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现代思维方式：解构何以凸显？
当我们阅读超越现代旨趣的文学作品，感受很多影视作品的无厘头情节，领略很多新颖的城市建筑别样的创意，甚至试图解读某些行为艺术的主题与格调的时候，几乎就触摸到后现代的表达样态与思维方式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20年后盛行于世，至今影响广泛。后现代并非现代的延续，而是致力于对现代思维方式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在理性、历史与人这三个维度。后现代思想家认为这三个维度都是幻觉，为此撰写复数、小写的历史，因而解构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有趣的是，后现代强调差异性和异质性，其家族歧异性大于相似性。总的来说，后现代是一种风格、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后现代哲学可谓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哲学概括，其中的“现代—后现代”、“理性—非理性”等现象耐人寻味，这种倡导解构的思维方式何以引人关注呢？
电影《阿凡达》精彩演绎了后现代主义神话，这部影片无疑令我们反思现代人的自信与贪婪，领悟自然主义精神的曼妙，影片的主题显然超越了传统理性之思对现代文明之于远古文明的优越性的判断，但这些思考并不意味着理性的缺席，实则体现了独特的理性之思。当然，在这种独特的思考过程中，感性思维始终在场。甚至后现代哲学的模糊性必须通过感性方式来体认，这种感性思维方式往往是离奇的、惊险的，至少是另类而动人的。以感性思维呈现的理性之思并非传统理性之思，而往往体现非理性特征，但这种非理性并不意味着人的精神不在场，而体现为精神的独特在场方式。因而，我们需要体会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以此理解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也同样适用。
后现代哲学反思现代生活对人性的遮蔽，以颠覆现代性的方式呈现个人的主体性存在，因而其产生乃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文化事件。起初表现为“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既是结构主义的延续，又是对结构主义的否定，因此又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正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体现了后现代的主要理路，起初以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为基础。索绪尔把语言看作符号体系，对其作“共时”的而非“历时”的研究。他认为每个符号都由“能指词”和“所指词”构成，例如，“cat”的字母和读音是能指，而唤起人们对“猫”的想象就是所指，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武断而任意的，只是文化的、历史的约定俗成而已。这种合理的理解打破了原有的唯一性或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呈现了理解的多样性，为人的个性实现提供可能，力图使人摆脱从众思维的束缚。
对现代性的解构旨在确立个性张扬的艺术风格，反思工业社会的弊端。或许可以从经济、文化和艺术三个角度界定后现代：一是以信息、传媒为主导的经济层面的后现代，因而又被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全球化时代、传媒时代；二是指反理性主义、反中心、反主体性的文化层面的后现代；三是反对现代主义的贵族意识和拯救情结的艺术层面的后现代，起初体现为前卫艺术运动，强调艺术的平民化和生活化，凸显艺术语言的异质性要素。应当看到，后现代固然以解构为特征，但对现代性的解构隐含着建构的“林中路”，后现代似乎体现了与以往思维方式的“断裂”，但“断裂”前后仍延续着某种文化传统。因为人们对现代生活的依恋是根深蒂固的，离开“现代性”理解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现代—后现代”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一体性存在。
后现代哲学对日常生活保持紧密的关注，对生活本身的重视超越其意义维度，但后现代哲学并非实践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实践哲学采取超越的态度。后现代哲学消解现代性的努力不乏实践旨趣，但其着力点在于开启现代之后的理论界面。在超越现代的理论图景中，后现代主义“终结论”纷纷登场，例如，福柯所谓“人的终结”、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罗兰·巴特所谓“作者的终结”、德里达所谓“哲学的终结”。伴随着这些试图重新开始某种理论传统的努力，我们似乎进入了“哲学的边缘”的时代，哲学研究的对象开始包括越来越多的“边缘问题”，传统也不再仅仅被看作存在于过去的东西，而更多地被视为存在于未来的、在未来重写的东西。这样，对“世界”的理解呈现出一种新视角，诸如“哲学的终结”实则体现了一种更彻底的哲学态度。
后现代哲学诉求思想的真实，质疑现代哲学对真实的规定，积聚重新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勇气。正如利奥塔所说：“19世纪和20世纪已经让我们承受了如此之多的恐惧。为了缅怀那种总体和整一，为了概念和感觉以及明了的和可传达的经验之间的和谐一致，我们已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在争取宽松和妥协这一总的要求下，我们可以听见那返回恐惧、实现把握现实的幻想的欲望所发出的低沉语调。对此的回答是：让我们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征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激发差异，并为维护差异这个名称的荣誉努力。”具体来说，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试图削平深度模式，消解历史意识，解构主体性，抹平距离感。反中心性、反二元论、反同一性、反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气质。
如果我们从“现代—后现代”角度理解后现代哲学的理论旨趣，可以看到，后现代与现代具有知识文化层面的递进关系，它们在空间上可能共时并存，在精神上可能杂然一体。因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一层铁木或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隔开；因为历史是一张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之中……我们都同时带着些许维多利亚、现代和后现代的气质”。正如后现代艺术以独特的笔触勾勒了现代生活中人们的文化诉求，但其素材与消解方式可能浸润着现代主张，后现代思想与现代思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谈论的后现代处于“后现代的现代性”的境遇中。在后现代的叙事或论述中，对元叙事、现代合理化以及信息技术功能的怀疑，凸显了“后现代的问题性”，进而构成了一种混合而不确定的复杂社会文化现象。
后现代哲学开启了解构的思维空间，但并非没有建构的努力，后现代哲学的建构蕴含在解构之中。后现代哲学的建构张扬文化的权力逻辑，重视传统政治之外的“权力”，例如福柯以边沁的“圆形监狱”说明“权力”对个人的束缚以无遮蔽为特征，后现代权力观突出文化对个人生活的约束，无处不在的“权力”是后现代哲学建构的载体。在“知识—权力”的文化图式中，不难看到“知识”联结之网。在反思工业社会弊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哲学的建构之思，因为其中明晰地展现了后工业社会的知识图景。
圆形监狱
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在边沁的设计中，监狱不是方形而是圆形，囚室是通风通光的，并且完全暴露在视线里。这样一来，罪犯时刻都担心自己受到监视，于是一直保持警惕，不敢有出格的举动，在心理上克制自己，从而在行为上约束自己。在这种结构的监狱中，每个人都不需要别人的看管，同时每个人也在看管别人。因此整座监狱只需要一个狱警甚至可以不要狱警，犯人也会规规矩矩。圆形监狱之所以能够实现“犯人自我管理”，在于“暴露—监视”的心理机制。福柯将现代社会比作边沁所构想的圆形监狱。
二、如何审视后工业社会的知识图景？
工业社会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人们不仅丰富了生活的质感，而且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支配自由时间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在高度赞扬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现代价值的同时，马克思看到现代人遭受“异化”的境遇，在技术昌明的时代，人们在功利欲望中偏离追求理想的智慧之路，在工业社会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作为后现代谱系中最具建构特质的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提出及其实践正是对解决工业社会危机的有益尝试，而基于概念图式的技术反思呈现出“知识—权力”的生成机制。
从传统技术思维的限度来看，工业生产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发生破裂并转为对抗，人类的“无机的身体”遭受严重的威胁，能否健康地生存成了值得怀疑的事情。为满足利润的最大化和资本的增值，工业社会刺激人们无节制地消费，以至于超出人的合理需要。遭受“物的奴役”的现代人成为生产的环节，这种生活与其渴望的自由发展相背离。当人的主体性得到发挥并自觉地推进科技繁荣，当社会生活趋于科技理性的设计，工业文明的限度导致全球性问题的产生，这种限度折射出传统技术思维的限度，人们意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条件，对工业文明弊端的扬弃乃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
我们知道，人来自并生存于自然，和谐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现代技术为人们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克隆技术对生命稳定性的破坏，沙尘暴对城市环境的侵蚀，野生物种灭绝数量与日俱增……已是不争的事实。若长此以往，人类的家园将濒于荒漠化境地。应当看到，传统技术的扩张在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耗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工具理性消解了人的价值追求，技术专制使人遭受物性的驱使，人的情感要求受到漠视。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诉求技术的发展至少要高于随之而来的风险，拒绝技术反自然的企图，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工业文明的凯歌中，现代人对资源的索取以及对环境的改造，使自然的平衡机制发生了变化。面对技术潜在的危害，人们在抗争中超越既有的生存状态。毋庸置疑，技术创新不能脱离可持续发展的视域，当其趋于生态临界点时，“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只有在深入理解技术走向的过程中，人们才能认清并摆脱工业社会的危机，在多元的空间完成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对接。
从技术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考证不可忽视，他看到古希腊的早期技术属于技艺的“去蔽”术，并非呈现于工匠制造的过程中，而是使事物“在场”的天然迸发，在自然解蔽的过程中完成。当人们“去蔽”的时候，正确的观念随之产生，知识的品格渗透着自然的精髓。古希腊人的技术观念缘于平原和耕地的缺乏，居民以航海为主要职业，在与自然的对抗中生存，他们渴望拥有稳定的耕地，对土地的珍惜如同生命。毫无疑问，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现代技术与前现代社会的技术不可同日而语，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前者对自然展开文明的侵略，由于技术不能代替自然的繁衍，潜在的风险是难以抑制的。
尽管技术是属人的，但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人对技术弊端的纠偏感到吃力。海德格尔认为，人和技术共处于社会的“框架”之中，框架“指支配现代技术的本质但本身又不是技术之物的那种揭示方式”，“技术活动总是只回应框架的挑战，它本身并不构成框架或产生框架”。技术发展不可能是无序的存在，也不能毁灭“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因为“思维着的精神”要在反思中建立自然资源的公平持存。技术“框架”如果不能够呈现简朴、和谐和美的境界，就会贬抑人超越自我的可能，使人们落入目光短浅的生存状态。应该说，环境危机与人的精神危机同在，现代人尤需自觉履行对自然的道德责任，摆脱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技术思维，体认精神境界的内在规定。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往的“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显而易见，自然的内在价值不能失去人的评价视野，人的价值也不能脱离自然提供的环境。在摒弃两极观念的同时，应设立人的自律维度，须知“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人处在生成过程中，只有调整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才能够保证自然界“无机的身体”的健康。“当人以他的方式在无蔽中揭示在场者时，即使当他与之抵触时，他都只不过是响应那无蔽的召唤。”沉迷于功利将忘记自我完善的预设，继而消失在自身的功能中，而人的智慧体认着自然的智慧，人的创造活动不能突破自然的规定，不能侵害其他物种的价值。简言之，“去蔽”尽管不由人决定，却通过人完成，这种技术反思是后工业社会概念图式的应有之义。
从后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角度来看，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依据对信息、知识和能力的拥有程度，将社会分为知识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和弱势群体阶层：知识精英阶层实际掌握整个社会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同时受到非物质动机的左右，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肯定；中产阶层包括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工作人员和低层经理；弱势群体阶层主要是被排除在知识生产的创新过程之外的人，比如体力劳动者或从事夕阳职业者，他们仍然为了获得物质报酬而劳动却得不偿失。后工业社会的阶层划分建立在人们受教育程度及有无生产适应时代的知识的能力的基础上，其内在结构取决于成员的内在潜力，阶层的差别更具有刚性而使逾越变得极为艰难。
丹尼尔·贝尔
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深入广泛地分析了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撰写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著作。他的名字与“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代表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
后工业社会依据概念图式的运作，“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一个概念性图式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同异……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具有一个中轴结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丹尼尔·贝尔的上述阐述说明，知识生产在后工业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由作为文化、结构、概念等精神因素参与的技术思维方式试图超越传统技术思维的限度。后工业社会实现了从创造物质财富向提供服务和信息产品的转变，人们向往生活的丰富性，企及应然的生活境界。“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开始改变，教育的地位和意义前所未有地得到提升，劳动报酬的多少第一次不再是工作人员行为的绝对的决定因素，人们第一次在注意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生活的质量。”
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发展的原因不再是生产用于投资的财富的最大化，而是非经济动机的自由个性，创造性活动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存在方式。知识阶层在后工业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决不单纯是劳动人民闲暇时间数量的增加，而主要是闲暇时间的质量和内容。闲暇时间应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应促进人的创造能力的加强以及精神和体质的完善”。闲暇之所以可能，在于人们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并在文化欣赏与创造中推动生产的酝酿与实际展开。
三、如何理解概念图式的生成机制？
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模式角度来看，正如海德格尔为人们提供的“框架”，技术的力量以及人们的创造能力是后工业社会发展的关键。因而，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对传统发展观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对工业生产的代价表示深深的忧虑，试图设计有益于人类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可以说，拯救社会发展的极限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人们的精神危机，成为达成后工业社会发展共识的深刻动因。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实践方式，从传统工业社会将经济增长视为社会发展的错误逻辑中走出来，营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和谐。在这里，人的尺度取代了物的尺度，物质生产服从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需要。
后工业社会看重大众消费的文化，认为大众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公式”，企业文化、文化政治等逐渐体认“权力的文化逻辑”，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及传递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专业技术人才成为时代的宠儿；理论研究和知识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源泉；技术鉴定与技术规划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景观；“智能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丹尼尔·贝尔诸如此类的描绘说明，后工业社会的实质是后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不再沉浸于对过去的生产图景的怀念，而是在超越层面确认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使文明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发展，在叩问现代文明真谛的同时，不再认同经济发展一定能提高文明程度的理念。
作为后工业社会概念图式的基础，“中轴原理”实质上是以“知识”为核心的运作模式，知识之所以能够产生统筹社会发展的“中轴”力量，在于权力的运作与人的智慧不可分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互动成为后工业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技术。这种作用的发挥缘于概念图式的生成机制，概念的确立固然缘于生活实践，但其过程并非主客体思维的传统对应，而是水乳交融的辩证生成。技术是知识生产的状态，任何社会发展环节都必然以生成中的知识作为确立其自身合法性的根据，这种知识价值的体认乃是后现代思维在后工业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
从“知识”概念的演化角度来看，柏拉图用知识指代包括算学、几何学、天文学等的理性智慧；亚里士多德以知识表达从诗学到理论科学诸等级；笛卡儿的科学知识在分析时代达到顶峰，“知识”只有在原则上可证实时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波普尔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知识比以往更符合事实。当反科学主义成为哲学主流，费耶阿本德将“知识”看作“意识形态”；劳斯提出“知识”境遇化，认为“知识”不能在科学与非科学抑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划界。海德格尔重视“知识”的价值，将知识界定为“真之学”即哲学，而概念图式反映了对知识逻辑的社会化体认。
在漫长的认识过程中，从认为“知识”是主体对社会的反映到实践对环境的把握，反映了哲学家为冲破现代危机而尝试的致思路标。福柯将“知识”看作特殊秩序或图表，通过在《世界之景》中首先使用的“知识图式”建构复杂的生成机制，他视“知识”为未规定的、非主体化的生产过程，认为局部“知识”较之整体“知识”更为真实，或曰“知识”的连续并不具有自明的前提。存在着“间断”的“知识图式”是将事物纳入内部的“知识的造反”，表达的是“事物的秩序”，决定我们的认识方式，“间断”的跃迁意味着哲学的演进。“知识”和“权力”在构成上是彼此独立的，在解释与实践层面又是水乳交融的，也就是说，“知识”生产与“权力”施展是密不可分的。
对“知识图式”的思辨是后工业时代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路径，因为研究不同时代的制度、经验、教义等的关联，可以描述出秩序的生成图谱。人们以往对“知识”的价值、真实的研究超过了对“知识”的实践、机制的关注，例如，热衷于微观研究的福柯悬置了以往的关注，他横向地指出“知识”的“间互联性”，即“知识图式”之间的转换具有历史意义，“知识图式”并非隐蔽之思，而是体认复杂变化的开放的关系域——特定时代“知识”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知识”的生产与“权力”的运作构成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使出发点回归生活世界。
从“知识—权力”的运作角度来看，“知识图式”的提出使“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得以生动地展开，“权力”的特征在其中显露出来，体现了自身微观的生产性构成。鲍德里亚曾这样评价：“在福柯看来，权力突变的危机本不存在，只有德勒兹所说的那种权力的调制、权力的毛细化、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分割。不过这是真的，福柯以为权力就像莫诺的基因代码一样，按照DNA 的差量图和指令来运作，按照目的性的命令来运作……福柯所说的权力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社会空间概念。”斯言不谬，“知识—权力”使“知识”和“权力”分别具有政治性和生产性，知识的合法性超越了对知识自身的确认。
丹尼尔·贝尔阐述的概念图式正是以“知识—权力”的运作为“中轴原理”的社会发展方式，福柯的考古学研究与贝尔的社会学研究在此得以互释，这种互释体现了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思维方式。“一切知识之所以具有政治性，倒不是因为它具有政治的后果或政治的用途，而是由于知识在权力关系里具有可能性的条件……对一套特定的权力关系来说，知识与其说是有真假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别。”福柯的意思非常明确：是否具有知识合法性根据这一判断本身蕴含着“权力”，哪里有微观的流动的关系域，哪里就有“知识”；哪里有不均等的动态的场，哪里就有“权力”；哪里有“知识”和“权力”，哪里就有作为“知识—权力”的技术。
应该不难看到，在追问工业社会原以为自明的问题的过程中，后工业社会基于概念图式的技术在“知识—权力”的运作中使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趋于自觉，物质财富的创造和传统科技水平的提高成为后工业社会发展的条件而非首要目标。应该说，以“知识—权力”为“中轴”的概念图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闲暇时光的享用及对超过自身需求的量化消费方式的自觉扬弃，人们在对知识的领悟以及对教育机会的争取中获得自身在后工业社会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在自主领域与外在领域的人们在生活境界的追求中丰富“知识—权力”的技术，使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达到视界融合，这应该是后工业社会在技术创新层面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推荐阅读书目
1.[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2.[美]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瑞典]麦茨·埃尔弗森，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5.[俄]伊诺泽姆采夫，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美]艾琳，后现代城市主义，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8.[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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