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有很多种死法，即使是遇到完颜亮这种情形，身在前线而后方发生政变的，也有多种可能，比如率大军回去抢回皇位，但完颜亮同学遭遇的，却是最惨的一种：在前线遭遇兵变被杀。由此也可见，完颜亮的人品之差、人缘之坏，连一起出来打仗的兄弟都不愿陪他一起玩儿了——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或爱，群众是不是拥护，得看你对他们好不好；朋友是不是忠诚，关键看你的人品如何。完颜亮性格暴躁，仗势欺人，动不动就砍人，动不动就抢别人的老婆，所以一遇变故，别说没有人帮他，个个都起来反对他、报复他。这就是人品不好的下场。
4、 太上皇“干政”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在当了三十六年的皇帝后，觉得累了，而且也和平了，便传位给了养子赵瑗（同时改名为赵昚），是为宋孝宗。宋高宗则搬到德寿宫，过起了优哉游哉的太上皇生活。
德寿宫原来是秦桧的府邸，气势恢弘，园林精美。因听人说有“王气”，秦桧死后高宗将它便收归国有。德寿宫是在秦府的基础上改建的。高宗生性节俭，德寿宫不用大动土木，也算是为国家省下了一大笔花销。
高宗酷爱西湖，动不动就和一批官员在西湖上乘船游乐。后来，高宗觉得自己已退休，要低调，不能太过张扬，这样会惹老百姓、新继位的孝宗烦，就停止了这项活动。他在德寿宫中掘渠引水，造了个小西湖，然后又叠石为山，建了个飞来峰，这样，足不出户，又有了西湖的感觉。
当皇帝难，当太上皇更难。昔日的权威、繁华、热闹，一下子没有了，让人心里空荡荡的，凄凉、寂寞也难以形容这种感受的万分之一。不过，孝宗是个大孝子，每次退朝后他都会到德寿宫来拜见高宗，并成惯例。
高宗隐退后，自称不再过问朝政，放手让孝宗大干。他每天赏赏花，喝喝茶，有时也饮饮酒。尽管孝宗来看他时，常劝他少留恋杯中物。但繁华已过，晚景惨淡，不醉如何度日？
当然，高宗偶尔也插手些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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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是一块永久的心病
南宋最大的敌人是金国，对金国人又恨又怕，心里只要一想到这个国家，就愁苦得吃不下饭，皇帝们也因此患上了心病：一见“金”字就头疼，不管是金子还是金国，只要遇到“金”字，就写作“今”字。
一次，他去灵隐寺喝茶，有个行者对他很是殷勤，跑前跑后，照料得特别周到。
高宗觉得奇怪，“以前很少见他啊”。高宗心里纳闷，便留心打量了他一番，觉得他气度、步伐都不同寻常。
于是，高宗问他道：“你来寺里多长时间了？原来是干什么的？我看你的样子不像个行者啊。”
行者正等着他问话呢，一听，立刻停下手中的活，泪如雨下：“我原来是一个地方的长官，有一次没迎接好一位前来监察的官员，他便在皇帝面前说我的坏话，皇帝给我降了罪，剥夺了我的官，把我贬为庶人。我勤谨为民，节俭为官，没积下一点家产。现在断了收入，为养家糊口，就来这儿投亲，白天打点零工，赚点小钱过日子。”
高宗一听，觉得小子没大人盯着就是容易犯错，便当场对行者拍板：“我明天替你去跟皇帝说说，让他复你的官。”
过了几天，高宗又去喝茶，看到行者还在，便回宫叫来孝宗，吃饭时，一脸的不高兴。
孝宗觉察出来了，小心翼翼地问：“父皇，孩儿哪儿做得不好，让您不称心，惹您生这么大气？”
高宗不看孝宗，自顾自地说：“我老了，退下来了，也没人把我当回事了。前几天跟你说了那个行者的事，我今天去，看见他还在。你为什么不按我的意思办？是不是让我按程序给你写道奏折，求求你啊？”
孝宗一听，老头子火气很大啊，便说道：“我当时就把宰相叫了过去，问了问情况。宰相说这个人贪赃枉法，民愤极大，不判他死罪已经是宽大，再给他复职恐怕大家都会想不通。”
高宗听不进去，一挥手说道：“我不管。我都跟人家说了复他职，现在没有一点动静，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啊？”
孝宗无奈，只得说道：“孩儿一定照办。”孝宗回去就叫来宰相，说道：“上次行者的事太上皇发脾气了，咱们为人臣子的得多替他着想，还是给那人复职吧。怎么复，什么理由，你来办吧。”宰相只好照办。
高宗是个能活的人，做了二十五年太上皇，1187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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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的面子
高宗虽然退休了，但退休的皇帝也是皇帝，明明是自己犯了错，听信了一面之词，还死不承认，非要给自己找回来这个面子。因为是大人物，所以“面子”比小人物的就要大，也重要得多。小人物通常是被人嘲笑了，自尊心搁不住，才想起面子问题来；大人物则只要一句话没人听、有人听了没人照着办，就觉得“金口玉言”掉价了，没了面子。所以，大人物的面子虽然大，但也更累。
5、 孝宗是个好领导
宋孝宗是南宋难能可贵的一位好皇帝，也是一位很爷们儿的皇帝。早在做高宗养子的时候，他就不是很赞同高宗的偏安南方、委屈求和的政策，一心想抗击金人，打回北方，但因为不当政，所以没怎么表现出来。
1162年，完颜亮南下发疯，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当时还是皇子的孝宗十分气愤，主动向高宗上书，请求带兵与完颜亮打一场。后来他又再次上书，把请求的意思改为在高宗亲征时，让高宗带着他，好让他能随时保护皇上，长长见识。这让高宗看到了他的决心。
不久，孝宗上台亲自主政。他表面上不高声反对高宗的求和政策，但在处理政事时，却表现得与高宗完全不同——他为岳飞平反，驱除朝廷中的秦桧党人，起用主战派人士，联络北方抗金义军。
特别是他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与他共商恢复河山大计，在即位的第二年孝宗就发动了一次北伐。这次北伐虽然在短短二十天后就失败了，但没有动摇他对张浚的信任，更没动摇他恢复河山的决心。
孝宗把他的这些想法不时向高宗汇报，尽管高宗不怎么爱听。
一次，他去德寿宫问安，兴致勃勃地向高宗谈起了他的北伐计划、恢复河山大计，谈起了张浚等人的决心和建议。
这次，高宗脸色变了。高宗心里想：我是议和了一辈子，你一上来就颠覆我的政策，这是什么意思。所以，高宗心里很不舒服。
“皇上，你懂打仗吗？”高宗硬硬地说，“《孙子》说，不知道战争的害处，就不会知道战争有利的地方。所以《孙子》反复强调，战争是国家大事，是要死人的，国家有可能由此而勃兴，也有可能由此而衰弱，更有可能由此而灭亡，对战争要谨慎，不要轻易挑起战争，更不要主动去求战。《老子》也说，战争是凶险的事务。你不要整天光听那些主战的大臣瞎嚷嚷。”
孝宗想辩解一下，高宗摆了摆手，岔开了话题，问道：“皇上勤于政事，我很放心。不知皇上近来学问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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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的节俭
一个人如果没什么大本事，做不成什么大事业，那么自己生活俭朴点，为后人省点财富、积累些力量，也是值得表扬的。孝宗皇帝就正是这样想的，他吃饭时，桌边摆着二十根牙签，分绿色和白色两种，扔一根白牙签，则是让倒半杯酒，扔一根绿牙签，则是倒满杯酒，一顿饭下来，最多只用两三根绿牙签。高宗死后，孝宗守孝期满，仍然只吃素，吴妃心疼皇帝，就让人在素食里掺进些鸡汤，孝宗知道后大怒，把吴妃赶出皇宫。
孝宗不知道高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顺口答道：“请父皇考验。”
高宗问道：“我们汉人最讲孝道了，请问你最近对孝有什么新的体会？”
孝宗不说话了，变得有点拘谨起来。他知道，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父死而三年不改其志”，也就是说，对父亲的做法、政策不要轻易改变。现在虽然没有“父死”，但他毕竟是接手了高宗的事业。
“父皇，祖宗好不容易创下的基业，不可轻易抛弃啊。我想您老人家其实一直很想做，只不过时机不好而已。现在时机好起来了，我来帮您做到。”孝宗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那就等我死了再说吧。到时没人拦着你，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高宗粗暴地打断了孝宗的话，进里屋去了。
这是很严厉的警告，等于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
这一次的父子交谈虽然不愉快，但孝宗在北伐的失败中慢慢地冷静了下来。他不再冲动地去提北伐，而是静下心来治理朝政：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自己强大了，就有利于北伐。
他整顿内政，严治贪官，改革财政，整军兴武。
他还严厉控制国家的支出，提倡节俭。为了真正使腐败的社会风气得到扭转，宋孝宗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到了“抠门”的地步。
孝宗即位的时候，就不肯用乐，他觉得一切花里胡哨的东西最终都会使人走向奢侈。他日常花销很少，经常穿着旧衣服。他对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之类的事不感兴趣。他平时很少赏赐大臣，以至于皇宫仓库里的钱放得时间久了，穿钱的绳子也烂掉了。
孝宗的节俭让高宗都觉得过分，说他“比大禹等古帝王还要省吃俭用”。孝宗自己说：“我又没其他的大本事，就是在节俭这一方面，做得好一点。”
经过孝宗的这样一番治理，南宋出现了“乾淳之治”的小康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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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犯错误的办法
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少犯错误呢，尤其是怎样才能少一些偏见？这个故事给出了一个答案：时时和与你意见不一样的人一起聊聊。俗话说，臭味相投，人们都喜欢跟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而不愿意和自己反差较大的人相处。而由于经常和意见相同的人一起，意见总是相同，就碰撞不出新的火花，思维方式也总是停留在原地；和意见不同乃至相反的人在一起，就会听到一些新的声音，从而获得一些新的认识，也就可以少一些偏见，少犯一些错误。
6、 孝宗皇帝的“长城”
孝宗登基，要做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险事，这件事就是恢复中原。想要恢复中原，必须要有得力干将，孝宗想到了多年来活跃在南宋军事舞台上的张浚张老人家。在金与南宋交锋最激烈时，张浚率军转战川陕、两淮等地，战功赫赫。金人曾对南宋的使者说：爷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姓张的。宋金和议后，张浚被晾起来了。完颜亮南下发疯时，宋高宗到建康（南京）为将士助威，刚被任命为战区司令的张浚跪在道旁迎接高宗，皇家卫队士兵都手搭凉棚仔细观看张浚，其丰采令这些皇帝的保镖赞叹不已。
孝宗只能找张浚，因为到了1162年，敢和金人叫板的军人已经寥寥无几。孝宗召请张浚入朝，二人一见，客套话没有，张浚直奔主题：“和议不是长久之计，应立足于战。战的话，可命水军从海道攻击山东，与两淮之间主力配合，攻取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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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去扫平金国
张浚做川陕战区司令员时，每和人聊天，总是说“金国人太猖獗，当一扫扫之”，别人问：不知道是用笤帚还是用扫帚？张浚哑了，说不出话来。扫平金国又不是用笤帚或扫帚来扫灰尘、果皮纸屑之类，谈何容易！梦想和雄心可以理解，但如果没有实力，终究只能落个空谈。
孝宗热泪盈眶，虽然他锦衣玉食，但精神黑暗如同身处鸡蛋壳，张浚就是他的盘古。孝宗立即给了他一把大斧：江淮宣抚使（战区司令），加封魏国公。
张浚也是泪如雨下，向孝宗推荐虞允文等主战的“右翼”分子数人，孝宗都委以重任，朝廷的主战气氛炽热，刀兵之声可闻。1163年，孝宗再给张浚力量：任他为枢密使、江淮都督（战区司令），军府设在建康（南京市）。张浚开始日理万机，孝宗也对他寄予厚望，每次南京来使者，孝宗都要询问张浚的工作、饮食，脸色、气色等情况，说：“我倚重魏公，如同倚重长城，没有任何人和力量可以推倒我的长城。”
1163年，金朝几个大将上蹿下跳地准备南侵。张浚在南京得到线报，立即向孝宗皇帝报告。孝宗认为这不可能，因为他要北侵还没有做好准备，金人怎么就南侵了呢？几天后，金人果然送来一封信，信是送给“傻子”的，上面有太多无理要求，连金人自己都觉得可笑，但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信的最后说，如果南宋不答应这些要求，他们就要骑马渡长江。
孝宗暴跳如雷。张浚震怒，他从南京星夜兼程赶回杭州，指点孝宗：“这是金人的敲诈，不可轻易答应，不然国无宁日。皇上，既然要战，我请您驾临建康，激励士气。”
孝宗当然知道这是敲诈，见张浚血脉贲张，他连连点头。张浚继续说道：“与其被动挨打，不如先敌而动，主动出击。我愿率军北上，出两淮攻击。”孝宗拍案而起：“他要南来，我先北上！”
一位大臣听说皇帝要开战，汗流浃背：“帝王出师，应该事先考虑周全了。如果只是心存侥幸，冒冒失失地出兵作战，而妄图求得成功，那是很危险的事。请皇上三思。”
张浚鄙夷地看了他一眼：“敌人虽然没有宣战，但实际上已经宣战，难道我们要做缩头乌龟吗？”孝宗大叫一声：“必须要打！”汗流浃背的大臣立即魂飞魄散，瘫软在地。
可惜的是，由于张浚所用非人，孝宗的这次北伐还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张浚赶到前线，找将领了解了一下战败的情况，看着败退回来的士兵，不禁仰天叹息：是我的错啊，我错用了人啊。他又去其他地方看望了一下将士，告诫他们不要慌张，守好城池。然后，他向孝宗上了一道奏疏，希望朝廷给予惩罚，降他的职。
朝廷议和派心花怒放，连连上书指摘张浚，说他贪功冒进，欺骗皇上，才导致如此失败，应该严惩。
孝宗不为所动，给张浚下了封诏书，宽慰他道：“抗击金国的事，我是完全依靠您，请您不要听信他人的话。您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安排，不要有所顾忌。当日出师是我们讨论后共同的决定，有责任我也会和您一起承担。”
张浚收信后内心万分感激，继续安排两淮的战务。但议和派的声音越来越大，连已经退位的高宗也从幕后走到台前来给孝宗施加压力。
孝宗虽与张浚志同道合，一心北伐，但无奈即位的时间不长，威信还不是很高，迫于议和派的压力，只得降了张浚的职。
但孝宗对待张浚一直礼遇有加，对身边的大臣讲到他时，都称呼“魏公”，而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不久，孝宗又恢复了张浚的官，后又升他为右丞相。但是，张浚已无力回天，1664年，张浚离开人间。临死前在给儿子的遗书中说：因为不能辅助皇帝恢复中原，没脸见祖宗，死后不要把他葬在祖坟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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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妥协
有人主战，有人主和，即使是都主战，具体战术、具体将领人选也会有不同。所以，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冲突和斗争。所以，人们相互之间需要妥协。
这是年轻人必须要懂的一个道理，不懂得生活需要妥协的人，容易犯一意孤行、走向极端的错误，结果就发觉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当然，妥协同时又是各方综合力量斗争的结果，在冲突中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的人，可以为自己争取一个较有利的妥协结果。
7、 二十天的北伐
1163年，金人向南宋提出了对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的主权要求，南宋朝廷断然拒绝。金兵马上屯兵金宋边境，摆出一副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张浚主张先发制人，但是调动军队要履行很多手续，这些手续要通过三省与枢密院来完成。这一年四月，孝宗为了防止主和派的反对，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给张浚等人下达了北伐的诏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