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作战时间1951年8月18日至11月30日
★作战地区 铁原、涟川以西地区和北汉江东西地区
★作战目的
经过五次战役的对抗后，战争双方力量趋于均衡，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联合国军”力求通过局部军事行动给对方施加压力，并视谈判进展情况，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攻势，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8月18日，“联合国军”乘朝鲜发生特大洪水灾害、中朝人民军队供应困难之机，在实施“绞杀战”的同时，发起了夏季攻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此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依托野战工事进行抗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于战争的持久性以及迫使敌人同我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早就有所考虑和准备。在我军参战之前即指出：在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我军“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若想大量歼灭美军需待我军装备起来。
我军同敌进入交战以后，虽然顺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巧妙的指挥连续取得了五次战役的胜利，但敌我技术装备悬殊给我军造成的困难情况并未改变，因此在整个运动战阶段，我军都把准备持久作战列为战争指导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次战役前，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战争仍然要作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第四次战役期间，毛主席更进一步提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并为坚持持久作战确定了轮番作战的方针。当时，我军总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准备长期，争取短期”。
第五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对战争长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美方已被迫表示愿意同我进行谈判。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于6月中旬适时地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即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
在军事上则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即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防御阵地，一面积极作战，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
关于这一指导方针，毛泽东在6月上旬就对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副司令邓华提过了。
那天上午，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刚刚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
“邓华同志，你瘦多了嘛！”毛泽东伸出宽厚的大手迎接走进门来的邓华，“劳师远征，保家卫国，辛苦辛苦！”
毛泽东随和地说笑寒暄，使邓华在刚刚进入毛泽东办公室前的拘谨顿时冰释。
“主席统筹全局，国际国内，诸事如山，比我们累多了。”邓华笑着，“我们倒是单纯，只管打仗……”
“打仗可不简单，特别是跟美国军队在朝鲜作战，国际战争呵！”毛泽东说道，请邓华就座，一边从桌上拿起香烟，请邓华抽烟，他自己也取一支烟点燃。
邓华此行是奉彭德怀之命，率领第一批入朝的几个军长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前线战况的，由沈阳到京后，刚在北京饭店住下，邓华就接到毛泽东主席秘书的电话，通知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此刻，邓华坐在毛泽东主席对面，抽着烟，心绪如潮。敞开的窗户送进初夏的阳光和院里带有松树气味的清风。他打开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本子，按照事先的准备逐条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诸如对志愿军与美军作战形势的分析，对战争发展状况的估计，以及改善装备、改善后勤供应和轮换作战部队等。
毛泽东抽着烟，注意倾听着邓华的汇报，不时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记几个字。
“好，你谈的情况很详尽、具体。”邓华谈完后，毛泽东点头道，随即站起身来，在室内来回踱步。
“欲速则不达。”毛泽东沉吟道，“你是说——持久战？”
邓华点了点头。
……二阶段作战开始后，毛泽东十分关注战况，不时让军委做出汇报。尤其是得知180师受损的消息后，更为焦虑不安，立即让军委给“志司”发电报，询问180师的详细情况。5月下旬，解方曾来京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到五次战役的情况时，毛泽东主席说，包围敌人后，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当夜消灭敌人，否则，第二天敌人便会借助大量飞机的支援，或拼死固守，或突围逃走，使我很难吃掉敌人。因此，歼灭战的胃口不能张得太大，不可能一口气吃掉敌人几个师的兵力……
“邓华同志，”毛泽东停下脚步，转身对着邓华发问，“你看我们下一步该如何打算？”
“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战争极有可能长期。”邓华说，“关于长期作战的思想，主席早有电报指示，我们领会得不深，因此，五次战役口子张得太大，想打大歼灭战，结果被敌人反击得手……”
“嗯。持久战是我们战胜日本侵略军队的法宝……在以劣势装备对优势敌人的作战中，特别应当注意扬我所长，避我所短……持久，持久……消耗敌人……打法上轮番作战，可以‘零敲牛皮糖’。我们一个军每次以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一个营为目标，积少成多，逐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使其知难而退……”
“‘零敲牛皮糖’？”邓华惊喜地，“好哇，主席，就是用这个战术……用这个战术搞敌人，让他没办法应付！”
“现在，我们要教育部队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和敌人边打边谈……”毛泽东说。
“要谈判吗？”邓华听到主席这样说，非常敏感。
“是的……美国人在5月底，通过外交人员接触了苏联的马立克，提出了愿意与我们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前几天，金日成来北京，我和恩来与朝鲜方面就此进行了讨论。当然，我们如能再歼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后谈，更为有利。但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历来的主张，如果能以‘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来谈判，我们也不宜拒绝。中央也开了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多数同志都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是啊，南北朝鲜以三八线为界，现在把敌人从朝鲜北部赶出去的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恢复战前状态，各方面都不丢面子。如果继续打下去，我们虽然可以逐步改善装备，增加力量，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但是困难也不小……不过，美国方面提出愿意谈判也可能又是缓兵之计，或是为了争取国际舆论。因此，我们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边打边谈……”
“中央的决定很正确。”邓华点头称是，“我们立足于打，做好长期打的准备，同时争取谈判解决问题。”
“关于你刚才还提到的几个问题——装备的改善——我们向苏联订购的装备大部已运到，高炮部队正在训练，不久可入朝；关于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问题，我们已经买了几千辆汽车，交通改变了，供应也会好起来；还有后续部队参战的问题，这个我早就考虑过，现在杨成武的20兵团正在准备向朝鲜开进……”
“有中央的支持，我们就有决心坚持到胜利！”邓华听着毛泽东主席的一番话，心里感到很踏实了。
“和你一同回国的还有几个军长？”毛泽东问。
“是第一批入朝的13兵团的几个军长，”邓华回答道，“38军的刘西元，39军的吴信泉，40军的温玉成，42军的吴瑞林……现在都住在北京饭店。周总理和聂代总长已让作战部长李涛来看望过大家，还给每个人发了200元钱，让大家买点吃的，补补身体……”
“好嘛，好嘛，”毛泽东笑道，“让他们到处看看，玩玩，休息休息，也可以给即将入朝的部队做做报告，介绍介绍对美军作战的经验。我看，该谈的你今天都谈了，他们几个军长就不要再谈了，但我要见见他们。明天中午，请他们到我这里来，我请你们大家吃一餐便饭，四菜一汤，家常便饭……”
“他们一听主席请吃饭，会兴奋得一夜睡不好觉！”邓华笑道，“他们早就盼着见见主席哩！”
“他们从前线回来，劳苦功高，我当然该请他们吃饭嘛！”毛泽东呵呵笑了。
2、志愿军准备持久作战的部署
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志愿军党委于6月25日至27日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打仗的规模要和自身力量相适应，以及准备同敌人进行谈判的指示，总结了我军入朝以来的作战经验，并于会中和会后作了如下部署：
一、在全体指战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长期作战的思想教育，克服速胜思想。
二、为了便于机动和减少供应困难，为了使敌不易登陆，或即使登陆我也易于对付等，决定“在（敌）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至三八点五度线”地区，并在该地区构筑三道防御阵地。
三、鉴于同具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我军死守一地不易，而攻击敌坚固阵地也不易，因此，确定今后我军作战方式为“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亦即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实行这种方式，就是采取纵深配备，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以少数兵力扼守前沿阵地，抗击敌人与消耗杀伤敌人；如敌正式进攻，我即主动收缩，不作坚守，但需不失时机地对敌实施反冲击或战术反击，以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如此同敌周旋，待将敌削弱到一定程度，再选择突出薄弱之敌进行战役反击，以歼灭敌人。
四、在作战指导上，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历次指示，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方针。要求以成建制地消灭敌人为主，每次战役的企图不要太大，以每一战役平均一个军能全歼美军一个营，对南朝鲜军则要求每军平均能歼灭敌一个团为原则，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同时，还要求“要稳步地进攻”，每次战役不作过远出击，只“打到‘三八线’为止，不超过南汉江、昭阳江”，即在汉江、昭阳江以北及北纬三十八度五以南地段进行反复拉锯战。在战术上则要求，必须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必须在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的同时，注意将战术分割包围同战役分割包围结合起来；必须要有二梯队或预备队，以扩张战果，预防万一。
五、关于我军的行动方针，确定在两三个月不进行大的反击战役。在停战谈判开始后，准备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划分军事分界线，“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在部署上，为照顾海防和供应情况，决定以18个军分两批轮番作战。第一线9个军担任正面作战，第二线9个军分置于东西海岸与阳德、谷山地区进行休整训练，并防敌登陆。另以两个军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作战略预备队。一、二线部队每两三个月轮换一次，如伤亡过大，短期难以恢复者，视情况可调回国内由新部队接替，即以轮番和换班相结合的方式，坚持长期作战。为开展敌后游击战，分散、钳制敌人，决定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各抽调若干部队组成游击支队（志愿军组织4个中队，朝鲜人民军组织两个中队）深入敌后，在战略上、战役上配合正面主力作战。
六、为及时补充兵员，保持部队战斗力，决定每军经常保持一个3000人的补充团和一个教导团；国内动员的新兵，亦须经过基本的战术、技术训练方能补入部队。
七、努力改善我军的技术装备，加强炮兵、装甲兵和空军的建设，争取空军能于9月出动。同时，调第23兵团（辖第36、第37军共4个师）在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率领下入朝，第50军军部率第149师亦入朝，担负修建机场任务。
八、为了加强后方建设，改善供应运输，决定在后方铁路、公路沿线修建大量隐蔽仓库，囤积作战物资，并积极修建熙川、孟山、阳德公路，以及佳丽州至洗浦里、昌道里和法洞里至淮阳两条横向公路，以防敌一旦在元山登陆切断我东线交通后，能保障我之物资供应。
此外，在国内，为动员人民支援志愿军进行持久作战，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继续深入地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普遍推行以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并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捐款为志愿军购置武器装备（当时称捐献飞机大炮），进一步做好优待烈属军属工作。至8月底，全国人民共捐款了人民币3.838亿元，可购买飞机2558架或大炮4264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
3、美中确定和平谈判的来龙去脉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来，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经过五次大的战役，“联合国军”损兵折将23万人之多，被迫从鸭绿江边败退到了三八线附近地区。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丧命，迪安将军被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国统治集团开始觉察到“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美国的侵朝战争，使杜鲁门政府内外交困。战争的第一年，美军就损失10万多人，耗资达100多亿美元。这两项损耗都比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的损耗多1倍。1951年度美国军费增加到600亿美元，平均使每一个美国人负担307美元，加重了美国人民的经济负担。美国侵略朝鲜，不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也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要求和平和停止侵朝战争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同时，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矛盾加剧，英法等国表示不愿继续追随美国把力量消耗在朝鲜战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杜鲁门集团作出了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月2日至16日，再次坐下来对美国在朝鲜所追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进行研究，向杜鲁门提出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政策建议——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5月17日，杜鲁门批准了这项建议。杜鲁门后来回忆说，在朝鲜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只要这个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幕后操纵，我们就决不能浪费自己的力量”。
经过五次战役，美国及其盟国除了一部分短见的人仍然幻想打到“彻底胜利”外，英、法等盟国和美国有战略眼光的人士都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最好的“心理时机”。然而这时，对于杜鲁门来说，寻求谈判的门路却更为困难了。正如艾奇逊后来在他回忆录里所说的：“是啊，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艾奇逊首先是要当时在巴黎的查尔斯·波伦向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之后，又通过美国-瑞典-莫斯科的渠道秘密试探了一下，同样没有回声；让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去香港寻找接触的机会，辛苦了一阵，仍然没有获得成功。这时，艾奇逊又想起了国务院的顾问乔治·凯南。他是苏联问题专家，过去在苏联待的时间较久，对美苏关系颇有研究，由他出面，去找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接洽有便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