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阅后，欣然提笔，在电文右上角批道：项已阅。请军长阅后，将此报内容，下达各团、教导总队及军直各部处。
叶挺终于看到了非常有限的中央来电，然而，他却非常失望。
中央复电已喻晓全军——军部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13、 北移部队兵力部署
按照新四军军部制订的“全部移苏南”的计划，1941年1月2日和3日夜，驻防铜陵、繁昌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第5团、新3团奉军部命令先后撤到泾县云岭附近。1月4日，新四军《抗敌报》发表社论《临别之言》和由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署名的《新四军为离开皖南进军敌后告皖南同胞书》。临行之前，叶挺、项英一再指示各部：这次转移，部分受“友军”袭击很难避免，各部务必提高警惕，谨慎处事，在对方犯我时，固然要进行自卫，但千万不可先向人家开枪。
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编为3个纵队在叶挺、项英率领下，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唱着告别皖南的歌曲，由云岭一带出发，踏上了北移的征程。
主要指挥员是：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秘书长李一氓。
参谋长张云逸和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当时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第1纵队由老1团、新l团组成，约3000人。傅秋涛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赵凌波（后被俘叛变）为副司令员，赵希仲（后被俘叛变）为参谋长，江渭清为政治部主任。他们由土塘到大康王地区集结，准备于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开进。
第2纵队由新3团、老3团组成，约2000人，周桂生任司令员，黄火星任政治委员，冯达飞任副司令员，谢忠良任参谋长，钟德胜任政治部主任。该部由北贡里到凤村附近集结，准备于1月5日晚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开进。
第3纵队由5团、军特务团组成，约2000人，张正坤任司令员，胡荣任政治委员，黄序周任参谋长，吴溪如任政治部主任。其以特务团为全军先行团，计划在1月4日夜到达铜山徐，并前出占领新岭、大麻岭等要点，佯出太平，以造成国民党顽固派的错觉，使他们以为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南进太平、黄山，以吸引第40师西顾，然后于5日晚向星潭开进；纵队司令部率5团进至茂林、章村地区，充任全军后卫。
新四军军部直属机关八大处、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约2000人，随第2纵队前进。同行的还有当时东南局的副书记饶漱石等。
新四军军部要求各部于5日拂晓前分别到达预定位置，迅速控制沿途各重要据点，然后向星潭、旌德进发。只要过了星潭、旌德，新四军就能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
14、 上官云相制订《进剿匪军计划》
就在新四军讨论行军路线之际，在国民党军第32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皖南宁国县万福村，上官云相也在召开军事会议，制订《进剿匪军计划》，并最后确定“进剿”部署如下：
方针：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先扫荡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全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指导要领：……驻皖南方面进剿队应于12月31日以前，秘密推至南陵、泾县、茂林村……之线，扼要构筑工事，确取联系，对匪区严密警戒，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并防其以各个击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先进击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
部署大要：
以25军军长张文清为右翼军指挥官，指挥第52、第108师展开于新四军驻地东侧的南陵、泾县、永济桥、章家渡之线，向戴家会、三里店、汀潭附近之新四军攻击，尔后向繁昌方面追剿。
以刘雨卿为左翼军指挥官，指挥第40、第144师和新7师第2旅展开于新四军驻地南侧和西侧的湾滩、茂林村、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向云岭、何家湾、沙土角附近之新四军进攻而占领之，尔后与右翼军协力向旧县、荻港、坝埂头江岸追剿。
同时还部署第79师于太平、石埭之间，第62师于榔桥、三溪之间，随时保持机动。
第二线部队第145、第146师须能随时立即出动，以便追剿与应援。
第2游击区部队第88军、忠义救国军、第63师、独立第33旅、挺进第2纵队、江苏保安第1纵队，继续担任郎溪至溧阳、泗安一线守备，肃清防区内匪军匪党，并适当控制机动部队，防止该方面匪军为策应其皖南方面作战，向我袭击或暴动，并于适当时机，扫清郎溪至竹簧桥、郎溪至孙家埠间匪军之兵站及秘密工作人员，截断匪军苏皖交通。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部署已经就绪，7个师10万左右的兵力构成了一个严密的袋形阵地，随时准备“进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他们还在新四军北移可能经过的各条路线上，部署了层层兵力准备堵截，皖北方向由李品仙负责布防，苏南方向由冷欣负责封锁。这时，新四军不管是否北移，不管何时北移，不管是走哪条路线，均将遭到“彻底肃清”。
15、 悲壮的史诗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我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以血与火的战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一首英勇悲壮的史诗。当时，叶超是军部的一个参谋人员，跟叶挺军长等领导同志经历了事变的全过程。下面便是叶超对皖南事变的经过所作的回忆：
……
1月4日晚上，皖南所有的部队分三路开始行动。1纵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到大康王附近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2纵队为中央纵队，由北贡里到达凤村附近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前进，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在2纵队后面行进，军部机关驻潘村；第3纵队为右路纵队，纵队部率5团到达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四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出占领樵山、大麻岭，佯攻太平。这样一个态势，目的是使敌人产生错觉，以为我们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
当晚，叶挺、项英等领导同志随同军部机关一起行动。跟随机关一起行动的，还有当时东南局的副书记饶漱石。部队行至青弋江边，各路纵队都准备通过章家渡的浮桥渡河。因连日下雨，河水猛涨，水位已升高一尺多，河床宽了，原来用美孚火油桶架的浮桥就短了，临时又在桥的两头接了一段，部队通过时，因为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中断，不能继续使用；部队只好在河中涉水而过，当时比较混乱，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第一天的行军很不顺当。从云岭到茂林只有40华里，但军部却在5日天明后才到达茂林以南的潘村驻地；各部队的掉队人员也很多，直到5日下午3时，才全部到达位置，且都非常疲劳，被迫休息了1天。
6日下午，军首长召集各纵队首长会议，决定以1纵队全部出球岭，2纵队出丕岭，军直属队（包括教导总队）随2纵队行进，3纵队（欠5团）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并决定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岭，正午前到达榔桥、星潭地区（旌德以北）。
由于部队的实际行动时间比原定开进的行动计划延迟了1天，这就给敌人增加了1天的准备时间，敌人对我军的合围计划更周密了，前进路上原来没有敌人，现在也有敌人封锁了，丕岭、球岭这些地方就是如此，这就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6日黄昏，我军各纵队按照计划行动，继续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途中遇到敌40师、52师的拦击，皖南事变的枪声就在这时打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开始时还是比较顺利的，各部队在7日拂晓前都攻下了各山岭。2纵队通过丕岭时，遭敌人一个连拦击，被我前卫部队击退。军部紧接着2纵队的后边行动，7日上午10时也通过了丕岭，在丕岭山脚下的几间茅屋里休息。这个时候，2纵队前面的部队向丕岭以东前进，已到星潭附近；星潭外围的几个高地为敌40师部从所控制，我前进受阻，打得很激烈。
前面在打，后面的部队就停下来了，军部也就停在丕岭的山脚下面。那时我是作战参谋，对前面打的情况不了解，就带一个通信员走二三公里到前面了解战况。我正在查问情况时，周子昆副参谋长也来了，随后叶挺军长也来了，他们都到前面来观察战况，我向首长们作了汇报。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按照通常的指挥方法，军长到哪里，哪里就是军的指挥所，马上就可以根据情况下达决心，实施指挥。但在当时有个特殊情况，因为项英同志的公开职务是副军长，实际是政治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实权由他掌握，叶挺军长在当时不好定下什么决心。所以周子昆副参谋长说是不是回去跟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看怎么个搞法？叶挺同志说声好吧，就回到丕岭山下那几间草棚子里，跟项英同志商量。
在这个时候各路纵队的展开情况怎样呢？1纵队电台不通，情况不明。据事后调查，他们通过球岭以后，已越过坑口的小河，后续部队被敌40师118团伏击，受了一些损失。3纵队特务团占领高岭后，向星潭前进，一路很顺利，沿途把一些阻击的敌人都击溃了，到午后两点多，离星潭还有15华里。2纵队占领丕岭以后，即向星潭猛追，受到星潭之敌的阻击。
守备星潭之敌40师，虽是国民党军队中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但据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获悉，人数并不多，仅仅是120团的2个营，当时只要我有一个营从右边抄袭一下，很快就可以拿下来。
叶挺军长的决心是要3团的一个营出击，另外再从后面调5团的一个营从侧面迂回一下，坚决把星潭打下来。但是项英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强调我们的部队向来不打硬仗，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拼恐怕不行。他怕攻不下星潭，我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就是在打星潭还是不打星潭这个问题上，决心定不下来，议了好久，没有结论。大家都很关心军首长的决心，司、政、后机关的不少干部都跑到军首长开会的这间草屋内来打听消息。
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个战术动作，不是一个战略的问题，战时情况瞬息万变，不允许拖延。我们参谋人员和作战科长李志高都拥护军长的意见，要坚决打出去。项英同志呢？老是犹豫不决，大约从下午3时讨论到夜间10时，还是举棋不定，也没有给部队下达任何指示。
叶挺同志实在无法忍耐了，有些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项英同志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并要5团控制高岭，准备出太平。
这样，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星潭会合的整个部署被打乱了，部队的士气也受到挫伤，指挥员们也议论纷纷。丕岭山下7个小时的会议，不仅丧失了时间，贻误了战机，而且下达了一个错误的决心，带来了不堪设想的后果。
7日夜，军部回到丕岭以西的里潭仓。
里潭仓是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子，只有几间东倒西歪的茅屋。从这里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西可出高坦达茂林，是山谷中必经的交通要道。我们军部到达里潭仓时，已是8日凌晨两三点钟了，决定在此宿营，实际是露营，除军首长以及作战和机要部门等住进几间茅屋外，其余人员都在山坡上的树林里休息。
1月8日，因起得晚，吃过早饭已近中午了，就向高岭前进。部队向南开动，大约行军两三小时，在岔道口错向濂岭走去。此时特务团已撤回濂岭，与敌79师正对峙中。正在全体向后转，改向高岭进发时，又获悉敌79师另一部正向高岭攻击前进，与我5团对峙中。不得已，军部又只好折回原地到里潭仓宿营。
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榔桥、星潭地区会合，没有能够实现。出高岭又为敌所阻。大部队如此辗转反复，时而向东南方向行动，时而向西北方向行动，在山谷中来回折腾，打乱了行军部署，部队十分疲劳。
部队正在里潭仓一带宿营，大约在夜间八九点钟的时候，得到一个情报，就是上官云相命令国民党部队紧缩包围圈，调144师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企图将我军消灭于这个山区。军首长立刻研究了一下，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抢先于敌，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仍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
到这个时候才下这个决心，但是为时已晚了。时间仓促、紧急，马上就决定走，这样就前卫变成后卫，后卫变成前卫，教导总队由后卫变成了前卫，前面就不是战斗部队了。各部出发时，周子昆副参谋长要我留在原地，组织后续战斗部队马上出发，并把他的一匹乘马留下给我，要我完成任务后，骑马赶上去。
军首长们走了，我就留下来组织后续部队，把3团的队伍赶快调上去。山区的路很窄，后面的部队要想超越前面的部队就很困难了。我带领后面的这些战斗部队向前面赶，路堵塞了，走不动，我就让沿途的机关部队靠一边让路，让战斗部队通过。当我赶到高坦的时候，天还在下雨，天时地利对我们都不利，大家都站在那里淋着。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同志也都站在那里淋雨。我下马以后，向他们汇报了战斗部队陆续上来的情况，说明现在通过的就是3团的部队。
这个时候，茂林方向的枪声很密。他们没有什么指示，也没有说到底怎么办。我问了周围的同志，得知叶挺军长在离此约100公尺的徐家祠堂（高坦村子里有两个祠堂，一是徐家，一是汪家，在高坦战斗中，叶挺军长是在徐家祠堂活动，不是汪家祠堂；徐家祠堂已在1964年倒塌，现在只有断壁残墙。）里休息，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我向参谋长提了个意见，建议军首长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我的意思是军长在那边祠堂里，是不是到那边一起研究一下。参谋长叫我去请军长来。这是他们不准备到叶军长那里去的意思。于是我就到了军长那里。军长在祠堂左边的厢屋里烤火，他的副官、警卫人员、侄儿等人，站在旁边。我去以后，向他汇报了情况，并说明项、袁、周在路边。
我也向他提了一个建议，是不是首长们在一块研究一下怎么办？我不敢说参谋长要军长去。军长很气愤地说：还有什么研究的，只有坚决地打出去。这明摆着是军长对丕岭山下定了的决策不满意。我再不敢讲什么了，更不敢讲参谋长请他去，就蹲下来一起烤火。沉默了好一阵，他不讲话，我也不敢讲话。我感到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说我出去查一下情况再向军长报告。
我回到项、袁、周原来站的地方，没见着他们，前后左右到处找，也没有找到。问了一些同志也都说没有见到。我只好又回到叶军长那个地方，把前面打的情况说了一下，同时也把未见项、袁、周的情况说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