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花中正色自含黄”
菊花是我国的名花，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屈原《离骚》中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晨饮木兰露，暮食秋菊花瓣之霙气)，《惜诵》又有“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与为糗芳”（种植江离和浇灌菊花，待春天把它作为干粮)。诗歌在表现典雅浪漫情怀的同时，通过诗歌的审美意象，也传达了菊花的实用价值”。在中国传统的咏菊诗词中，对菊之高洁表征的赞誉，既赞赏它的花姿形貌，更侧重于赞叹它的自然生长属性所蕴含的为人们所欣赏的特质(品格)。
《照红词客介香梦词人属题采菊图，为赋二十八字》是李叔同1902年居上海时创作的咏菊绝句诗：
田园十亩老烟霞，水绕篱边菊影斜。
独有闲情旧词客，春花不惜惜秋花。
诗人惜花、爱花，意不在“春花”，而独爱秋天绽放的菊花。其偏爱之缘故，在于菊花生长在深秋时节，禀有独立傲霜、不畏萧瑟秋风的品格。
七言律诗《咏菊》，是李叔同于1912年所作，刊登在其时李叔同在沪供职的《太平洋报》上。
姹紫嫣红不耐霜，繁华一霎过韶光。
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
风里柔条频捐绿，花中正色自含黄。
莫言冷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
李叔同在诗中讴歌菊之品格，除了诗之标题，通篇未出现“菊”这一诗歌主题指代的名词，这是作者咏菊之慧然独悟的艺术表现手法。用比拟、比喻的手法，以菊喻人，是作者托物咏志之举。此处之“志”，即其言说、其所指，乃作者“认为在他心中并被他体验到的那种东西——乃是他的诗的本源”。这就是菊花的“正色”——李叔同及有气节的中国士人所推崇的文化人格。花团锦簇之春、夏，众多娇艳美色之花卉杂呈，然秋凉风霜骤起，赖以凭借的东风气候不再，大好春光转瞬即逝，姹紫嫣红、争奇斗妍的往日繁荣，只剩得眼前的一派萧索肃杀。惟秋菊仍于霜寒中傲然挺立，其颜纯色正之金黄，方显其成熟丰厚的高格。“生来未藉东风力”，独立寒秋，凸显傲岸不屈的独立人格！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而言，生存之道，最难莫过于坚辞封建体制内外的人身依附。“莫言冷淡无知己，老去能添晚节香”句，点化宋代诗人韩琦诗句“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以花拟人，赞颂始终不渝地坚守独立人格操守的可贵品质。宋代诗人梅尧臣所作《残菊》，也有类似的讴歌——“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可谓“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叔同亦自号晚晴老人，其寓意亦在此。)古人爱将菊花比喻为“花中君子”，咏菊、赞菊是悠远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之一。
宋朝诗人韩琦有咏菊诗《九月水阁》：
沉馆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会重阳。
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
酒味已醇新过热，蟹螯先实不须霜。
年来饮兴衰难强，漫有高吟力尚狂。
李叔同在《咏菊》诗中，特别借鉴、演化了韩琦的这首七言律诗，以赞美菊花晚节品格之精神实质。韩琦诗中的“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句，与李诗的“风里柔条频捐绿，花中正色自含黄”恰有异曲同工之妙！秋凉之风，寒气袭人，花圃中众花凋零，唯有菊花此时却五彩缤纷，变化多姿，傲霜怒放。“黄花之正色”、“黄花之幽香”比喻“士”之坚贞人格。李叔同《咏菊》诗在最后点示——“曾有渊明为举觞”，推举出也是“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有不独步千古者耶”(清人沈德潜语)的晋代伟大诗人陶潜(渊明)。其五言《饮酒》第七首，以菊起兴，为花而把盏举杯。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陶潜这首诗的“裛露”句中，“裛(yì)露”即濡露，“掇”即采取，“英”即花。闻一多先生另有一解：“英之为气，其色本黄，故又以配秋菊。英字一作霙……朝露夕霙，实阴阳之纯精，木兰秋菊，含自然之淑气，挹露于兰，拾霙于菊，一举而兼两善，故弥觉可贵。”“忘忧物”在诗中特指代酒。
咏菊、服菊，为传统雅习。陶潜于饮酒时举杯咏志抒怀，“诗”、“菊”、“酒”三位一体，以酒激扬陶情，以诗咏菊写意明志。在如此之三位一体的豪情释怀遣兴中，“忘忧之物”疏远了污浊、黑暗的现实。禀正色之菊花，既是归田返朴生活的象征，也是诗人的自喻。诗言高洁之志的同时，更增添几分啸傲世事、肯定自我人生价值的豪气。
陶潜弃绝“车马喧”之官场，退隐于辛勤、简朴的农夫生活中。他在非常著名的《饮酒》诗第五首中，更有描述自我淡泊闲放田园生活的佳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花之品、人之格，在陶潜简远的言志诗意表达中，在对东篱田园之菊花、夕阳南山的审美对象化寄情观照中，在景物与诗人的高洁品格互为映衬中，同样是三位一体的“花”、“山”、“人”，达到了完美的契合。
正如张隆溪所言，“诗人之偏爱穷巷，并不表示厌世者的冷漠，而是出于他对骄纵喧嚣、飞扬跋扈生活的轻蔑”。
菊的品格，也是李叔同个体文化人格的重要内涵，突出地体现于“重晚节”与“爱晚晴”的情怀中。1929年，李叔同于温州庆福寺作《晚晴院额跋》：
唐人诗云“人间爱晚晴”，髫龀之岁喜诵之。今垂老矣，犹复未忘，亦莫自知其由致也。因颜所居曰“晚晴院”，聊以记念旧之怀耳。书者永宁陶长者文星，年九十三。陶长者既为余书晚晴院额，张居士蔚亭，并写此本。耄德书翰，集于一堂，弥足珍玩不胜忭跃，沙门弘一识。
其时，李叔同四十有九。“爱晚晴”(重晚节)这一心性守持之节操，源于李叔同“髫龀”的童年时代，如今年岁已大，仍然不忘，也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晚晴”人格操守的至高境界。于是将所居门框上的横匾题曰“晚晴院”，由此聊以铭记长久以来的这一人格操守情怀……因永宁陶长者如此高龄德重之人的墨宝悬于堂中，这样的“耄德书翰”，实在是令人弥足珍视，于品鉴欣赏墨宝之中而欣喜不已。
出家之道与审美之道，二者并不矛盾。李叔同的文艺创作实践表明，文学艺术曾是他把握现实的方式、生存方式和内心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的栖息方式。他“审美地感受现实、感受生活”，将文艺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灵魂的栖息方式；在他出家后，除书法艺术外，其他门类的文艺创作实践基本中止。但在修行、弘法等精神层面，“审美之道”与“出家之道”在精神层面并行不悖，这是个体蕴涵的文化人格在更高精神层次的贯通圆融。诚如李叔同出家前之好友陈无我所言：
我以为，有了李叔同先生(就大家通知的名字说)，才会有弘一大师，弘一大师与李叔同先生是一而二二而一。我们要认识弘一大师，先要认识李叔同先生，不应该分做两橛看。
文学艺术曾是李叔同把握现实的方式，有了这一底蕴，出家以后，虽说“在佛”的修行守持与既往“在俗”的日常生活有别，但内心的感性世界里，曾经秉有极高造诣的审美精神方式，不会因出家而泯灭，它仍不失为内心世界的另一席精神栖息之地。修行、弘法之嘉言懿行中，有了审美精神的底蕴，才会使心性之持守、心性之彻悟具更加丰厚的内涵，从而升华至更高的“澄怀”境地。作为艺术家的李叔同与作为佛教法师的弘一，亦合二而一。如朱光潜先生的独见：“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
1935年10月，李叔同在福建惠安净峰寺弘法，作有《净峰种菊临别口占》五言绝句一首。
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
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诗后并附小记：“乙亥四月，我来净峰，植菊盈畦，秋晚将归去，而菊花含蕊未放，口占一绝，聊以志别。”
弘法将离去，以植菊志别。花虽含蕊未放，意在留予后来之人观赏。艰辛弘法，此在育花，嘉言懿行，踪迹留芳。笔者认为，此举乃可谓秉承“拈花微笑”的神韵：植花示“晚节”，人去路留芳，芳华盛开时，菊黄佳色满路盈香。此处“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寓意悠远。
《受赠红菊报偈》五言绝句是李叔同于抗日战争爆发后所作的咏菊诗：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并附说明：“辛巳初冬，秋月凝寒，贯师赠余红菊一枝，为说此偈。”
亭亭、高标、矗劲节，状人格气质之品格；牺牲，为的是殉教！而殉教的悲壮意义及美学的崇高寓意，正体现在殷红、绚丽云霞的呈现中！此“咏菊”偈，饱含凛然风骨和激昂悲壮的殉教精神。秋菊傲霜矗立，是一种恬淡皎洁的境界！
这首咏菊诗的创作背景，萧枫编《李叔同年表》记载：
秋季，应菲律宾之华侨佛教之邀，拟赴菲弘法，因太平洋战争将起，局势险恶，在传贯法师等人的极力劝阻下，决定改期赴菲，因而幸免于难，此后，困居厦门鼓浪屿，在致穆犍莲、郑健魂等的信中，谈及此事：
对付敌难，舍身殉教，朽人于四年前已有决心，曾与传贯师言及。古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吾人一生之中，晚节最为要紧，愿与仁等共勉之也。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对菊的欣赏以及题咏抒怀，已成士人、文人的一种传统风尚。“菊”的品格，成为“士”之追求高洁人格的符号寓意象征！除中国外，日本皇室也用“菊”作为皇家徽记，大凡也取其美丽、高洁之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著有研究日本民族与文化的名著《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正是以“菊”这一象征符号，昭揭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特性之中崇尚高洁、美丽的一面。
如此看来，对“菊”的咏赞，也是东方文化审美精神中，一种审美符号的意义象征，其要义之一，是对理想文化人格的崇尚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