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一到华中，归刘少奇、陈毅指挥，就与两人“干了一仗”。那是在黄桥战役后，指挥部决定借胜利的东风，一鼓作气打下曹甸，消灭韩德勤。黄克诚不赞同，认为和国民党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现在打韩德勤不合时宜，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结果，那一仗没有打好，事后还说是由于他的保守造成的，一度撤了他司令员的职务，只保留政治委员的职务。
这一次，在“保卫盐城”的问题上，黄克诚又放了一炮。
刘少奇见黄克诚提出了不同意见，便说：“克诚同志，谈谈你的意见。”
黄克诚直率地说：“我从八路军里来，参加过华北的反‘扫荡’。基于华北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不宜对日军搞正面阻击，‘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
他推推自己的眼镜，接着解释说：我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保存部队实力，第二才是保卫根据地。根据地丢了，以后可以夺回来，而部队损失了，短期内难以复生。所以，“我建议华中局与军部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农村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至于部队，则应实行分散游击，待机反击。”
黄克诚的意见立即引起众人的反对，有的说根据地是千辛万苦打下来的，怎能不打就让给日本鬼子？有的说华北是华北，华中是华中，华北的经验能搬到华中吗？部队走了，根据地的地方干部和群众怎么办？
刘少奇也是赞同“保卫盐城”的，见黄克诚与大家意见不一，而他又是主力3师的师长，于是就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刘少奇解释说，要从政治的高度看待这次战斗，看到它的政治意义。军部的分路阻击作战计划，也是合乎1师和3师具体情况的，因为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有广大后方作依托，有广大民兵的协助，我们得人心就能得天下、守天下。
刘少奇耐心地说了半天，黄克诚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那是美好愿望，盐城是肯定守不住的。”
陈毅又劝说黄克诚，但黄克诚还是坚持己见，说着说着，两人争执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终于，陈毅急了，站起来，指着黄克诚说：“在新四军里，除了饶漱石敢顶撞我，就是你黄克诚了，可你是我的部下！”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黄克诚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还是建议取消这个方案，放弃盐城。”
没有时间再争执了，陈毅以军长身份下了命令：“军部决定，你率3师与1师共同保卫盐城。必须全力保卫，否则按军纪处置。”
“我3师坚决执行军部命令！3师在阵地在！”黄克诚挺身站起，高声表示道，“但是，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4、 黄克诚建议转移军部
正如黄克诚所预料的那样，敌强我弱，分兵阻击，新四军伤亡很大，形势很不乐观。
黄克诚的第3师是刚从华北南下的八路军部队，一路转战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现在又遇上一场恶战。部队打得非常顽强，但损失也很大。仅仅1天，光倒在敌人炮火之下的就有数百人。
黄克诚忧心如焚。个人生死事小，部队损失了，军部损失了事大啊！他一面指挥作战，一面继续思考作战会议上的争论，认为不能再这样作无谓地牺牲了，军部必须尽快转移，撤离盐城。于是，他把自己的意见直接报告给了远在延安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并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和军部领导的分歧。
收到黄克诚的来电，得知新四军领导层出现了争论，毛泽东立即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部，询问情况。
此时敌人的攻势更加猛烈，反“扫荡”作战的前景很不乐观。
大家开始认识到，如果这样硬拼下去，部队主力会拼光的，盐城还是保不住。因此，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刘少奇复电毛泽东，报告了军部的争执和当前的情况，表示军部已在重新考虑黄克诚的意见。
随后，军部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战况，决定采纳黄克诚的意见，放弃盐城，以避免主力决战，仅以游击消耗、疲惫来敌，创造条件进行反击。并作出如下部署：
以第3师第7旅位于建阳湖垛和秦南仓之线，打击由射阳、兴化方向来犯之敌；
以第8旅位于东沟、益林和盐城以北地区，钳制陈家洋南下之敌；
以第1师第2旅位于盐城以南地区，阻击由东台北犯之敌；
以第1师主力在苏中地区钳制当面之敌，适时发动攻势，配合盐阜地区反“扫荡”；
同时，在苏中、盐阜地区向人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组织群众破坏道路，坚壁清野。陈毅最初是坚决主张“保卫盐城”的，现在他的弯子转得很快：“我同意克诚的意见。华中局、军部和主力部队立即撤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给鬼子留一座空城。”
刘少奇作为华中局书记、军政委，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比较多，提出：盐城是军部所在地，城里一枪不打就走，会不会影响军心民心？是不是打上几天再撤？
陈毅一旦转弯就不再拖泥带水，当机立断：现在就撤，大家赶快回去准备。
于是，7月10日，华中局和军部开始撤离盐城，向建阳县的北左庄转移。
5、 白求恩式的大夫
对撤离工作，刘少奇、陈毅作了周密的布置。当时，洪学智担任抗大第5分校副校长、盐城卫戍司令。撤离前，刘少奇、陈毅把他找来，交给他一部电台，让他带领卫生部、财经委员会和抗大分校的6000多人，向盐东县盘湾、龙王庙一带疏散，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联络。
对一些国际友人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安危，刘少奇、陈毅也极为关心。他们把曾设计了新四军臂章的美术教授许幸之，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接来，让他随军部一起行动。他们还亲自安排用汽艇将德国记者希伯、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等人先行转移出去。
罗生特是奥地利著名的泌尿科、妇产科医生，今年春天刚从上海来到苏北。当时刘少奇、陈毅亲自接见了他，并主持召开欢迎会。陈毅发表讲话，对罗生特遭到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迫害表示慰问，对他在狱中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表示钦佩，对他前来参加新四军、为抗日军民服务表示热烈的欢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罗生特，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民众抗议运动。为此，罗生特遭到了逮捕，被关押在德国的布痕瓦特集中营。备受法西斯暴徒的凌辱和摧残，满口牙被打掉、肾脏被打伤而尿血、肋骨亦被打断。但他毫不屈服，坚持秘密斗争，并以自己精湛的医术为难友医伤治病。后来纳粹分子找不出罗生特的共产党员的证据，就将他释放并勒令出境终身不得回国。
1938年冬，在纳粹分子的严密监视下，罗生特和难友威廉·戴克一起乘轮船离开了祖国，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的大商埠上海。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对罗生特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亲眼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法西斯暴行，就想到自己祖国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下遭受着同样的苦难。从而激起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同情。他深刻感受到自己是与中国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他渴望更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以能帮助中国人民。
罗生特在上海法租界定居了下来。为了生计，他开设了一个小诊所。由于医术高明，赢得了无数病家登门求医。但他对于来诊的穷苦平民则以免费或收极微的医药费待之。
在上海居住的3年过程中，他结识一位居住在上海而经常出入解放区的德国共产党员、国际新闻记者希伯和他的夫人涂鲁德。罗生特在和希伯的交往中逐渐了解到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游击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情况；在敌后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唤起民众奋起抗日，组织人民生产自救、实行民主、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等情况。抗日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深深吸引着罗生特，他决心要到抗日根据地去，到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1年的初春，罗生特经希伯介绍认识了新四军派往上海的吴之理同志。吴在和罗生特的接触中，了解了罗的经历和医学技术状况，即向当时在上海的新四军卫生处长沈其震作了汇报。随后沈处长直接向罗生特详细介绍了敌后根据地及新四军的概况。罗生特听后十分高兴。这正是自己久已向往的去处。当即向沈处长表示，要求去参加新四军。后在新四军秘密驻上海办事处的周密安排下，让罗生特扮作德国传教士，携带了部分医药器械，随沈其震处长巧妙地通过了日寇的封锁线，顺利地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和刘少奇政委亲切热情地接见了罗生特。他们紧紧握手，俨然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陈代军长真诚地对罗生特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军将士热烈欢迎罗先生！为抗击日寇，搞好本军医务工作，深望罗先生贡献才华。”罗生特激动地对陈军长和刘政委说：“在上海欣闻陈军长大名，今日能和陈军长、刘政委见面，今后和新四军的同志在一起，我感到很荣幸。”
第二天，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旧庙前，为罗生特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陈代军长、刘政委和罗生特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并合影留念。罗生特以后多次谈到这次隆重热烈的场面，表示他将永世不忘。
在盐城，罗生特亲眼看到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抗日民主运动和生机勃勃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经济建设，一幅欣欣向荣的新景象，深深地吸引了他，兴奋地说：“一个新的盐城正在兴起。”
陈毅代军长根据罗生特的意愿，将他安排在新四军卫生部直属医院工作。卫生部崔义田副部长根据陈代军长的指示，想方设法为罗生特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当时由于原军部卫生部机构在皖南事变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摧残，医务人员极为缺乏。罗生特向陈毅代军长提出开办一所卫生学校的建议。陈代军长十分赞同。不久华中卫生学校开学了。罗生特定期到学校讲课，认真传授医学科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在他和卫生部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在短期内培养了一批学员充实到各战斗部队，为广大指战员服务。
罗生特对待工作极端热忱，责任心很强，无论是查房看病、做手术都是一丝不苟地为伤病员着想，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阶级感情极其深厚。他工作不限于为苏北地区的军民服务，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他经常奔走于新四军驻华中的各部之间。
当时军部和3师部队驻在盐阜地区；4师部队驻在淮海地区；2师部队驻在淮南地区。各部都处在被敌人分隔的状态。从军部到各师部队去都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交通非常不便，也很不安全。但罗生特始终怀着一颗为新四军指战员和伤病员服务的诚心，不论是在炎夏的酷暑还是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冬，只要有任务，他顾不得自己不会骑马，患有夜盲症和曾受过伤的身体，就立即带上药品器械和翻译、警卫员，不分昼夜地越沟涉水，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各部队之间，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罗生特曾两次到淮南2师，在卫生部宫乃泉部长的亲切关照陪同下，天天参加直属医院的查房、门诊、做手术，并为当时正在开办的医学高级研究班和卫训班作学术报告和专题讲座。以后军部迁到淮南地区，军卫生部和2师卫生部同住大柳郢。这时，崔义田部长、齐仲桓、吴之理、章央芬等几位领导和宫乃泉、罗生特都会聚在一起。他们每天都到医院查房看病人、做手术，给高级研究班讲课，为《医务生活》杂志写文章。罗生特特别高兴，他说：“我好像生活在医学院里一样，每天查房看病、开刀、讲课作报告，这太有意思了。”
在当时，这几位医学家的相聚，形成了一股很强的技术力量，为解决医疗疑难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1942年夏天，从山东115师转送来一位患有严重黄疸的后勤部政委。由于诊断上的困难，病情不断加重，病人已是极度虚弱，表情十分痛苦，全身黄染。经这几位大医学家的会诊，确认为胆结石、胆道阻塞症。决定马上手术。在当时的医疗设备条件下，做这样大的手术，没有专门的手术器械，困难和手术的危险性都是很大的，但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罗生特决定主刀，宫、崔、吴一齐上，刘球在台上递器械，我上麻醉，管输液。
经过紧张的手术，摘除了胆囊，清理了胆道，取出了200多克结石。手术后病人曾一度出现危象，在罗生特和宫乃泉的认真严密观察处理下，终于渡过术后的难关。经过一段时间精心医治，病人康复回到了山东115师。
罗生特同志的忘我工作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全体军民的崇敬与爱戴，大家都亲昵地称他为“新四军里的白求恩大夫”，俗称他为罗大夫。
敌后的环境是非常艰苦的。日寇对根据地进行残酷频繁的“扫荡”、“清乡”，国民党顽固派不断骚扰和摩擦。根据地的物质条件非常差，这对罗生特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新四军首长和卫生部的领导对罗生特的健康和生活非常关心，千方百计地设法改善他的生活条件。为照顾他好吸烟的习惯，给他增加了几元钱的津贴费。
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优待，罗生特也总要婉言谢绝的。他总说：“我到新四军来是为了消灭法西斯，不是为了享受的。”他始终坚持和新四军指战员共同生活。在行军途中，他总是将自己的乘马让给病号或体弱的同志骑。发给他的一点点津贴费，他也省下来给重伤病员买营养品。
由于他工作的劳累、生活的艰苦，他那魁梧的身躯慢慢地消瘦了，但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却依然显得明亮有神。罗生特深情地说：“在新四军这支神圣而伟大的军队中工作，为广大军民服务，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经过几年敌后斗争的考验，1943年春，党组织根据罗生特同志的申请和实际表现，经陈毅、钱俊瑞同志的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特别党员。
罗生特在新四军工作期间，与陈毅军长结下了深厚而诚挚的友情。他们在一起谈论新四军的斗争史、谈抗日战争的形势与前途、谈欧洲的革命、谈当前的世界局势、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陈毅军长对时局的精辟的分析，使罗生特深受教育。他常对人说：“陈毅军长是我最尊敬的好老师。”陈军长曾赠送罗生特一支比利时造的马牌手枪，这支枪是1901年制造的，正与陈军长的出生年代巧合，罗生特对此礼物特别珍爱。
罗生特在与新四军将士朝夕相处、共同战斗中，深刻理解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及它领导的军队。他常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新四军这样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密切联系群众、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军队。”他曾打算写一本关于介绍新四军的书，把新四军的一切告知世人，并将此想法报告了陈军长，并肯求他指教。陈毅军长写信给罗生特说：“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时深入敌后参加了新四军工作。新四军艰苦斗争的情况，你亲眼所见，亲身所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证明人。……你计划写一本书，我渴望你的著作出版。我感谢你对新四军的帮助，更愿以同志的身份帮助你完成这本有意义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