创造经济效益的时候创造社会效益，这是一个商人的本分事。也就是说，如果做商人，就要做这样的商人。
但是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现象，一些商人认为自己比较有商业道德，有一点传统文化的修养，就标榜自己为“儒商”有儒家文化修养的商人。
正如老子所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笔者认为，王老师反对“儒商”的说法，与老子反对强调“仁义”，异曲同工。老子反对强调“仁义”，不表示“仁义”就真的是什么洪水猛兽，只是说一旦有所强调，就会落入僵化，最自然的、至善的本性就会被埋没，所谓的“仁义”也只能是次一级的善了。就像一个婴儿学习语言，不用教任何语法，他学得很快，如果要让他先学语法，他还学得会说话吗？成年人往往先学语法后学语言，其效果是远远不及婴儿的。这语法学习，就如同是次一级的“仁义”，而婴儿学习语言，就是本性的自由发挥了，就如同老子所说的“道”了。王老师反对儒商，也是希望商人回归商业经营本该有的秩序，回归“商道”，而不必刻意强调什么等而次之的“商业道德”。
标榜自己为儒商的人，也许很多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儒学的真正修养。这种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心态，其实就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了。儒家是倡导“不患人之不己知”、“人不知而不愠”的。标榜自己是儒商的做法，就像处处显露自己有学问的人，其实是学问并不高；爱显露自己一口金牙的人，其实并没有多少钱；处处显露恩爱的影视明星，夫妻关系的实际情形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些中国企业主标榜“儒商”，而在欧美以及日韩，却没有类似的标榜，没有类似儒商协会的组织。但是看人家办的企业，又哪里比标榜是儒商的中国企业主办得差呢？
再者，如果一些人标榜自己是“儒商”，自己是遵守商业道德的模范，岂不是表明，不标榜为“儒商”的人都可以不诚信经营，都可以做无良奸商吗？
对于类似这样的自我标榜，宋代禅宗大德真净克文禅师就提出了批评。《禅林宝训》上记载了真净禅师谈如何做住持。他说：“夫称善知识，为一寺之主，行道安众，不侵常住，与众同甘苦，固当为之，又何足道？如士大夫作官，为国安民，乃曰我不受赃，不扰民。且不受赃，不扰民，岂分外事耶？”真净禅师的意思是，作为寺院住持，一心向道，安和僧众，不侵占公共财物，这些都是本分事，做到了不值得宣扬；士大夫做官，尽心尽力、经世济民，这是应该的，而反倒要大力宣扬自己不收赃物，不扰百姓，生怕大家不知道，殊不知这些做法，是一个做官员的分内之事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理想的社会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心尽力，做官做得好不要标榜，教书教得好也不要强调，因为一行有一行的大道，遵循大道而作，是应该的。
前些年，中国企业界热烈讨论商业诚信问题。王老师就一直批评，中国企业到了今天，还在强调诚信的问题！诚信，难道不是跟饭前便后要洗手一样，是最本分的事吗？
不过，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现在的一些中国企业，仍旧是充斥着假冒伪劣、功利短视，老子要人摒弃人为而回归自然大道的思想，不知道有几人能听懂？王老师从最高的智慧出发，对等而次之的“儒商”进行批判，不知又有几人能听懂？作为禅师的王老师，把中国企业家都当作有大心胸、有大作为、有大智慧的人对待，但是听者是否有如此根器能领受这种智慧，而不对王老师的话大起嗔心？
如果一时理解不了，那么就遵守次一点的道德吧，那就是，做商人的，还是要尽量做“儒商”奉行“仁义礼智信”的为人为商信条。平常为人处事，还是要恪尽忠孝仁义，可不要因为老子摒弃仁义我们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要因为王老师批评标榜“儒商”的虚伪就干脆做起“奸商”了。这样来说，标榜“儒商”并且努力实践儒学的道德，也是很好的。
结合王老师的“骂”，再录一则禅宗公案，供有心人把玩。
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马祖道一师徒四人兴致勃勃，赏月论道。马祖道一问他们，当此良辰美景，正好作什么？西堂回答：“正好供养诸佛。”百丈说：“正好打坐修行。”而南泉一言不发，拂袖便走。马祖说：“佛经理论西堂会了，打坐修行百丈会了，只有南泉不执一物，超然物外。”
（郑汉根）
第十二章 中关村不是硅谷。如果没有海归派，连“龟屁股”都算不上
王绍璠
王老师的有些话，很难听，尤其让一些专业人士听了受不了。我常常跟人解释，王老师是一位禅师，你应该从“禅”的角度去品味他的话。禅师的话，无所谓正确或不正确，只要对你有启发就好。千万不能较真，一较真就与“禅”失之交臂了。王老师的许多话，在细节上也许是错的，但宏观上却是非常对的。譬如这句话，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会哑然失笑；而在另一些更为专业的人士看来，绝对会产生许多共鸣。
笔者不是业的专业人士，但在中关村创业已近十年了，感同身受。笔者以为王老师这句话是非常具有深意和值得玩味的。记得当年王老师发此高论时，许多人不理解。一年后，《北京青年报》用两个整版，披露了中关村作为最大的一个形象工程如何如何，可以说为王老师此论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王老师讲这句话，其实是没有多少论据的。无非就是说，中关村三轮车与汽车挤在一起；行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假货水货满天飞等。他看到这些就敢这样下结论，你拿他怎么办？谁叫他是禅师？禅师就这么看问题，察微知著，落叶知秋。他不需要更多论据，就这几点，足可以说“中关村不是硅谷”了。
我不是禅师，但我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谈谈我是如何品味这句话的。首先，中关村不是硅谷的真正含义可能是说，中关村离美国的硅谷差距甚远，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我们不要自以为中关村就是硅谷，更不要被误导成“中关村等同于美国的硅谷”。其次，中关村以美国硅谷为榜样，本来是要向人家学习的，可是学得一点也不像，仅学了名字，学了点形式，至于精神、内容，却与美国硅谷相距十万八千里。就选址而言，美国硅谷毗邻斯坦福等十几所大学，中关村也选在北大、清华、中科院等科研院所集中的腹地。形式上非常类似，而不同的是，我们从美国硅谷的发展看到了斯坦福大学的智慧辐射作用，从斯坦福流出的专家、创业者、技术，乃至知识、精神，都可以感受到。可以说，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美国的硅谷。而在中关村，你感觉不到北大、清华还有中科院对中关村的辐射作用。给国人印象深刻的倒是：北大推倒南墙又重建南墙的滑稽故事。第三，中关村没有精神，而硅谷却是充满着精神-创业精神、创新精神无处不在。在中关村，让人感觉最深的就是：这里是一个大卖场，是全世界高科技产品的集散地，也是山寨版销售的大本营。第四，中关村没有形成相应的机制，没有给创业和创新孵化准备良好的生存环境。美国硅谷之所以能够成就像惠普、微软、谷歌和苹果这样的优秀企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正是投资理念的创新，给无数拥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以施展才华的机会。而在中关村，人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理念，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何创新可言？第五，中关村缺少“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用不仅是商业的根本，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根本。没有了信用，会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让本来容易的生意变得更加困难。“诚信”又犹如“黏合剂”或者“水泥”，没有它，要想盖起一座大楼是不可能的。第六，中关村太浮躁，根本就没法放下一个安静的课桌。许多人都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盲目跟风，如何能创造影响人类的伟大梦想？
笔者不是故意替王老师说话，而是王老师确实把有些中关村人内心的遗憾给点透了。他点中了死穴，我们不能不难受，不能不面对。至于那后半句“如果没有海归派，连龟屁股都算不上”，似乎在赞扬海归派，其实也不过是无奈的叹息而已。笔者也算半个海归派，所能做的工作也十分有限。许多海归派归国后，很快就入乡随俗、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了。身在中关村，却不能为他真正做点什么，实在令人扼腕。不管怎么说，在禅师的棒喝下，我们至少不会自以为是，不会真的把自己当“硅谷人”而翘尾巴骄傲了。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中关村还不是硅谷，让我们共同努力，夹起尾巴，创造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有中国特色的新硅谷吧。
（黄东涛）
东涛兄由于常年住在中关村，熟悉中关村，对中关村存在问题的描述让我开了眼界。笔者由于跟中关村“交往”不多，只能谈谈大致的印象。一走进中关村，是与其他街道一样的喧闹杂乱，甚至更甚。走进各大电脑城，走在柜台前，我的耳边就不断响起推销产品的声音。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所谓中国的“硅谷”，是一个充满着功利味道的大卖场。这是笔者对中关村的最大印象。
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有了硬件，就可以怎么怎么跟人家媲美。中国人也在开自己的茶馆，但是你一进去，怎么就感觉不到像在星巴克里的轻松惬意；中国人也开了很多自己的快餐，但是在那里，你感觉不到在肯德基里的舒适放心。
中关村里有电脑，有各种电子产品，一些人似乎认为这里就可以跟人家“硅谷”相比。这样的想法就太肤浅了。硬件是用钱就可以买来的，软件却是非一日之功所能练就的。大楼是很快就可以建好的，但是大楼里面人的良好素质，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中关村的文明素质，中关村的创新环境，等等，至少目前跟美国“硅谷”是没法比的。
美国“硅谷”，有安心创新的环境，不唯利是图。硅谷能容忍创新者的失败，同时又能让人可以心无旁骛地搞创新，以创业为乐趣，以创业为使命。《环球时报》最近报道，一位硅谷资深软件开发工程师告诉记者，在位居全美房价前列的硅谷，没见哪家高科技公司急着投身房地产，也没人像华尔街银行家那样只顾贪婪赚钱，“交流点子，解决问题”是硅谷“金领”们长久坚持的热情。笔者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以窥美国硅谷与中关村区别之大的一斑。
王老师说到“海归派”，也是指一种精神而言。海归派由于长年在发达国家工作生活，也熏陶了发达社会一些比较好的素质，诸如自律、严谨、独立思考等。他们的进驻，为中关村的确带来一些积极的效应。但是笔者以为，中关村毕竟是中国的中关村，中关村的未来发展，能够媲美硅谷乃至超过硅谷，最终还是主要建立在发挥中国文化优秀精神的基础上。
（郑汉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