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四军西进河南
★作战时间 1944年8月15日至12月初
★作战地区 徐州西南之萧县、永城地区
★双方作战目的
新四军 新四军第4师主力及第3师第7旅共7个主力团及地方独立旅、团等，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由苏北、淮北西进徐州西南之萧县、永城地区，以恢复被国民党军占领的根据地，打通与华北八路军的战略联系。
国民党顽军 新四军西进各部队到达萧县、永城地区后，国民党顽军开始了对西进部队的四面围攻，企图四面合击新四军4师等部于萧县、永城地区。
1944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茨指挥第12集团军共14.8万余人，在第11、第13集团军各一部配合下，以攻占平汉铁路（北京——汉口）南段为目标，向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而驻河南的国民党军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的40万大军不战而溃，致使日军6万人马强渡黄河，沿平汉线南下，连克许昌、驻马店、确山、信阳等要点。仅月余时间，国民党军就丢掉了38座县城，整个河南处于日军铁蹄之下，创下了中国抗战史上又一可耻的纪录。
正在淮北鏖战的新四军第4师指战员心急如焚！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在1941年路西反顽失利后撤回路东的，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等着他们去解救；3年前的失利，仍是压在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4月25日、5月8日，师长彭雪枫和政治委员邓子恢、参谋长张震连续两次向新四军军部汇报豫湘桂战役情况，并建议：“目前条件，对我颇为有利，开展路西条件已成熟。”“是我们恢复原4师基地永涡地区及开辟汜西地区的良机。”（《新四军大事记》，第304、305页）
5月1日，豫鄂边区的李先念也发出了致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军电，呼吁“团结抗日，抢救中原”，指出：为抢救中原，望一切抗战友军立即消除成见，加强团结，协力粉碎敌寇之进攻。李先念还说明，过去新四军第5师一贯本此精神，不断向豫鄂边区周围各友军部队提出如上建议，并做出种种努力。可惜此种赤诚，未能为多数友军所体谅，未获其应有之实效。因此，特再次竭诚呼吁，愿最高当局及各部友军贤明将士，坚持民族复兴之大业，顾惜7年抗战之成就，同声倡导，开诚相与，使精诚团结见于事实，抢救中原践之于行动。新四军第5师矢志不懈，为实现此目的而竭诚努力，并愿在友军放弃摩擦之方针下，坚决以全力配合，绝不争夺任何防地。（《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1页）
但中共中央认为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时机还没有成熟，“目前我们在各方面应避免刺激国民党，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绝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和国民党方面的摩擦，妨碍大局”。（《新四军·文献》（4），第301页）
到了6月，中原抗战形势的发展趋势逐渐清晰。
中共中央遂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并作出部署：一是由冀鲁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太岳区抽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第5师抽7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令新四军第4师西进豫皖苏地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是由华中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三是由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南发展，琼崖纵队力争占领海南全岛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四是由八路军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
6月23日，刘少奇和陈毅从延安致电李先念和彭雪枫，要求部队做好向河南方向发展的准备：“5师今后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但在目前，由于敌寇尚未大举进攻5战区和平汉路尚未修复，故5师方面只宜以相机姿势作各种发展的准备，4师之一部，越过津浦路，可西进至涡、蒙、阜等地，相机处理，亦暂不宜向豫境急进。总之，发展河南的斗争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新四军·文献》（4），第303页）
新四军吸取上次进军路西失利的教训，这次进军河南一开始就比较小心谨慎。
6月中、下旬，华中局在淮南黄花塘召开各师首长参加的打通思想会议，准备进军河南。会前，彭雪枫信告妻子林颖说：“1944年的夏季，是空前热闹的季节，整个地球上到处充满着炮火，新的世界行将不远了！”“国际国内形势空前的有利，实在给人以最大的鼓舞，中国革命二十余年，应该苦尽甘来了。也正因为此，同样给我精神上以莫大的安慰！”（《彭雪枫家书》，第115页）
7月10日晚，新四军军部讨论如何执行中共中央对河南战役方针的指示；次日，即令第4师积极做好战斗准备，并把西进河南敌后的方案上报延安的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
受领任务后，4师师长彭雪枫和政治委员邓子恢立刻提前离会，飞马奔回泗县大王庄师部，进行战前准备。
7月13日，彭雪枫主持召开了第4师和淮北区党委扩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关于西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向河南发展的指示，研究西进的具体计划和各项准备工作。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越过津浦路西进，占领国民党丢失的涡阳、蒙城等地，恢复豫皖苏根据地！”彭雪枫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地说，这口气他已经憋了3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和彭雪枫一样，将领们听说反攻路西，谁不激动？那一仗，4师损失了四五千官兵，大家都是含着热泪撤到路东的，3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反攻路西、恢复根据地。
会议很快研究决定，师长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吴芝圃率领第11旅31、32团，第9旅25团，骑兵团和萧铜独立团，共5个团执行西进任务；政治委员邓子恢和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区委副书记刘瑞龙，率领2个团及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淮北路东地区斗争，支援西进部队。
紧张的战前准备开始了。教育动员，战前训练，补充兵员，备好一个月的粮草，扫除铁路沿线的日伪据点；抽调熟悉路西情况的人员组成地方工作团……项项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
2、 蒋介石中原溃败
日军于1944年春天开始的“一号作战”，攻势极其凶猛，很快打通了平汉路南段。5月下旬，日军又从武汉出发向湖南发动进攻，至6月中旬即占领长沙，并包围了衡阳，使当地的美军空军基地受到严重威胁。
国民党军豫湘桂大溃败，使同盟国感到十分震惊，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十分恼火。因为大量接受盟国援助的国民党军100多个师，不是消极怠战，就是一触即溃，或者积极攻击八路军、新四军。
为了挽救危局，1944年7月6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态度十分强硬的电报：
我认为，目前的危急形势要求我们授权于一个人，来协调同盟国在华的所有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军队。
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心情，不过我认为，他现在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富有远见的判断力和在组织、训练，特别是指挥你的中国军队作战方面的才能。我不知道还有谁有能力、有力量、有决心来消除目前的灾难，这一灾难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我们战胜日本的整个计划。我准备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中国，置于你的直接领导之下，让他指挥所有的中国和美国军队。你应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与权力，以阻止敌人的进攻势头。我觉得，中国的局势是如此的危急，以至于如果不采取大胆而适当的实际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
……我向你保证，就我来说，丝毫没有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向你发号施令的意思；不过，整个亚洲的未来，以及美国在那个地区已投入的巨大努力，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我有理由对这个问题表示严重关注。
但是，为了抗日大局的需要，这仅仅是罗斯福的急迫需求。罗斯福还有长远的盘算，他认为，如果国共两党在战后爆发内战，很可能会导致美、苏之间的冲突；而且，如果万一共产党获胜，中国将会倒向苏联。因此，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某种联系，可以加强美国的影响力，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罗斯福决定采纳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等人的意见，决定给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援助并考虑与其合作。
7月22日，一个由美国军人和政府官员组成的使团到达延安。尽管，这些用美国一个俚语——“迪克西”——而命名的使团的成员们，并不是最先抵达中国“红色首都”延安的美国人，但他们是第一批受美国军方，甚至是受美国最高决策者正式派遣而来的使者。
在使团当中，有一位身材颀长、会讲中国话的年轻人，这就是谢伟思。他虽非美国职业军人，但也身着美军军服。显然，当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脚一踏上这片浑黄色土地的时候，他以后大半生的命运也就同它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这期间，谢伟思为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但在后来的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国内右派势力甚嚣尘上，他们把所谓“丢失中国”的“罪名”加在谢伟思等这些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工作，对中国状况作出过正确反映的官员们身上。参议员麦卡锡操纵国会调查委员会，对谢伟思等人横加迫害。1951年9月，美国国务院竟在调查结论证明谢伟思无罪的情况下，辞退了谢伟思的公职，使得这位职业外交官的生计陷入了困境。他为此不得不到纽约一家蒸汽机制造公司谋取一份“外行”的工作。公正的美舆论一直这样评论：谢伟思是麦卡锡当道的那个美国历史上最黑暗时代中受到最严重伤害的人。如果美国政府早些听了谢伟思的意见，如果美国当时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采取现实的政策，那么，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朝鲜战争，战后的中美关系也可能会大为改观。这是题外话。
毛泽东一开始不动声色，不卑不亢地对美方人员进行审慎的观察。
但谢伟思同斯诺一样，对中共印象极佳，而且他明确地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赞同中共取得美援乃至改组国民党政府的想法。特别重要的是，作为一位外交官，谢伟思的谈话似乎在有意无意地透露着美国政府的种种意图。毛泽东很容易得出一种印象：美国政府坚持向延安派出观察组，是有深远的政治、外交目的的。尤其是，当他得知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驻华大使高斯，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之后，毛泽东自然更受鼓舞。
而在豫湘桂战役中，日本兵从河南一气打到广西、贵州，差点儿就抄到“陪都”重庆去了。蒋介石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已陷入严重危机，正在失去统治的实力地位。而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被毛泽东称为“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共已经作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开始显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
3、 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飞抵延安，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与中共正式接触的开始。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由18人组成。组长由史迪威将军的顾问戴维·包瑞德上校担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雷蒙特·卢登和约翰·谢伟思担任观察组的政治顾问。尽管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在给该组的命令中规定的该组的工作内容限于军事方面，但仅从美国政府派遣一个官方代表团进驻共产党地区这件事本身而言，其政治意义就已经十分重大了。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充分的重视。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党充分认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意义，“应把这看成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指示》还指出，这次观察组的到来，主要是为了进行军事合作方面的工作，但“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以后就有可能建立文化的，然后是政治的合作”。要求对美军人员给予“热情而适度的接待”。
按照中央的指示，各有关部门和各解放区积极进行工作，在收集日军情报、采集气象资料、勘测沿海登陆场地、建立通信联络、营救落难美国飞行员等方面，同美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为了配合太平洋美军曾预定的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登陆作战进而攻取台湾，建立攻击日本的前进基地的计划，中共中央在1944年夏季作了相应的部署。命令有关部队向沪杭和华北指定地区挺进，在沿海加强游击战争，准备沿海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同时还要求各有关部队设立联络机构，开展参谋和情报工作，为美军提供方便条件。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承认：中共“给予美国陆军的合作和实际协助的程度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在同美军建立军事合作关系的同时，毛泽东等人还在通过观察组使美国政府真实地了解中共的政策和力量，以其扩大同美国的合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毛泽东同观察组的成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尤其同观察组的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做过多次长谈。在这多次谈话中，毛泽东详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主张，申明了中共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上的立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
在毛泽东同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1944年8月23日的谈话是最具代表性的。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丰富。持续了6个小时。谢伟思对这次谈话做了详细记录并写报告由美国驻华大使转呈华盛顿。下面是谢伟思报告的摘要：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反共，反民主，压迫人民，在经济上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假如让这个国家在目前领导下听任自流下去，看来不可避免就会发生一场国民党挑起的内战。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我们懂得，对中国说来，它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蒙受影响。所以，我们共产党人怕内战。我们憎恶内战。我们不愿发动内战。我们愿全力避免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