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项英拒绝执行北移
★作战时间 1941年1月6日至14日
★作战地区 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山区
★双方作战目的
新四军 皖南部队奉命北移，遭到国民党顽军主力部队的拦截。为反击顽军，皖南部队决定改变原北移计划，向西南方向突围，中歼其主力。
国民党军 蒋介石调集8万余人兵力，对奉命北移的皖南部队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企图消灭皖南新四军。
1940年初，中共中央作出新四军江南部队渡江北上的指示。当时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按理说作为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应该积极响应，然而，项英却表示了反对，决定部队向南发展。在中央领导人的多次劝说下，才同意接受中央指示。
不料到了1940年秋天，项英又一次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决定皖南新四军部队北移的正确指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0年9月6日，毛泽东接到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联名发来的绝密电报：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国民党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江北新四军的命令。毛泽东立即指示中共中央军委给把这一情况通报全军，并要求叶挺、项英和刘少奇准备采取自卫行动，特别强调皖南尤须防备。
9月22日，毛泽东又接到叶挺、项英等人来电，报告国民党军第3战区派遣部队贴近新四军，形成包围；停发弹药、器材；构筑工事，截断新四军军部与第3支队的联系，等等。
战区近来对我外表缓和，而实际加紧限制，缩小我在皖南活动地区。将友军靠近军部附近，形成包围。并密令友军以实力对实力，组织对组织，公开对公开，秘密对秘密，来打击和控制我军周围之地方与群众组织，强迫接近我分子自首，停发我军弹药、器材（已有半年之久，4月经费至今未发）。近日加调144师开入军部与3支队之间的地区（青阳以东中山镇、乔木湾、何家湾、六里丁、戴家汇），大肆构筑工事。双方步哨远则不过三五里，近则二三百米。该师师部与军部仅隔一座山，并有一部已入3支队作战地区，在名义上为布放水雷与袭击长江，将我军作战地区划入该师范围。108师近有一个团开到泾县及军部以东地区，并诡计有可能派队进驻章家渡。该地区如此。144师、52师、108师一面将3支队与军部截断，一面形成对我紧密包围。友军之一切移动和战区作战行动并未知道，也无通报。目前3支队与友部之地区回旋甚小，特别在敌“扫荡”时，3支队无法回旋，有被夹击之危险。虽交涉抗议，彼方则敷衍或不理。估计以目前局势，特别两党谈判之际，彼尚不敢公开向我进攻，但此企图和举动，显然系对敌人（日军）不作实际进攻，在形势突变中以便于随时对我进攻，使我困难防范和作战。
尽管形势不好，但令中共中央恼火的是项英丝毫没有想撤离皖南的意思，只是请“恩来直向蒋、何提出抗议，并划分作战地境，以避免冲突。如此，在将来冲突时，以免彼方造谣责我”。（《新四军·文献》（2），第6页）
当然，在重庆的周恩来向蒋介石抗议后，顽军根本不当回事。顽军第52师仍然不断挑衅，得寸进尺，强令新四军拆除一些兵站，并以演习为名逼近新四军驻地，公开辱骂新四军为匪军，扣押、毒打新四军通信和采购人员。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特别是皖南部队深为担心。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新四军各路将领：“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摩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韩进攻陈毅部队，被消灭2000余。另有顾、冷一师到江边还有北渡增援韩之模样，而李品仙等也可在策应但是次要的方向。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3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决心移皖北，由4支应派一部到无为接应。”（《新四军·文献》（2），第9页）
10月9日，苏北的刘少奇也给叶挺和项英发来电报：“军部在皖南即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阵地即用游击战坚持，如不可能坚持即放弃亦可。因我如能巩固皖东、苏北、鄂北广大地区，使之民主化，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指挥部暂时不能北移，希夷同志（指叶挺。——引者注）及若干人员是否可以首先北来？如何处理望告，2、4支队及游击纵队如何策应亦望指示。”（《新四军·文献》（2），第10页）
这时，皖南新四军刚粉碎了日军“扫荡”，正是北移的绝好机会，但项英向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诉说了北移的诸多困难：“10月8日指示收到。‘扫荡’皖南敌军，被我追击，已向青弋江下游退走，希夷尚泾县，明日回部讨论后再作详报。现在我军已积极布置准备。最近32集团军指挥部移宁国，新增来88军（原在上饶）2个师，行动布置已至绩溪、宁国一带，附近友军（总共8个师）不久前曾有军官会议之举行。地方政府传说正在开会，显系战备正从各方布置。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北移困难，也不便移3支区域（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住），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以便与3支地区连成一片，作准备已相当完备。”（《新四军·文献》（2），第11页）
刘少奇急了，第二天就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建议：“据各方情报，蒋、李（宗仁）将大举向皖东进攻，并有桂军两个团进入无为县讯，江南军部北渡道路可能被切断。前次建议江南军部及3支队即速北移，你们意见如何？我意应速下决心放弃皖南阵地，或以游击坚持皖南，而集中力量巩固华中已得阵地，否则华中、华南均不得巩固，于我不利。除华北外，如我再巩固目前华中已得阵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相当的保证，时局的好转亦有相当的保证。军部现有大批干部，并有工作能力的机关在皖南，又没有很多工作可做，故为巩固华中，应付摩擦与‘扫荡’，军部及3支队以即速北渡为有利。”（《新四军·文献》（2），第12页）
中共中央立即于当日给叶挺、项英、刘少奇等人发来电报，指出目前新四军的行动方针：“蒋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新四军·文献》（1），第185页）
可项英犹豫不决，直到10月28日才给中共中央回电，但还是表示新四军军部不能走。
10月19日，国民党发表了企图发动内战的“檄文”——“皓电”，在重庆的周恩来也最为担心皖南，他在《皓电》发出的第二天也致电叶挺、项英：蒋介石和何应钦逼我新四军渡江的决定“绝不会取消”，因此急应抢渡一部；并指出在安徽无为渡江的危险，“宜在无为以东地区渡江”。周恩来要叶挺、项英向顾祝同说明，如相逼太甚，北水之至只有向南冲出一条生路。他说如此或可使顾祝同在执行蒋介石、何应钦密令时有所顾虑，便于新四军转移和布置各方面的分散。（《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480页）
这是国民党方面发出《皓电》后，项英接到中共中央领导有关新四军皖南部队渡江北移的第一个电报。但项英不紧不慢地致电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报告东南局、新四军军分会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大部队北移问题的讨论情况和意见。其实，这个电文是对10月12日毛泽东等人电文的迟迟回应：
一、北渡因只能去工作人员少数与少数部队易于转移，而且要相当时间。因沿江敌人握有较密之封锁据点，易于暴露而遭敌、友打击。
二、仅少数或一部部队留皖南，依敌、友情况与地形条件，很难坚持游击战，必然限于靠近狭小地区，除非好转，相安无事，否则易遭消灭，或突破后方能生存，这又在政治上不便。
三、少数或一部部队留皖南，即或一时相安，但地方工作、广大群众组织均无法完全保持，绝大部分必遭打击和摧残。
四、要坚持皖南阵地，必须有相当强的兵力才能保证，因此原有的力量不能减弱北移。
五、坚持目前情形，当以加强江北为主要，以求控制华中一带，要坚持皖南，确难二者兼得。为了便于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有极大作用。如现放弃，将来不易取得这一个强固的支点。
六、目前总的方针，应有明确的政策，以便于各方之准备。如必要坚保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如决定放弃皖南，则各方应积极准备，而不能形成顾此失彼等。应如何？请速示。
《新四军·文献》（2），第17页）
几天后，叶挺、项英又在电文中请示中共中央：
1.保持皖南阵地，根本不转移。
2.完全放弃皖南到皖北，这会引起与桂军的摩擦。
3.完全放弃皖南，移苏南。
在执行第2、第3方案时，地方党必遭受重大破坏。敌后地区仅一条线，无论大、小部队均无法留下，最后必然是完全放弃。欲留一部分，转移一部分亦不可能。以上望中央速电复方针。
（《新四军·文献》（2），第19页）
说是请示，其实还是希望中共中央提出皖南新四军不移动。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此的答复是：“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六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新四军·文献》（2），第21页）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对项英的请示给予了答复：“（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新四军·文献》（2），第22页）
五六年后，在解放战争中，面临蒋介石的大举进攻，毛泽东率部主动撤离谓之“革命圣地”的延安，那是何等的果断和豪迈！哪有如此多的犹豫？
苏北的陈毅和粟裕也苦口婆心地致电劝项英：“希夷去上饶，以求得移皖北为最好，次则移苏南，如留皖南极不利。在长江以北归我控制之下，将来南渡大举发展皖南是极便利的，可无多考虑。”（《新四军·文献》（2），第20页）
以后的事实证明，如果项英及早同意新四军北移计划，皖南部队9000将士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2、 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新四军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蒋介石对此却感到恐惧和嫉恨，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蒋介石开始把反共重心由华北移到华中，矛头直指新四军，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19日，也就是黄桥战役结束后的第9天，蒋介石指使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大肆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寇能往，我亦能往”的灵活游击战为“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诬蔑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为“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诬蔑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为“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诬蔑为生存和抗日而实施自卫性的反摩擦作战为“专事吞并友军”，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中规定的地区。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皓电》，实际上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檄文”。
要认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就需要了解《中央提示案》。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蒋介石深有感触地说：今后“加以武力制裁，颇多困难，应暂取慎重态度为宜”。
为此，蒋介石暂时放弃“武力制裁”的手段，而采用谈判方式以达到“溶共”“限共”“灭共”的目的。1940年6月，蒋介石派出何应钦、白崇禧，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展开谈判。
谈判开始，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六月提案”后，国民党也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七月提案”。但这两个提案差距太大，两党代表的谈判毫无结果。7月16日，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提交了一份“八月提案”，即所谓“中央提示案”，内容包括：
关于18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问题：
取消冀察战区，将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2战区。阎锡山仍任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朱德仍分任副司令长官；
18集团军全部，及新四军全部，应如数调赴朱副长官所负责之区域内（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并将新四军加入18集团军战斗序列，归朱副长官指挥；
18集团军及新四军须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之规定地区内：
18集团军及新四军调赴前条规定地区后，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信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
18集团军及新四军开赴前条之规定地区后，不得变更名义，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借抗日民众力量为掩护，秘密武装，在原地活动；
18集团军及新四军，在前条规定之地区内，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除军事委员会别有命令规定外，在其他各战区以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18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
关于18集团军及新四军编制问题：
18集团军，除编为3军6个师3个补充团外，再加2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师之编制为整理师，2旅4团制）。
新四军编为2个师（师之编制为整理师，2旅4团制）。
国民党的这个《中央提示案》，当然不能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
3、 令蒋介石高兴的国际形势
蒋介石抛出《中央提示案》，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逼到黄河以北，其首要目的是为了夺取富庶的华中，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赶到贫瘠的北方。正如陈诚所说：“蒋委员长看问题看得很远的，皖南离首都南京很近，如果现在不把它干了，等到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军队就威胁南京，后患无穷。现在抗战虽然还没有胜利，但是蒋委员长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做了抗战胜利后的准备。蒋委员长还在苏南、苏北布置了军事力量，要韩德勤在那里指挥。山东也作了布置……我们要懂得蒋委员长，就必须从他的这些做法当中来了解他，这才能增进认识蒋委员长的英明远见。他处理问题，总要先发制人的。皖南的事情，在没有发动以前，我们很担心，我们把共产党在皖南的军事力量估计过高，以为不容易把它打垮的，没有想到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陈里特：《陈诚谈皖南事变》，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第31页）
北方不仅贫瘠，而且那里很有可能变为将来中日战争的最前线。此时蒋介石急于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旧黄河以北，是因为日、蒋正在进行秘密谈判。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日本答应“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也就是日军退出山海关外。
狡诈的蒋介石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条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