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后，叶挺接到了报告：项英等人擅离部队，去向不明。
“逃兵！可耻的逃兵！”压抑了多年的愤懑如火山爆发，叶挺脸色铁青，嘴角在抽动，全身在颤抖。
叶挺用手杖支撑着自己、支撑着那颗支离破碎的心，没想到，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化身竟然……不！这不是共产党员。叶挺突然意识到，此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怎样。
他集合起教导总队和军直机关人员，以坚定的口吻说道：“当前形势万分危急，敌7个整师正向我们扑来。同志们，献身的时刻到了。关键时刻，绝不当逃兵！如果我叶挺后退半步，你们可以随时打死我！”
“绝不当逃兵！绝不当逃兵！”群情激奋，士气大振，口号声压倒了狂风，压倒了骤雨。
口号声中，教导总队迅速增援新3团，向高坦阵地奔去……
1月10日，项英躺在荒野上，望着灰浑的天际。远处零星的枪声时隐时现。自8日深夜离开军部后，由于夜色苍茫，道路不熟，他们只在两个小山头转来转去，没有突出包围。现在，他也弄不清到底在什么地方。周子昆和袁国平背靠背地坐在一起，各自想着心事。
远处，一哨人马急奔过来。警卫员大叫一声“有情况！”拔出手枪，引导项英等人躲在一座土丘后面。
奔来的，是刚从高岭撤下来的5团残部，为首的是团长徐锦树。徐团长见到项英等人，不禁一阵惊喜：“项副军长，你们怎么在这儿？难道军部已经……”
项英一阵慌乱，竟不知说什么好。袁国平抢过话头含糊地说道：“夜间突围时与军部失去了联系，我们正在寻找军部。”
徐团长疑惑地望着他们，喃喃地说：“我们也在找军部，我们一起找吧。”
项英迟疑片刻，然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项英低着头，跟着徐团长一行回到了军部。叶挺得知这一消息，怒火难平，大声说道：“可耻的逃兵，我不想再见到他们！”
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羞愧至极，遂电告中共中央：
今已归队……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部队穿插绕小道而出……至9日即感觉不对……今日闻5团在附近，及赶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听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在饶漱石的反复劝说下，叶挺还是给了项英等人面子。项英见到叶挺后说：“军长，在危急关头，我本是不能离开部队的。这是我的错误，我已向中央报告，请求处分，听候处理。”在得知中原局1月9日关于要叶、饶挽救危局的指示后，他表示：“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们负责指挥吧。”
项英意识到，他是归来的逃兵，权力再不属于他。以后将无人来请示他，往日的威风已不复存在。他叹了口气，垂下了头：“一场噩梦。”
17、 北移过程中的几个严重错误
皖南事变的发生实际上是早有预谋的，但皖南新四军的惨败却是因为走了一条错误的北移路线，和军事指挥员项英错误的指挥所造成的。那么北移过程中军事指挥上到底有哪几个错误呢？对此，皖南新四军研究工作者童志强撰文作了详细阐述，现摘录如下：
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皖南部队组成第一、第二、第三3个纵队总共9000多人，由泾县土塘、云岭、北贡里分3路向南开动，分别向大康王、茂林、铜山前进。
皖南新四军南走茂林的本意是“声东击西”，对在南面布防围堵之国民党军队佯作威胁，使对方误以为我军南下而将其主力吸引过来，然后我军再向东折向旌德、宁国去苏南。既如此，只需分兵一部向南佯攻即可。然而，当时皖南新四军9000多人中主力仅有6个团，却被3个纵队平均分配兵力。皖南地区山高岭峻，3路纵队齐头并进，各自进入3条山冲分头南下，中间被高山阻隔，军部机关随第二纵队前进，手中又没有预备队和突击力量，一旦有变，不能互相支援，只得陷入被敌人重兵分割围歼、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皖南事变中，第1纵队就是被敌人重兵围困于球岭而与兄弟纵队失去联络，被敌击破。分兵南进，这是皖南新四军北移过程中军事指挥上的第一个错误。
1月4日夜3路纵队择路南下。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章家渡浮桥中断，部队河中徒涉，直至5日下午3时方全部到达茂林等各自指定位置。
兵法云：兵贵神速。由于前进方向系国民党军队防地，部队只有尽快通过才能避免被围。为此，毛泽东、朱德曾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可是，全军从5日下午到达原定位置后，在已经发现前有顽军拦击的情况下，并没有继续移动，而是宣布在原地休息1天。结果使从溧阳、宜兴方面调来的顽军第40师和从浙东诸暨方面调来的顽军第79师增加了1天的时间完成对我之合围。这是皖南新四军北移过程中军事指挥上的第二个错误。
6日下午，项英召集各纵队负责人会议，决定6日黄昏部队继续行动，1纵出球岭，2纵和军直出丕岭，3纵（欠5团）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7日拂晓通过各岭，正午前3个纵队务必于榔桥、星潭地区会合。到7日中午，3路纵队各自胜利地击退了顽军的拦击。1纵通过了球岭；2纵出丕岭，所属前卫团（新3团）抵达星潭外围，遭到顽军40师120团的阻击；3纵也占领了高岭，向星潭进发。
当时的态势是：国民党顽军蓄意布成袋形攻势，企图一举围歼皖南新四军。因此当军部随第2纵队从云岭南下后，云岭即被顽军控制；部队甫离茂林，即被顽144师进占。新四军退路已断，彼时唯一出路只有迅速打开星潭，撕破顽军的合围圈，皖南危局尚有转圜之一线希望。但是，就在要不要打星潭的问题上，军部领导发生了分歧。据军部作战科副科长叶超回忆：“叶挺军长的决心是要3团的一个营出击，另外再从后面调5团的一个营从侧面迂回一下，坚决把星潭打下来。但是项英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强调我们的部队向来不打硬仗，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拼恐怕不行。他怕攻不下星潭，我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叶超：《悲壮的史诗——回忆皖南事变的经过》，载《皖南事变回忆录》。）
项英在这个关键时刻优柔寡断，在要不要打星潭这个问题上，军部领导在丕岭到星潭之间的百户坑召开会议，从7日下午3时起整整讨论了7个小时，一直开到夜间10时。由于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包办到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陈毅：《华中工作总结报告（1938～1943）》），最后武断否定了叶挺的正确意见，决定不打星潭，部队掉头后撤到丕岭以西，改道由高岭出太平。而实际上2纵新3团第1营已经打进了星潭，据当时的新3团政治处主任阙中一的回忆（阙中一：《浴血奋战——新二支队新三团作战经过》，载《皖南事变回忆录》。）和新3团第1营副营长（政治委员）张玉辉的回忆（张玉辉：《血写的一页——新二支队新3团1营突围始末》，载《皖南事变回忆录》。）都证实了这点。但在7日夜里的军部会议上由项英拍板，决定全军从星潭折回，改向高岭方向突围到太平，由太平上黄山再待机北渡。结果因部队秩序混乱，直至8日上午10时方撤离丕岭。8日下午继续行动，准备突击高岭。这时又因向导带错路，误走濂岭；高岭方面，我5团与顽79师发生激战，久攻不克。8日黄昏，军部才下决心改道由茂林原路退回，改从铜、繁突围北渡，然这时下决心为时已晚。顽144师占领茂林后，向高坦方向猛攻，使我军腹背受敌，陷入顽军的全面包围。9日晨，军长叶挺亲临阵地指挥，将144师击退，部队进入高坦，当晚，叶挺率部绕过东流山，全军转入横直五六里之石井坑中。
在突围过程中，项英拒绝军长叶挺的正确意见，优柔寡断，放弃星潭，功亏一篑；朝令夕改，一日数惊，以致丧失时间，贻误战机，从而挫伤了部队的士气。这是皖南新四军北移过程中军事指挥上的第三个错误。
正当部队转回高坦时，项英既未向中央请示，又没有通知军长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错误地下了一道“带官不带兵，分散打游击”（陈子谷：《皖南事变前后》第35页。）的命令，然后，项英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率少数警卫人员于9日凌晨脱离部队，不告而别。叶挺、饶漱石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电告中原局和党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除立即复电叶、饶，要其“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外，并立即向党中央陈述看法：“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中共中央接到叶、饶和中原局的电报后，于1月11日给叶、饶发来一电：“希夷（叶挺）、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月12日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二电。
在部队陷入重围的紧要关头，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项英不仅未能在突然事变面前镇定地采取果断的应变措施，相反却一度放弃领导责任，背着军部私自离队，使皖南全党全军顿失重心。这不能不说是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过程中所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
由于上述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致使皖南新四军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18、 石井坑血战
皖南事变发生后3天，中共中央才得到确实消息。
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心，他们曾多次急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进行最严重的交涉，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即日撤围。
周恩来获悉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陷入重围消息后，连日通宵达旦工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向蒋介石等人交涉，要求立即撤围。此时此刻，蒋介石已把被包围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看做是“囊中之物”，岂肯纵龙归海，对来自中共的交涉、抗议，表面上“答应”下令撤围，背地里却督促顾祝同加紧围攻，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10日，顽军对石井坑进行了局部性进攻，被击退。顽军第一线部队第40、第52、第79、第108、第144师已对石井坑形成重重合围，控制了要点，企图把新四军压制在石井坑狭窄区域内加以歼灭。
11日上午，新四军军部召开会议，检查受挫原因，研究行动方案，决定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钳制多数，控制一个团以上兵力，选择顽军弱点给以打击，再视情况决定第二步行动。不料，当日顽军就发动全面进攻，战斗十分激烈，一些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至晚，第40师攻占了石井坑东南面东流山最高峰，军部及所属部队处于顽军炮火威胁之下，情况十分危急。叶挺一面电报中共中央：突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守一拼，惟士气尚高”（《新四军·文献》（2），第110页）；一面命令教导总队夺回东流山最高峰。教导总队各指挥员身先士卒，奋勇向前。一次冲锋，一批伤亡。经过浴血奋战，夺回了最高峰。
12日，中共中央致电叶挺、饶漱石：“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并指示：“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新四军·文献》（2），第112页，第113页）
12日下午，顽军第40师由东南、第52师由东、第108师由东北、第144师由北、第79师由西，实施向心总攻击，凭着火力、兵力优势，反复冲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面对数倍于己的顽军，毫无惧色，前仆后继，英勇反击。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掷光了，就用石头砸，用刺刀和枪托拼，不仅刺刀见了红，枪托也染上了脑浆。有的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冲进顽军群里，与顽军同归于尽。有的孤身冲进敌阵，夺过枪弹击毙顽军。有的紧紧抱着顽军，滚落山崖。广大指战员宁死不屈，浴血奋战，打退顽军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整个石井坑四周枪声密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山坡上遍布着血肉模糊的尸体。
石井坑终于失守了。
叶挺指挥部队边打边撤，退到了狮形山，并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上，叶挺决定立即分散突围。叶挺、饶漱石等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为一路。其他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江北无为。
最后，叶挺望着跟随自己几年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坚定而又不无悲伤地说道：“同志们，只要突出去就是胜利！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祝同志们突围胜利！”
夜间零点。新、老3团十几个号兵以吹开饭号为突围信号，发出了分散突围的命令。
历史记住了这个时刻，被围困的皖南新四军，冒着枪林弹雨，开始了最后的突围……
19、 叶挺下山谈判被囚
叶挺部署全军分散突围后，才率领军部撤离石井坑，翻过火云尖，到达大康王。但由于坑口被顽军第108师封锁，军部受阻于西坑。
13日下午，上官云相为了剿灭新四军，时刻以鸦片提神，向所部发出了进行第三次总攻的命令。叶挺一行被迫上了海拔882米的承流峰山脉。
这时，饶漱石建议叶挺出面同顽军谈判，以挽救危局。
“叶军长，”饶漱石走了过来“你是否可以到3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
叶挺注视着远方，缓缓地说道：“我现在是败军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谈判的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这是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
饶漱石望了一眼疲惫的士兵，转过身来说道；“不是你自己要去，是党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现存的同志中，比如李一氓、钱俊瑞、余立金、张元寿、王聿先等同志，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证明是党派你去的。”
党，在叶挺心目中的形象是圣洁的。但叶挺也看到了一个个党的败类。他在犹豫，犹豫中想起了党中央的来电中曾有“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的指示，于是果断地说：“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
于是，叶挺派人带着他的名片下山去找108师联系。
傍晚，山下来了约一排人，为首的打着白旗，自称是108师副官处主任，一边走一边喊：“我是108师的，是奉师长之命请叶军长下山谈判的。”
52师的巡逻队也上来说：“我们是奉52师师长之命请军长下山谈判的。”
叶挺的耳边回荡着上官云相的声音：活捉叶挺，赏金10万……活捉叶挺，赏金10万。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
苍茫的暮色中，叶挺带着一行12人向山下缓缓走去……
1月14日夜晚，叶挺一行来到108师师部，该师设丰盛晚宴接待，并没进行任何谈判。15日，叶挺被送到国民党嫡系52师。16日，52师用卡车将叶挺一行送到宁国上官云相指挥部。17日晨，叶挺乘上军用吉普车，在其他4台车的监护下，向顾祝同官邸驶来。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军用吉普车停在了顾祝同官邸前。车门开处，叶挺缓缓地走了下来。
顾祝同满脸笑容迎了上去，连连说道：“希夷吃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