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壮怀激烈绽“血花”
“血花”，是李叔同青年时期的文艺作品中，时常浮现出的诗意符号，亦是其个人理想、抱负等精神追求的象征体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血花”即类似于杜甫这种赤热的爱国激情、强烈的救亡意识。李叔同青年时期的创作饱含激扬奋发的精神，这个时期创作的诗歌文本中，时时有“血花”意象成为诗歌表意的象征。它既是被时代危局激发出的青年人所特有的方刚血气，亦蕴涵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文化人格理念。
1905年春，李叔同在上海为“沪学会”演出的《文野婚姻新戏》写作剧本，并以《为沪学会撰〈文野婚姻新戏〉册既竟，系之以诗》为题撰组诗。这一年秋天，李叔同到日本留学，此组诗发表于留日学生高天梅所编《醒狮》杂志第二期，署名惜霜。1906年底，由李叔同、曾孝谷发起的戏剧团体“春柳社”在留日学生中成立。1907年2月，在东京演出《茶花女》后，重录其中两首，题为《茶花女遗事演后感赋》。四组诗均为七言绝句。
第一首：
床笫之私健者耻，为气任侠有奇女。
鼠子胆裂国魂号，断头台上血花紫。
“任侠奇女”、“国魂号”、“断头台”、“血花紫”这些诗歌意象，联系演出《茶花女遗事》而论，应该与这部作品的人物、故事、主题有关。但从诗歌的语义、意象解读，其形象化的联想又极易直逼近代民主革命家、有“鉴湖女侠”之誉的秋瑾女士。秋瑾，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工诗词。1904年赴日本留学，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参加“共爱会”、“十人会”、“洪门天地会”，1905年初归国，加入蔡元培、龚宝铨、章太炎等发起成立于上海，以“光复汉族，建立共和”为宗旨的“光复会”。7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秋瑾因反对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回国。1907年1月，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后去绍兴接办大通学堂，联络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分头准备浙、皖两省起义。起义失败，于7月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所以，从历史时间计，此诗的写成日期，当是秋瑾就义的前两年，那么，第一首诗中“为气任侠有奇女……断头台上血花紫”句，其所指是否与秋瑾有某种联系？但从此诗最初的写作时间、发表时间及后来的重录等来看，正是秋瑾革命活动最活跃的时期。由于缺乏考证，亦不能将此诗与具体的革命义士联系起来。然而，这首诗壮怀激烈的豪情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则无疑。
第一首诗中“血花紫”之“血花”，是诗歌意象的核心——所谓“诗眼”！“血花”在李叔同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多有出现，最具鲜明的热血意象，象征爱国救亡之热血。
第二首：
东邻有儿背佝偻，西邻有女犹含羞。
蟪蛄宁识春与秋，金莲鞋子玉搔头。
这首绝句，恰与第一首诗构成强烈的对比反衬：猥琐的病态形体，矫揉造作的闺阁做派，如传统戏曲之表演程式。如此青年男女之形态、心态，暗寓着国民性的某些负面的精神状态、面貌和气质人格，均与时代大潮格格不入，既可悲亦可叹。“蟪蛄”，蝉之一种，指代贫穷落后的国民大众。羸弱病态之国民，却沉溺于某些传统文化中带有病态审美趣味的器物，如“金莲鞋子”、“玉搔头”……这类人岂能认识春秋之更替，怎么可能具有认识社会进步潮流、世界发展之趋势的眼界？这里以“蟪姑”指称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某些国人，特别是国民性中可悲可叹的病态人格意识与世界进步潮流的巨大差距。
第三首：
河南河北间桃李，点点落红已盈咫。
自由花开八千春，是真自由能不死。
笔者认为，四首七绝中，第三首诗之诗意的表意组合，最能体现自由生命之花的风采——其疾书奋笔，意气风发，高扬为自由而牺牲的不懈奋斗精神。风雨飘摇之清王朝在中原大地倒行逆施，意图拔去或铲锄春之催生的“桃李”——“自由花”。“点点落红”，即纷然飘落的“血花”意象，是李叔同在多首诗中用到的诗歌意象，具有非常强烈的诗歌联想意境和“造象”的创生功能，自然使人联想到封建专制王朝对民主革命活动的残酷镇压，也闪现出不屈不挠之抗争精神！“点点落红已盈咫”之隐喻，其所指更贴近已经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清民主革命浪潮——那不可遏制的历史大潮！“血花”，是澎湃爱国热血的形象化比拟和绽放，它洒遍了广袤的华夏大地！
“自由花开八千春”，喻催生“自由花”绽放的源泉永不枯歇，永无止境；“是真自由能不死”，道出一种人类社会普适意义价值的真谛——自由理念永恒不灭，直抒胸臆地表述了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信念。
第四首：
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
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
“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哀国之不幸，叹民之可悲，遂萌发佛陀普度众生之宗教拯救精神，宣志明言，传道示众，以唤醒国人。由此也可见李叔同的人文精神中所蕴涵的宗教意识，特别是佛教的普度、拯救意识。
“孟旃不作吾道绝”句之“孟”、“旃”，指中国历史上两位宫廷优伶。《史记？滑稽列传》记叙了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的故事。李叔同诗中提及的正是春秋时楚国的优伶优孟、秦代的优伶优旃。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云：“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这涉及两个古代故事。其一，优孟谏葬马。楚庄王心爱的战马死后，打算用大夫礼安葬。左右的人都说不可，庄王下令：谁敢再谏，处以死罪。优孟知道后进殿门就仰天大哭。庄王惊问何以如此，优孟说：“马是王所喜爱的，楚国这么大，有什么求不到的，用大夫礼安葬太简薄了，我请求以国君礼来安葬它。”楚庄王遂感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其二，优旃谏漆城。秦二世胡亥准备漆城墙，优旃说：很好，虽然百姓要为此犯愁，但很好看。而且“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只是漆虽容易，却难以造那么大的荫室把墙罩住，把漆阴干。秦二世听后，取消了漆城的打算。
优孟、优旃均善缘理设喻，察情取譬，借事托讽，以曲折隐饰之话语巧妙地阻止昏君倒行逆施的昏庸残暴行为，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非凡讽谏才能。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中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颂扬其可贵精神。古代优伶的出身虽然微贱，但却机智聪敏，能言多辩，故司马迁称颂其“岂不亦伟哉”！在诗中，李叔同慨叹当今已没有优孟、优旃这样的智者，来阻止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了。“吾道绝”之后果，必是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中原滚地皆胡尘”的隐喻曲指，正是晚清王朝倒行逆施的腐朽专制统治。
李叔同于1905年春在上海作有《〈滑稽列传〉题词四绝》，分别为历史上的四位著名优伶赋诗。其中，关于优孟的诗评是：
中原一士多奇姿，纵横宇合卑莎维。
人言毕肖在须眉，茫茫心事畴谁知。
关于优旃的诗评是：
婴武伺人工趣语，杜鹃望帝凄春心。
太平歌舞且抛却，来向神州忾陆沉。
两首七言绝句，均对优孟、优旃予以赞扬。
无论作者的创作初衷如何，偌大的一个国家，对君王施政失误的纠正，却要寄望于宫中睿智之优伶，在人类文明已进入现代社会的背景下，这本身就意味着莫大的讽刺，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悲哀。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解读如此文本，强烈的反讽意味亦油然而生！
四首七言绝句诗，其内在语义的审美意象主旨，以“血花紫”、“点点落红”、“自由花”等贯穿起来。在这些诗中，“生命”、“热血”的激昂气概得以充分的体现和展开。
李叔同于1911年回国。在这一年的10月，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创立。李叔同于1912年1月作《满江红？民国肇造》词，以此抒发胸中豪情：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此词中“血花溅作红心草”。
此词奔腾激越，满腔豪迈之情似狂飙巨浪，一泻千里。如此气魄、如此豪放的审美格调，在李叔同的作品中并不多见。推翻了清朝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民国的初创使他产生了少有的欣喜和感奋。
词的上阕以白雪皑皑之昆仑、山顶皓月、志士之长啸……作为起兴，颇显雄阔之大气。用“宝刀”以雪耻，几个世纪的压迫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砸碎了封建枷锁，崇高的民权理想才有可能实现。
“民族民主革命”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也是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历程。“辛亥革命”的胜利也是无数先烈的宝贵生命换来的。笔者认为，词中的“血花”、“红心草”是最突出、最关键的两个诗歌意象，是李叔同这一时期诗词创作中相关语义符号表达的最高位格：血花溅洒于蕙草，蕙草幻化为赤子之“红心”……
“血花”、“红心”也是这一时期，李叔同文化人格秉性构成中，难得一现的生命张力的激扬，难得一见的青春热血的沸腾，是最富于悲壮与崇高美学意义的文化象征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