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学的道德生命力
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论及李叔同时，有如下回忆：
我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的形成当然不止一个原因，弘一法师替我写的《华严经》偈对我也是一种启发。佛终生说法，都是为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
《孟子？万章下》有言：“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其意是，如伯夷这样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人格感召力者，能使贪婪的人廉洁，使懦弱的人坚强，无疑具有一种道德精神力量。
李叔同的文化人格中所体现出的道德力量，也是一种道德人格。笔者认为，这与李叔同自身具有的丰厚民族传统文化底蕴、民族文化涵养有直接的关系。李叔同自身所禀有的传统文化涵养，是民族传统文化于个体的养成。这种传统优秀文化内涵于社会个体的养成，不是装点外表的做作矫饰，更不是故弄玄虚的玩弄“风度”或“虚述人外”的作伪。这种文化人格与道德人格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知识学习、积累，个体的人文禀赋、人文智慧以及学养能力的培养、精进，更重要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情操陶冶和精神境界的修炼、提升。
李叔同在俗时，致力于艺术教育和文艺创作；出家后，则专注于“从文化思想这个根本上”做入世的事业，主要体现在谨严持律、弘扬佛法、重振律宗上。笔者以为，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是“从文化思想这个根本上着眼”，即较具体的文化艺术各个门类与更侧重于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层面——这两方面的拓展。其文化人格的魅力亦正展现为在俗时的“入世事业”和不在俗时的“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这一前一后的不懈努力，是“诗”的人生与“思”的人生二者的结合，亦具体表现为“清风亮节”的道德人格。它作为一种民族的优秀精神文化资源，“会永远廉顽立懦”，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丰碑。
李叔同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已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精神风貌的象征；他身处社会变迁，文化转型、断裂的特定时代，对民族传统文化典籍(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国学)的分析、研究，对传承国学中的民族优秀精神文化、优秀人文精髓等所提出的具体见解、思想，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呜呼！词章！》1905年秋作于日本东京，刊载于李叔同编辑的《音乐小杂志》第1期(1906年2月)的《杂纂》栏，署名息霜。
予到东京后，稍涉猎日本唱歌，其间意袭用我古诗者，约十之九五(日本作歌大家，大半善用汉语)。我国近世以来，士习贴括，词章之学，佥蔑视之。挽近西学除入，风靡一时，词章之名辞几有消灭之势……迨见日本唱歌，反啧啧称其理想之奇妙，凡我古诗之唾余，皆认为岛夷所固有，既出齿冷于大雅，亦贻笑于外人矣！
(日本学者皆通《史记》、《汉书》，昔有日本人举史汉事迹置诸吾国留学生，而留学生茫然不解其所谓，且不知《史记》、《汉书》为何物，至使日本人传为笑柄。)
一、民族传统文化为国人之本
文章针对其时的中国部分留日学生，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李叔同先介绍，到日本后发现，其时日本许多歌曲的歌词均借用中国古典诗歌，这类歌曲所占的比例竟有95%之多。因为当时日本歌曲的创作名家，大半熟悉、善于运用汉语。
他紧接着指出：自近代以来，以往士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如汉字的书写练习的习字帖括，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之诗词格律、文章写作研习等，均被蔑视。特别是西方的文化、教育移入并推广开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大有湮灭的势头。这就造成了许多国人对自我民族传统文化不应有的生疏与隔膜。如，当听见日本人唱歌，便由衷地啧啧称赞其歌曲内容是如何地奇思和新颖，并认为这些源于我国古典诗词的余韵——歌曲内容，均出自日本本民族的文化。于是，既口出有伤大雅的谬论，又被外国人所嘲笑；还有，日本的学者一般皆精通我国史书中的《史记》、《汉书》，曾有日本学者在讲授历史时，给我国留学生举出有关中国历史上的事例，然而，这些留学生却茫然不知所举之历史事例，更有甚者，且不知《史记》、《汉书》是什么，被日本人传为笑柄。
李叔同所列举的被外国人嘲笑的事例，可悲可叹。这些对自我文化传统妄自菲薄的文化偏执现象，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初期，就已有之。
李叔同既有深厚词章旧学之功底积累，又学习了西方文化艺术，于新文化、新音乐的普及创作中，努力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精髓，讲究传统词章之美学遗韵，融中国古典美学之风雅清逸于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中。
二、力挽“诗教”式微
为传承国学，李叔同选曲并配词，创制出主要以中国古典文学优秀诗篇为歌词内容的歌曲集——《国学唱歌集》(1905)，这是继此前一年出版的曾志忞的《教育唱歌集》、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后的又一部学堂乐歌教材。在《国学唱歌集？序》中，他阐明了编歌集的宗旨：
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德沦丧，精力爨摧。三稔以还，沈子心工，曾子志忞，介绍西乐于我学界，识者称道毋稍衰。顾歌集甄录，佥出近人撰著，古义微言，匪所加意。余心恫焉，商量旧学，缀集兹册。上溯古毛诗，下逮昆山曲，靡不鳃理而会粹之。或谱以新声，或仍其古调，颜曰《国学唱歌集》。区类为五：
毛诗三百，老唱歌集。数典忘祖，可为于邑。“扬葩”第一。
风雅不作，齐竽竞嘈。高矩遗我，厥惟楚骚。“翼骚”第二。
五言七言，滥觞汉魏，瑰伟卓绝，正声罔愧。“修诗”第三。
词托比兴，权与古诗。楚雨含情，大道在兹。“摛词”第四。
余生也晚，古乐靡词。夫惟大雅，卓彼西昆。“登昆”第五。
世纪初的社会变革及社会动荡导致传统文化的断裂。西方思想文化、教育模式的传入，形成对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传统文化教育体制的冲击。
李叔同在为唱歌集所写的这篇序文中，特别提到了为儒家所重视的“诗教”之式微局面。他指出，近三年以来，沈心工、曾志忞介绍西洋音乐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特别是所编印的《教育唱歌集》、《学校唱歌集》在学校的运用，引起有识之士的赞誉。总的来看，这些歌集所收录选用的内容，基本上是现代人创作的作品。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内涵显得不够，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没有得到重视。对此，李叔同心有不安，于是，着手从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中，选择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选曲配词，遂编印了这部唱歌集。该歌集往上溯源自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向下延伸至中国戏曲文学的雅部——昆曲，尽量吸纳、荟萃精品。然后，或配以现代新音乐曲调，或仍然用古代曲谱加以适配，其标题为《国学唱歌集》。歌集据轻重分为五类：
《诗经》三百篇，是古老的诗歌总集。当今数典忘祖之现象，令人郁邑不安。因此，弘扬传统诗歌源头这一璀璨奇葩，为第一类。
除《诗经》“十五国风”、“大雅”“小雅”诗歌外，其他则无可取之处。以高标准衡量，唯有楚辞这一骚体诗了。因此，以楚辞为辅佐是第二类。
五言诗及七言诗，始于汉、魏时期，瑰丽雄伟，无愧于诗歌之黄钟大吕的正声称号。为美好上乘之佳品，是第三类。
词，具丰富的比兴修辞，以古诗为基础，兼婉约及豪放两种词风。此舒展的长短句，为第四类。
最后，是戏曲文学，自“花、雅分部”，唯雅部之昆曲风姿卓著。列其为第五类。
李叔同为编排唱歌集，按“轻重”排序的这五种类型——诗、楚辞、五言和七言诗、词、戏曲雅部之昆曲，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五种重要的文学形式，包含了民族传统文学词章的精华。而每一类型的经典作品，无疑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传统美学思想、传统文化思想等经典价值内涵，它们延续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传统和人文精神，是民族优秀精神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学唱歌集》收入李叔同编配的歌曲有《山鬼》、《无衣篇》、《黄鸟篇》、《繁霜篇》、《葛藟篇》、《离骚经》、《菩萨蛮》、《蝶恋花》、《秋感》、《扬鞭》、《行路难》、《隋宫》、《柳叶儿(长生殿酒楼)》、《武陵花(长生殿闻铃)》、《化身》、《爱》、《哀祖国》(李叔同作词)、《喝火令(半阕)》（李叔同作词)、《男儿(前调)》、《出军歌》等20多首歌曲，由上海中新书局出版。这些歌曲的歌词多选自《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昆曲及近代著名的爱国诗歌。因此，歌集具有丰厚的“国学”底蕴，可见其为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苦心孤诣。虽然他在以后对此歌集并不看重，并以批判的态度将其毁版，但客观地说，如此编创新歌的实践，应该说还是为普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李叔同由日本年归国后，在杭州浙江一师任教时期，继续从事编配“国学唱歌”的二次创作工作，所创作的歌曲还有《春景》、《秋夕》、《涉江(古诗十九首之一)》(李叔同选曲，吴梦非配词)、《清平调》、《送出师西征》、《利州南渡》、《夜归鹿门歌(二部轮唱)》等，作为音乐课教材。
李叔同身处多种文化相互激荡的社会变革时代。在社会价值序列发生紊乱而又处于重新整合的转型过渡时期。“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德沦丧，精力爨摧”，其感受正如“礼崩乐坏”。而所谓“精力爨摧”，“精”者，可谓中国文化之“本源”——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精髓，即是“宋明理学家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的‘心法’。这心法，就是‘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李叔同“余心恫焉”之所在，正是担忧传统“本源”、“心法相传”的彻底断裂。由是“商量旧学”，自觉承担传承优秀民族精神文化的使命。较之于同一时代大声疾呼文化改革之人，他似乎更清醒地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前景、前途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意义。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是在“承前”的基础上，以图新的发展，无论其如何标新立异。如果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文化的精神内核不作任何分析地一概否定，其后果可想而知。如此“新文化”，没有民族精神之根底，亦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
事隔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体会李叔同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承续之良苦用心，值得国人反省。在20世纪后半叶的特定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又遭遇到百般的诋毁。特别是民族精神文化的价值核心被无情地荡涤……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亦成为今天的紧迫课题！所谓“共有”，即意味着这种民族的精神意识形式的普适意义和共享性质。
将优秀的民族传统道德，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正意味着“道德成为一种情绪，即成为生命力的自身要求。道德与生理的抗拒性完全消失了，二者合而为一即成为生命力的自身要求”。这种道德意志、道德力量于时下更显其难能可贵。追思逝去的时代，追忆逝去的人，我们是否可作如此思考：许多“不在场”的历史的话语，似乎已经消逝，但让我们时时感受到的“历史深处”传递出的传统人文教养精神，是否最终也会随着时光的斗转星移渐渐地远去？我们是否还需要这些民族的传统精神资源？如果仍然需要它、珍惜它，又怎样来激活这些优秀的传统人文精神资源，使其融会于我们当今的日常生活中，渗透于我们的意志、行为等等？这些仍然有待国人深思的问题，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