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四军军部的屏障
★作战时间 1939年11月8日至23日
★作战地区 皖南繁昌县城
★双方作战目的
新四军 为保卫繁昌，反击日军对皖南的大“扫荡”。
日军 日军进攻长沙遭受惨败后，怕东线中国守军直接策应，进行战役反攻，并为了维护长江的交通和运输以及巩固其占领区的统治，采取以攻为守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发制人，“扫荡”皖南，夺取繁昌。
繁昌县地处皖南北部，北临长江，南望九华，东接长江金三角，西通中部腹地，素有“皖南门户”之称。因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新四军军部及后方基地的屏障。
1937年新四军军部成立之初，根据毛泽东有关“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指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机关在叶挺、项英、张云逸等人的领导下在武汉建立了。
关于新四军军部成立前后的概况，时任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副处长的汤光恢回忆道：
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南方8省14地区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商谈改编为新四军。党中央为加强新四军曾不断派八路军干部去新四军工作。我们是第一批由延安中央调往新四军工作的，大约有40人。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指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负责办理这项工作。
这批干部大部分是从“抗大”和“陕公”调出的，少数由军委直属机关调出。离开延安前，李富春同志曾召集团以上干部讲了一次话，除谈了形势与任务外，他说：现在南方已成立了新四军，军长是叶挺同志，副军长是项英同志。现在，大多数同志要以八路军名义公开集体走，个别同志带家属分开走，或化装走，王集成同志就是化装到闽西游击队去的。后来刘炎同志也是单独走的。
我们集体走的这一批有30多人，由李子芳同志负责管理旅途中的一切生活问题。1937年11月28日早晨由延安乘苏式卡车到宜君县城吃中饭，晚上赶到西安城北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住宿。由办事处负责办好去汉口的一切行动手续，以免沿途国民党宪警的检查。我们于12月20日离开西安，于12月23日到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住在原日本租界大石洋行。
在汉口大约住了12天。在这期间叶军长曾请了一次客。延安去的团以上干部都去了，中央在汉口的领导同志博古、叶剑英、董必武也出席了宴会，还有叶军长过去在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朱克靖、沈其震、黄序周等人。宴会上，叶军长讲话，对延安八路军的同志表示欢迎。
1938年1月4日离开汉口，5日晨抵九江，晚上坐火车于6日晨到达南昌牛行车站，下车后即在晨曦中走过横跨赣江的大木桥。这时已下了霜，寒气袭人。过桥后经过中正街（现为胜利路）住进了三眼井左侧巷第一号（原为张勋公馆）。
这座花园式的官僚房子很宽大很漂亮，全是木板的玻璃房，除两层楼房朝南外，北面还有一排木板平房。项英、周子昆等同志住在楼上办公，李子芳等同志住在楼下办公，战地服务团也住在楼下平房。当时，项英同志临时指定周子昆、赖传珠等同志负责搞军队编制和接洽各方游击队来人商谈整编等问题；李子芳、汤光恢、符确坚等同志负责搞接待安排各方分散个别人员来军部报到的问题；宋裕和、吴志立同志主要负责接洽军需筹备领取军费和行政管理等事宜。
我们都是在1月9日前后开始办公的。这时在南昌军部已有50多人。随后，项英同志又指派李子芳同志去闽东叶飞同志处联系到太平、岩寺集中整编事宜；杨家保同志到赣东北游击队去联络，催他们迅速到太平、岩寺集中整编。
我随项英同志坐一辆卧车首先到莲花县山区谭余保、刘培善同志处开会，研究迅速去岩寺集中整编和部队下山后根据地处理善后问题。为了迅速完成新四军整编任务，项英同志又由莲花经吉安到赣州大余等游击队根据地集合各游击队迅速北上到岩寺整编。这段时间来往在吉安办事处、赣州办事处，共花了近20天时间。
在快要离开南昌北上抗日前一星期左右，闽西游击部队负责人邓子恢同志来到南昌军部报到。中央军委已任命他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项英同志为邓副主任的到来召开了南昌军部全体人员参加的欢迎会。3月底，军部开始从南昌移驻岩寺正式进行整编。4月初，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上官云相、唐式尊等副司令长官到岩寺新四军各部队和军部进行正式点验。随后，各部队即开进敌后抗日前线，进行打击日军的游击战争，军部移驻云岭。（汤光恢：《新四军军部成立前后概况》，载《新四军与南昌》，华夏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92-193页）
2、 张云逸是叶挺的指引人
繁昌、铜陵、南陵等皖南地区，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为新四军第3支队的防区。第3支队司令员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下辖第5、第6团。
1936年12月张云逸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翌年5月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员。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同时兼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校长。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负责新四军军事工作，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张云逸和叶挺既是同乡，又是战友。可以说叶挺能够当上新四军军长，还是在张云逸的指引下，才得以实现的。
叶挺，这位北伐战争时的名将，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不但受到疏远和排挤，还遭受不公正的组织处分和批评，因此愤然出走，旅居海外已达10年之久了。他从报纸上得知中国抗战不利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按捺不住保卫祖国的赤诚之心，踏上了归国的征程。
1936年，叶挺在香港见到了由长征途中奉命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潘汉年。潘汉年告诉叶挺，中共已经开始转变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了，将过去推翻国民党政府改变为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潘汉年还邀请叶挺出山，利用其在国民党中的威信，为国共合作抗日做一些工作。这次会面是叶挺回来之后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叶挺对此念念不忘，逢人便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中共）有了联系了，不是孤家寡人了！”
此后，叶挺又在澳门遇到了张云逸，老战友会面分外高兴。在交谈当中，叶挺向张云逸表达了他的想法，抗日是他的夙愿，国共合作抗日，更是他的向往，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真正有力量。但叶挺又表示不愿意到国民党军队去工作，他不能适应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张云逸就向他建议，不妨到上海或广东的东江地区走一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那里会有可做的事情。
叶挺接受了张云逸的建议，回到了上海。1937年7月，叶挺在上海遇到前往庐山谈判的周恩来。
此时，周恩来正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在与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南京谈判后，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求他与彭德怀即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有关双方合作及八路军入晋问题，第二次南京谈判的重任就落到博古与叶剑英肩上。
9月中旬，博古、叶剑英首先就南方红军游击队干部选派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和部队侵入及破坏苏区。”而这正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蒋介石就是企图以此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收编。特别是在军长人选问题上，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蒋介石打算派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企图以此夺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权，削弱共产党在江南的实力。对于蒋介石的企图，中共中央看得十分清楚，坚决不同意国民党插入，并提出让叶剑英担任军长，但国民党方面又不同意。
要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人选是相当不易的。但这件事情，周恩来早就预料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干部人选问题，蒋介石希望派人来，中共方面绝对不会接受；而中共提名的人选，蒋介石也不会轻易接受。
因此，当在上海巧遇叶挺后，周恩来便对叶挺提到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情况，对叶挺的抗日愿望表示欢迎与慰勉，并以个人名义与叶挺商量，是否能由他出任军长一职。
周恩来的热诚激励，使叶挺受到很大鼓舞。他“明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于国内团结与抗战，尽自己的力量”，（叶挺：《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1940年10月12日）毅然表示接受这一使命。
于是，叶挺便找到了陈诚。叶挺与陈诚是袍泽之谊，当年在保定军校时是校友。出于抗日爱国的热情，陈诚答应出面向蒋介石保荐叶挺。叶挺找到了蒋介石，提出：“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改编之后的番号就叫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吧。”（[德]汉斯·希伯：《叶挺将军传》，《美亚评论》1941年第1期）
第四军，这个番号在叶挺心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北伐时期他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所向披靡，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铁军”，叶挺也成为北伐名将，现在叶挺希望“铁军”的精神能够在这支新的第四军中复活。蒋介石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在其中增加了“陆军”两个字。这样，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之后的番号即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叶挺的出现，让蒋介石着实松了一口气一这个合适的人选终于找到了。在蒋介石看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势在必行，他需要一支部队来协助自己牵制日军，但这个区域包括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若是在这里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岂不是养虎为患？而在其中插人一个国民党军将领，中共是坚决不同意的。蒋介石认为，叶挺已经脱离中共，不一定为中共所信任。如果由国民政府委任其为军长，叶挺就会将收编的部队带来转向国民政府，这样就可以削弱中共在南方的势力了。
1937年9月28日，国民党当局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就发布通报：
铨叙厅关于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等任命的通报
（1937年9月28日）
兹奉
委员长核定：……（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等因。除承办给委并分报外，相应通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印）
（《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蒋介石在催促中共中央就新四军军长人选作出决定，但中共中央对叶挺是否适合担任新四军军长仍未最后明确表态。
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南方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张云逸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叶挺须来延安，在确定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中共中央对此时的叶挺并不太了解，是因为叶挺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而“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中共中央不能把这些队伍轻易地交给还不了解的人。叶挺是否会完全同意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军事原则，是否愿意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是关系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能不能保持其独立性和中共的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毛泽东相当慎重地同周恩来联系，并查询“恩来与叶挺究竟谈了些什么”。
毛泽东还多次打电报给秦邦宪和叶剑英，说：“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对叶挺的任命问题，毛泽东还请“叶挺来延安商谈”之后“再行决定”。
叶挺知道，当时的情况很复杂，中共中央应该慎重处理。当时，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都在南京，叶挺对他们说，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关于新四军军长问题，叶挺表示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央负责人当面商谈，如果中共中央不赞成，他可以辞职。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叶挺，专门为叶挺设宴接风。
那些天，毛泽东尽管十分繁忙，还是抽出时间陪同叶挺到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等地参观。叶挺看到，延安尽管没有广州、上海那样喧闹的市区，却呈现出革命圣地特有的那种战斗朝气。身临此境，叶挺感到格外亲切、舒畅。
一天，毛泽东和叶挺谈到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毛泽东说：“叶挺同志，中央经过全面考虑，新四军的编制可以争取为两个师4个旅8个团。”毛泽东还提出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人选方案，即：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参谋长。两个师的主要领导人人选是：第1师师长为陈毅，副师长为张云逸；第2师师长为张鼎丞，副师长为谭震林。
叶挺听得很仔细，说：“这个方案好。”叶挺还希望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到新四军工作。
毛泽东希望叶挺按照这个设想去做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叶挺说：“我一定尽力去做。”
这次交谈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礼堂主持干部大会，欢迎叶挺。会上，正式宣布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很兴奋，他在欢迎大会上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从延安回来后，叶挺就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筹建新四军的工作中。12月份，叶挺就新四军的改编问题，在武汉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磋商，并多次致电毛泽东。
叶挺回到武汉，在中街89号八路军办事处相隔几条街的太和街26号挂起了“新四军筹备处”的招牌，并立即对外开始“营业”。（摘自施士明著：《未授衔的元帅叶挺》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有所删节）
3、 蒋介石拒发枪支棉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