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16世纪以来，西亚北非和中亚地区几乎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实行封建专制的统治。十七八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这个地区各个国家的民族力量有所增强，但又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所觊觎。从19世纪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个地区的国家几乎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保护国。
近代西亚北非和中亚各国，一方面遭到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掠夺，另一方面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处于贫困、落后和愚昧的状态。他们面临着振兴民族、改革社会的历史新任务，所以要求民主、自由、科学与民族独立成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19世纪初期开始，这个地区便不断爆发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如19世纪初期的阿富汗人民反英斗争，19世纪中期的伊朗巴布教徒起义，19世纪后期埃及奥比领导的反英斗争等。进入20世纪后，斗争进一步深化，反殖民主义与反封建主义的斗争相结合，出现了1905年至1911年的伊朗“立宪运动”以及土耳其青年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些斗争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大大地鼓舞了人民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斗志，推动了各国的近代化进程。
16世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这个地区的统治确立之后，代表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和伊朗的中古辉煌时代宣告结束。在经过二百多年的低谷阶段之后，于19世纪又开始出现民族文化复兴的苗头。它是在民族觉醒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萌发出来的。首先，一些有识之士致力于重新整理、挖掘、研究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以此来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唤起民族的觉醒。其次，随着殖民者的入侵，西方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大，促使这个地区的人民向西方文化学习和借鉴，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从而更加激发民族觉醒的意识。而近代印刷技术的引进，近代出版业、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出版物、报刊的大量出现又为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文化复兴运动是与近代启蒙运动相结合的，是与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因此它表现出强烈的近代意识：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提倡科学文明和社会改革，反对封建专制和落后迷信的陈规陋习，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要求弘扬民族精神。
西亚北非和中亚的近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近代文学是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出现在接受西方文化较早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国家。
阿拉伯最早接触西方文学是通过翻译的途径，其留欧学生和旅居西方的人是西方文学的最早引进者。首批留法学者雷法阿·塔赫塔（1801—1873）就是19世纪中叶新翻译运动的先驱者，曾任翻译局局长，培养了一支翻译队伍。黎巴嫩学者苏赖曼·布斯达尼（1856—1925）于1904年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被认为是最早把阿拉伯文学与世界文学加以比较的人。后来更多的西方名著被陆续译介过来，如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雨果的《悲惨世界》，拉·封丹的寓言，莎士比亚、莫里哀、拉辛的戏剧等。而埃及作家穆斯塔法·曼法鲁蒂则另辟蹊径。他自己不懂外文，先由别人译成阿拉伯语，再由他用优美典雅的阿拉伯文成功地改写了许多西方名著，影响很大。
当各种条件具备之后，在埃及首先出现了诗歌复兴运动，其先驱是巴鲁迪（详见本章第二节）。他继承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传统，格律严谨，风格淳朴、凝重，同时又能用爱国与民族的感情赋予诗歌以新的生命，被人称作“新古典派”或“复兴派”。他的诗歌创作使沉寂的诗坛重新焕发生机。在此期间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诗人。在黎巴嫩有父子诗人纳绥夫·雅齐吉（1800—1871）和易卜拉欣·雅齐吉（1836—1892）。在埃及有被称作“尼罗河诗人”的哈菲兹·易卜拉欣（1871—1932），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改革家。他的诗歌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化。在著名的爱国诗篇《丹沙微》里，他严厉地谴责了英国占领军在1906年6月31日制造的丹沙微村惨案。在“复兴派”诗歌的浪潮中，诞生了埃及的一代“诗王”艾哈迈德·邵基（1869—1932），他是从宫廷诗人走向现代民族诗人的。特别是1919年自流放地西班牙归国后，他的诗歌创作便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相汇合了。在伊拉克也出现了两位著名的诗人，朱麦勒·希德基·宰哈维（1863—1936）和马鲁夫·鲁萨菲（1875—1945）。前者以哲理诗见长，被称作“诗人哲学家”。他的诗歌涉猎的主题十分广泛，有政治、社会、宗教、哲学等问题。他提倡真理，反对盲从，主张爱国和社会改革，对王室贵族和地方豪门压榨人民的恶劣行径予以尖锐的批判。他的诗歌语言通俗易懂，十分流畅，主要诗集有《韵文》、《宰哈维四行诗集》、《山泉》等。后者是来自平民的激进诗人，他写了大量社会诗歌，揭露社会的贫富不均和种种的不公正现象。他也主张妇女解放和自由。他把自己的诗歌与爱国、民主的启蒙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
随着报刊的出现、普及和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展，阿拉伯近代散文逐渐繁荣起来。散文作品大多发表在报刊上，以政论文、杂文为主。它继承了传统演说词的雄辩风格，短小精悍，富有鼓动性，其内容相当广泛，题材也多样化。著名的散文作家是埃及的曼法鲁蒂，他的散文清新、活泼，文体优美，《管见录》是他的代表作。当时著名的散文作家还有黎巴嫩的杰吉尔·宰丹（1861—1914）、叙利亚的阿卜杜·拉赫曼·凯瓦基布（1849—1902）、伊拉克的法赫米·慕达里斯（1873—1944）等。
在新翻译运动的推动下，阿拉伯近代小说也应时而兴。最早的小说仍沿用传统的“玛卡梅”体形式，叙述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针砭时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著名的作家有埃及的穆罕默德·穆韦利斯（1835—1930）、黎巴嫩的希德雅格（1804—1888）、伊拉克的谢哈布丁·艾鲁西（1802—1854）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黎巴嫩作家赛里姆·布斯塔尼（1848—1884）等受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影响，突破了传统形式的束缚，采用西方近代小说的写法写了许多以历史为背景的爱情小说。从此一批具有反封建倾向的阿拉伯近代优秀小说便接连问世，其中著名的有黎巴嫩“旅美派”作家纪伯伦（详见本章第三节）的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1），埃及作家侯赛因·海卡尔（1888—1956）的长篇小说《宰娜布》（1914），“旅美派”作家努埃曼（1899—1988）的短篇小说《又一年》和《不育者》（1916），埃及作家穆罕默德·台木儿（1892—1921）的短篇小说《火车上》（1917）等。海卡尔的《宰娜布》被誉为埃及的第一部近代小说，它以现实主义笔法着重描写在封建礼教压迫下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作品以贫苦农民为主人公，揭示农村妇女的不幸与苦难，尤其是爱情与婚姻的不幸，笔力深刻，情调缠绵悱恻。台木儿的《火车上》则被视为阿拉伯最早的近代短篇小说，对封建传统有所批判。
戏剧方面的创作要比小说的创作逊色。1847年，黎巴嫩的马龙·奈卡什（1817—1855）翻译并演出了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他可以说是最早介绍西方戏剧的人。之后，叙利亚戏剧家艾布·赫利勒·格巴尼（1833—1903）组织剧团，把《一千零一夜》的民间故事改写成剧本，搬上舞台演出，获得了一定的成就。1869年埃及建成近代的歌舞剧场，剧作家雅古布·赛努耳（1889—1912）翻译、编写了32部剧本在那里上演，被誉为“埃及的莫里哀”。1876年，黎巴嫩诗人赫利勒·雅齐吉（1856—1889）写出阿拉伯的第一部诗剧《义与信》。
19世纪中期，阿拉伯人不堪忍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许多人移居美洲大陆。其中一些文人兴办报纸、书刊，出版了文学作品，于是逐渐形成颇有声势、成就和影响的阿拉伯“海外文学”或“侨民文学”。首先以旅居北美的作家纪伯伦和努埃曼为首成立了“笔会”（1920），后来形成对阿拉伯近现代文学具有巨大影响的“旅美派”（“叙美派”）文学，其代表作家是纪伯伦与努埃曼。纪伯伦从20世纪初开始创作，他的许多著名散文诗赢得了世界声誉。努埃曼则以小说创作见长，他的小说取材于现实，批判深刻，语言幽默。他是阿拉伯近代小说的奠基者之一。后来，由于纪伯伦病逝和努埃曼回国，“旅美派”在20世纪30年代便解散了。但在它的影响下，30年代在巴西又成立了另一个文学团体“安达卢西亚社”。它的活动一直延续到50年代。另外还有一位著名的旅居北美的侨民作家艾敏·雷哈尼（1876—1940），他虽然没有参加北美的“笔会”，但也是成就卓著，与纪伯伦齐名。他用多种文学形式进行创作，有小说、散文、诗歌和政论文，接触社会各种问题，文笔洒脱，思想敏锐。“海外文学”是阿拉伯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冲击和相融合的产物，体现了开放、进取的时代特点。其作家的共同点是：热爱祖国，怀念家乡和亲人，歌颂祖国的山河和光荣的历史，揭露殖民统治者和封建势力的残暴，热爱人民，主张和平、民主与自由。在创作上他们更多地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形式、手法和风格，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艺术方法，主张追求作家的艺术个性。
19世纪，土耳其开始政治改革，进行“坦齐玛特”革新运动，土耳其的近代文学也开始摆脱阿拉伯、波斯的长期影响，逐渐向西方文学靠拢，采用西方文学的形式，创作出一批接近生活的小说、诗歌和戏剧，批判封建专制，宣扬人文主义思想，其先驱者是锡纳西（1826—1871）。20世纪初期“青年土耳其党”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促进了文学的新发展，产生了一批颇有开创性的诗歌与小说，以20世纪初期的厄梅尔·赛斐汀（1884—1920）的短篇小说创作最为著名。
伊朗在18世纪建立的卡扎尔王朝摆脱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随之成为俄、法、英的争夺对象。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在1905—1911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旨在进行社会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权。伊朗近代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与变革的年代中诞生的。19世纪中期出现了启蒙文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泽因努尔·玛拉卡依（1837—1910）的小说《伊卜辛姆·贝克旅行记》。小说通过爱国青年贝克回国后的种种见闻，揭露了王朝的腐败、外国侵略势力的凶残和百姓的苦难。立宪运动时期，在革命政治风云中产生了革命文学。巴哈尔（详见本章第四节）是这个时期最热情的歌手，他的诗作充满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另一位著名的诗人阿卜杜勒·卡赛姆·拉胡蒂（1887—1957）是立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参加过武装斗争。斗争失败之后，流亡国外。他的早期诗歌富有政治激情，革命倾向很明显。流亡国外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积极投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活动。
第二节 巴鲁迪
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1838—1904）是埃及近代著名诗人，近代阿拉伯诗歌复兴运动的先锋，也是埃及近代的著名政治家。
巴鲁迪生于开罗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双亲都是塞加西亚人，是过去王室麦马立克家族的后裔。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军事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军官。但他热爱文学，醉心于诗歌创作。当时为政的阿拔斯一世取悦于土耳其苏丹，实行封建保守的政策。王权的后继者更不惜引入西方殖民主义者，给埃及套上更为沉重的枷锁。于是，在埃及开始兴起一场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民主斗争。
巴鲁迪不欣赏当时那种华而不实、脱离时代和现实、完全背离阿拉伯古典诗歌传统的诗歌。他从阅读大量古典诗歌入手，逐渐掌握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精髓、韵律和特色。他感到军旅生活不适合发挥他的才能，于是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旧称）外交部工作，在闲暇的时候去图书馆阅读古典诗作。不久结识了埃及当权者伊司马仪，成为其幕僚。回到埃及后，巴鲁迪被委以重任，成为宫廷要员，一再晋升。这时期他过着安谧的生活。1877年爆发了俄土战争，埃及支持土耳其，派援兵参战，巴鲁迪参加了这次战争。
巴鲁迪由战场回国后，正逢民族运动兴起，他支持民族斗争，怀着民族自豪感，决心赶走外国殖民者，恢复民族历史的光荣。1879年陶菲格上台成为埃及的当权者，他屈从于外国殖民者的压力，镇压民族爱国力量，迫害爱国人士。在爱国与卖国的尖锐斗争中，民族运动再次高涨，出现了埃及近代第一个政党——祖国党，巴鲁迪成为该党主要领导人。1882年祖国党胜利，改组了政府，巴鲁迪出任新首相。同年，英国出兵入侵，埃及人民奋起反抗，但失败了。巴鲁迪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被流放到锡兰（今斯里兰卡）。
巴鲁迪在流放地被幽禁17年，虽然受到各种虐待，但他始终坚持爱国、民主的立场。这时期，他写下了许多诗篇，反映了他的孤独、痛苦与内心的哀伤。他还学会了英语，编选了阿拉伯古典诗歌，辑成三十余位诗人的集子《古代诗选》。1900年巴鲁迪获赦回国，开始新的生活。1904年诗人不幸去世，他的家族把他的诗作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巴鲁迪诗集》两卷和他编选的《古代诗选》四卷。
巴鲁迪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的经历，形成了他的个性和他的创作特征。首先，他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为自己是历史上英雄王族的后裔而感到自豪，希望能重现昔日的辉煌。他不仅热爱、熟读古典诗歌，而且能创作出体现古典诗歌传统艺术美的诗歌。他通过歌颂祖国古代的伟大业绩来表现民族的自豪感。他在《巴鲁迪鼓舞革命》一诗中，这样来描绘举世闻名的金字塔建筑：
问问基泽大建筑，
了解你所不曾知。
千年百载尽逝去，
战胜风侵真稀奇。
尽管灾难无数计，
嵬嵬巨塔旷野立。
历史见证俱安在，
展现建者大业绩。
民族盛衰多变易，
时代更替不停息。
雄伟壮丽金字塔，
异口同声大奇迹。
诗歌充分表现了民族豪情，同时也重现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雄浑风格和神韵。除了向古典诗歌积极汲取艺术营养，巴鲁迪也注意借鉴伊斯兰文化中其他民族的诗歌成就，如波斯和土耳其的古典诗歌。不仅如此，他还走访过英国，广泛接触了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从而大大丰富了他的艺术修养。他虽然倾心于古典诗歌的传统，但也善于融合其他民族文学的长处，尤其善于吸收西方文学的优点。他把体察到的民族和国家的种种现实以及自己的生活实践作为诗歌创作的基础，通过艺术提炼使传统诗歌重放光彩，使当时平庸的诗坛重现昔日的光彩。他为阿拉伯近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风，是阿拉伯诗歌复兴的先驱者。
巴鲁迪的创作反映了他曲折的生活经历，他把自己的宦海生涯、爱国的政治活动以及生活波折都紧密地与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诗歌同时表达了个人的和民族的感情，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时代特色。
巴鲁迪早年的诗作反映了诗人青年时代安谧、平静的生活，以爱情诗、吟酒诗、写景诗为主，描写了生活的欢乐、青春的美好和祖国美丽的山河。民族复兴运动初起之时，诗人积极地参与，但他身为宫廷重臣，又要忠于王室，所以思想摇摆，一方面想与爱国者站在一起，一方面又告诫人民不要使用暴力，怕战争带来灾难。他在诗中写道：“他们若呼唤、号召我，我就响应，我的秉性是实现理想，信守诺言。”同时也提出：“我忠告民众，战争是一场悲剧，事情或许不是像想的那样的顺利。”这种矛盾的心态经常流露于诗行之中。然而，当民族运动高涨而外国殖民者进行镇压时，他的爱国热情就会全部被激发出来，从内心发出战斗的吼声。在长诗《巴鲁迪鼓动革命》中，他热情地号召：
民众啊，奋起吧！
珍惜宝贵的年华，
以各种方式和途径，
去争取我们的利益。
你们人多势众，
怎能容忍耻辱？
怎能表示无可奈何？
……
你们若不是缄默无声的死人，
就应该奋起投入战斗，
把侮辱、欺压统统铲掉。
我呼吁，我号召……
诗人渴望民族斗争的风暴快快来临。诗中诗人常常为祖国过去的荣光而感到骄傲，为今天的衰落而感到忧伤。他写道：“……我对埃及的过去感到满意，但她的现在处境不妙，我生活在埃及不感到幸福。”“埃及时运不济，王室基础动摇，混乱、腐败比比皆是。”他痛恨那些卖国求荣的统治者，是他们使“独立之国遭到不幸，埃及成了谎言者、胡诌者的场合”，“到处是被凌辱的土地，不论是山丘或平原，处处是背信弃义”。他大声疾呼，要铲除这些代表外国殖民势力的败类：
这一帮歹徒，恶棍，
给民众带来比殇子更严重
的痛苦和不幸。
甚至连傻子也要把他们
从内阁中赶走。
但诗人依然充满信心，对祖国的未来寄以极大的希望。在长诗的最后部分，诗人号召人们要等待，要坚持斗争，相信“美好的未来终将实现”。这首诗的诗句铿锵有力，表现了诗人的战斗激情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确实给人以激奋的力量，扫除了当时诗坛上的委靡之风。
民族起义失败之后，诗人作为主要的领导人被流放到锡兰，处在苦难时期。这时他诗歌的基调转为悲凉，吟出他的孤独、痛苦、思念和盼望。在著名的《思乡》中，诗人写道：
背井离乡，我心凄迷。
挚友旧好，相隔万里。
形影相吊，举目无亲，
同伴见我，悲怆嘘唏。
卫国护教，昭昭天理，
强横定罪，放逐异地？！
坚忍不拔，决不翻悔。
……
我择自尊，任凭祸临。
壮志崇高，我越坚毅。
在流放期间，妻子去世的噩耗使他万分痛苦，他运笔写下了一首感情深沉的悼亡诗《悼亡妻》：
死亡之手啊！
你打着的是一块什么火绒？
你从我心中夺走了明亮的火炬！
我是刚强铁汉，
而今你使我心灰意懒；
我似标枪一杆，
而今被你截成两半！
我仍不相信会灾难临头，
这支箭会射中我的心瓣？
巴鲁迪用诗歌表达了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描写了他的生活以及祖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壮丽的山河，笔致深刻、细致，能够动人心弦，引起读者的共鸣。
阿拉伯的诗歌在中世纪达到鼎盛，诗人辈出，作品如云，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是在土耳其苏丹统治下的几百年，阿拉伯的诗歌却是衰落的。巴鲁迪的崛起预示阿拉伯诗歌的复兴，他给传统的诗歌形式注入了新的内容。他选择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反映阿拉伯人的切身问题，从而使阿拉伯诗歌获得新生。他的诗歌与阿拉伯近代的爱国、民主运动相结合，成为时代的号角，激越的檄文，为广大人民到处传诵。在他的影响下，不久在埃及近代的诗坛上便出现了诗歌复兴运动和“复兴派”，推动了埃及诗歌的发展。
在艺术和语言上，巴鲁迪的诗歌保持了古典诗歌的严谨结构，恢复了古诗具有的淳朴、简练、生动的语言特点。他的诗句多采用12至14音节的全律或长律，运用较丰富的词汇，夹叙夹议的手法，说理透彻，富有哲理含义，思想感情淋漓酣畅，充分显示出他的艺术个性：刚健，真实，韵律和谐、优美。
第三节 纪伯伦
哈利勒·纪伯伦是黎巴嫩著名的诗人、散文作家和画家，是阿拉伯海外文学（“旅美派”文学）的最为杰出的代表，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的奠基者。
1883年12月6日纪伯伦出生于黎巴嫩北部山区一个农庄。父亲是个牧民，贪杯好酒，生活贫困。当时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残酷统治之下，许多黎巴嫩人对西方文明抱有种种幻想，纷纷背井离乡迁往美洲大陆生活。1895年为了谋求生路，母亲携带哥哥、两个妹妹和12岁的纪伯伦去美国波士顿，落脚在贫困的唐人街。纪伯伦依靠母亲劳动和妹妹们缝补维持生计，进了当地一家侨民学校学习。他还在一些画家指点下，开始学习绘画。不久，才华显露，被一位女教师发现，把他介绍给一位艺术活动家法尔德·戴。戴鼓励他做一名书籍封面设计师。同时，他也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阅读了美国的小说，还在诗歌创作上试笔。4年之后，他返回祖国，在贝鲁特希克迈学校学习4年，学习阿拉伯语、法语和绘画。在此期间，他游历了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名胜古迹，增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感受力。由于远离亲人，他常感到孤独和寂寞。这一时期在《觉醒》刊物上发表了他的早期诗歌习作。
1901年再次回到美国。此后一年多，他的妹妹、哥哥和母亲的相继病逝，给他以极大的打击，加深了他对祖国的怀念。1903年他在波士顿的侨民报纸发表散文诗，得到社会好评。1905年首次举办个人画展，得到当地一位女校长的赏识。两人结识后，他受到女校长的资助于1908去巴黎学习绘画。在当时著名的大师罗丹的指点下，他在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他的油画《秋》获得了法国春季画展的银奖。此时他游览了罗马、布鲁塞尔、伦敦等名城，广泛接触了西方近代文明。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米开朗基罗十分崇拜。他同时也涉猎了欧洲著名作家的作品，喜欢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深受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兼画家布莱克的影响，以至于罗丹和其他朋友称他是“20世纪的布莱克”。
1911年纪伯伦又回到波士顿，完成了中篇小说《被折断的翅膀》。翌年移居纽约，专心于文学创作。1916年与旅美作家努埃曼相见并成为挚友。1920年在他和努埃曼的努力下，广泛团结在北美的阿拉伯作家，成立了“笔会”（即“旅美派文学”），对阿拉伯的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纪伯伦晚年继续进行紧张的文学创作活动，但青少年时期的贫困使他过早失去了健康，为病魔所缠。他顽强地与死神搏斗，坚持文学创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表示过写作与绘画“是我唯一的安慰”。1931年4月10日他因长期患肺病而去世。遵照他的遗愿，他的尸体被运回祖国，安葬在自己的故乡。他曾与两位女性交往甚密，甚至有了爱情，但终身未娶，孤独地度过了一生。
纪伯伦虽是出身黎巴嫩的阿拉伯诗人，有着深厚的伊斯兰文化素养，但他从小就是一个天主教徒，尤其少年到美国以后，西方文化浸漫了他的全身。尼采曾在他的心中激起过风暴，他接受了“超人”思想，否定宗教、权力和传统，主张“重估一切价值”。从根本上来讲，他是一位东方诗人，没有放弃过灵魂、信仰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他思想非常复杂，但基点是人道主义思想，他所寻求的宗教不是传统的信仰，而是人的宗教，体现人生真谛的信仰。
纪伯伦的创作大体可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阿拉伯语写作，主要以小说创作为主，表现了他强烈的反社会意识，显示他的叛逆思想。不久他中断了小说写作，改为从事散文和散文诗的创作，而且改用英语写作。他逐渐从反社会的立场转向对和谐、完善和灵魂的追求，写出许多优美的散文诗，赢得了世界声誉。
第一个时期从发表习作的1903年开始直到1918年，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和中篇小说《被折断的翅膀》以及散文诗集《泪与笑》。1905年发表文论《音乐短章》，用诗的语言和抒情的格调，阐述音乐对灵魂的激发和净化作用，显示诗人对艺术的敏锐感受力。由于诗人来自贫困的山村，从小便感受到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教会头面人物利用宗教对人民的欺压以及人民生活的贫困、落后和保守。因此，早期小说作品以揭露封建统治者、教会的黑暗与虚伪和人民的不幸为基本主题。短篇小说《不信教的赫里勒》[收在《叛逆的灵魂》（1908）里]是其中思想最为激烈的一篇。出生在山村的孤儿赫里勒，在修道院做仆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修道院的宁静生活和圣书启迪了他的理智。他探索生活真理，揭发修道院背离上帝、对穷苦百姓榨取钱财的恶行。他因直言痛责修道院的虚伪与奸诈，在隆冬大雪之日被赶出修道院。他几乎冻死在路野，后被山庄善良的妇女救活。但他又以背叛宗教的罪名受到当地牧民霸主阿巴斯和狡猾的神父艾勒亚斯的制裁。他不屈服于统治者的迫害，向广大牧民直抒胸臆，痛斥封建霸主和神父对广大牧民的肆意压迫和剥削，揭露他们的骗人伎俩，号召牧民起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在他一呼之下，牧民起来造反，打倒了万恶的霸主，得到了自由。这是一篇激昂的文字，充满着对教会、封建统治的憎恶情感。正因为如此，《叛逆的灵魂》这部小说集触怒了当局，被勒令当众销毁，诗人也因此遭难，被开除教籍和驱逐出境。作品中的英雄赫里勒是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既有基督教耶稣怜悯、慈悲、为人类受苦受难的特色，也有尼采式“超人”藐视一切权威和传统的反叛色彩，是作家后来笔下的“疯人”、“先驱者”、“先知”等的雏形。
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1）是纪伯伦小说作品的代表作，是一篇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青年时代的诗人曾与富家小姐相爱，终因贫富的差距和封建习俗、传统势力的阻挠而失败。小说以“我”与富家小姐萨勒玛恋爱波折为中心内容，描写教会和封建传统势力的破坏而造成爱情的破灭和女主人萨勒玛早死的悲剧。“我”与萨勒玛一见钟情，两人很快投入爱河。但是大主教保罗垂涎萨勒玛的巨资家财，让自己的侄儿、恶棍曼苏尔贝克与她成亲。萨勒玛的父亲按照传统，答应了这门婚事。萨勒玛被迫嫁给她不爱的人，婚后生活十分痛苦。丈夫平日寻花问柳，从不关心她的死活。五年后，她怀孕了，把生活的希望全寄托在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但是婴儿一出世便夭折，使她丧失最后的希望。她终于在极度悲痛中默默地死去了。这篇作品借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向人们指出：宗教与封建阶级是主宰社会的恶势力。大主教是宗教势力的代表，而萨勒玛的父亲是封建家长制的卫道士，他们扼杀了一对青年的纯真爱情。“我”和萨勒玛虽有向往个人自由与幸福的热情，但缺乏抗争的勇气与力量。全篇洋溢着哀婉之情和感伤情调，是一篇抒情格调的诗化小说，在弥漫着感伤的气氛中，也透露出对社会黑暗与腐败的强烈不满与深刻批判。
《泪与笑》（1913）是纪伯伦第一部散文诗集，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由56篇组成。这部诗集用抒情的格调、形象的意象，探索关于爱与美、自然、生命价值和人道主义的真谛，同时也对社会的黑暗面做了全面的批判。
1918年纪伯伦发表了第一部英语散文诗集《狂人》之后，便步入以写英语的散文诗为主的第二个创作时期。这个时期的英语散文诗集有《狂人》、《先驱者》、《先知》、《沙与沫》、《人子耶稣》、《流浪者》、《先知园》等。同时也还有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作品问世，如散文诗集《暴风雨》、《珍趣篇》以及诗歌《行列圣歌》、戏剧《大地神》等。这个时期是纪伯伦创作上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时期。
《狂人》和《先驱者》这两部最早的英语作品还保留着前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以揭露与叛逆为主。《狂人》描写一个在真理的阳光下敢于反抗和呐喊的离经叛道者。他无视传统势力的攻击和诬蔑，掀起了反叛的风暴，向腐朽的旧世界冲击。作品感情激越，描写深刻，批判有力。傲视一切的“狂人”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是“欢笑而至，欢笑而终”。
《先驱者》继续发挥了《狂人》的思想，而且指出人人都可以成为人类的先行者，只要能发现自己身上的“神性”。作品有力地批判了奴性、愚昧和虚伪。
《真知与半知》描写了社会“以量取胜”的可悲现象，显示出尼采式的“超人”思想。作者也直露心迹：要实现自我，表现出“神性”，要作“爱的奉献”，启迪人们的“心灵”，打开“心锁”。他借“先驱者”的口说道：“我爱你们全体，巨人和侏儒，患病的与受福的，在黑夜跌仆的和在白昼起舞于山冈的，我都挚爱着。”
从愤世、孤独的叛逆者转向启迪人们良知，热爱人类的“先知”，作者这一思想变化在《先驱者》里鲜明地表现出来。他发表的作品集《沙与沫》，汇录了三百余首妙语格言，其中也有短小的寓言体故事。这部作品集主题多样化，内容丰富多彩，是对人生与艺术的深刻思考和探索。它与《先知》齐名，也是诗人的代表作品。
《先知》是诗人长期酝酿的一部散文诗集。第一批文稿是诗人在18岁时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后来受到母亲的鼓励，继续创作，于1923年正式用英语出版，整个创作过程长达30年，可见是诗人呕心沥血之作。《先知》描写一位智者、“先知”亚墨斯达法在大海岸边城市阿法利斯居住12年，准备返回阔别的故乡岛国。在临别前，他回答了来自城市各个阶层的市民提出的种种问题，探讨了爱与美、生与死、哀与乐、劳与逸、善与恶、理智与感情、罪与罚、法律与自由以及宗教等26个问题。全部诗集由28节组成。
作品的先知被周围人们誉为“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索者”。他是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也是诗人的代言人。不难看出，《先知》是在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下写成的，不仅形式和构思相似，人物也是相对应的。但是《先知》的主人公是东方的哲人，他不是藐视一切的虚无主义的超人，而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道主义者。在他身上有更多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先知在布道、解疑的回答中，突出了爱，强调了无私奉献。他说：“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自身外无接受。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爱没有别的愿望，只要成全自己。”这是一种泛爱思想，把“爱”看成恩赐与奉献的人道思想。他谈论的“爱”不是交换，不是回报，而是为爱而爱的神圣情感。他赞美无私的母爱，歌颂眷念祖国家人的海外赤子之爱，盛赞情侣之间的纯美之爱，甚至认为没有爱的工作（劳动）是“空虚的”，他把这些爱的情感看成是爱的至诚至美。他为爱谱写了一曲颂歌，号召人们尽献爱心，“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着他，虽然他的路程艰险而陡峻”。
先知探索了“美”，批判了关于“美”的种种世俗的理解：“美”是“未曾满足的需要”。他认为“美”是“一种欢乐”，是一种发自内心，全身心投入的“心灵感应”。他把“美”看做是“生命”的体现：“在生命揭露圣洁的面容时的美，就是生命。但你就是生命，你也是面纱。美是永生揽镜自照。但你就是永生，你也是镜子。”可以看出，先知心目中的“美”的本质就是生命的体现，它与生命共存和同在，说明诗人对人生和人类自己的价值的肯定与赞美。
先知肯定自由，认为人类存在各色各样的“奴性”，有社会压迫的等级造成不平等的“奴性”，也有来自人们内心的各种欲望、观念形成的锁链的“奴性”，他批判了暴君压制下的不自由，也批判了宗教禁锢心灵的束缚，他指出当人去掉各种“羁饰”，无所“牵挂”而无限“超腾”的时候，人“才自由了”。先知不仅提出推翻暴君，改革社会，寻求自由、解放，更强调精神的解放，心灵的自由。
先知的教言诲语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规范、法则。他的中心目的是使人从“小我”走向“大我”，成为“巨人”。他认为人有三性：神性、人性和侏儒性，只有不断提高神性，去掉侏儒性，才能成为“大我”和“巨人”，这也就是人类的明天，人类的未来。人的神性就是理性和自由。
全部《先知》就是一部对生命和人生的哲理阐解，虽然带有宗教的神秘色彩，但它是关于人、人性和人生的探索，正因为它深植于人类的自身生活之中，所以它的出版引起了世界的震动，西方人把它看成是“东方给予西方的最美好的礼物”。
《人子耶稣》（1928）是一部形式独特的作品，它是耶稣同时代的72位人物的回忆录，重新塑造了耶稣的形象。它并不是史学著作，而是诗人对理想人物的描绘。在诗人笔下，耶稣不是神之子，而是人之子，与宗教传说的耶稣不同，不是温顺、谦卑的受难者，而是旧世界的反叛者。他呼唤人们走出黑暗，奔向真理的光明，抛弃陈腐的观念，迎接黎明的到来。他不仅遭到敌对者的迫害，也遭到了同路者的误解、怀疑与反对。他不怕孤独，在只身一人的奋斗中成长。他与《先知》中的先知一样，既有否定过去传统权威而甘当破坏者、叛逆者的一面，又有启迪人们的心灵、重建人们的灵魂的建设者、勇敢者的一面。如果说《先知》的主人公是预言者、立法者，那么《人子耶稣》的主人公则是实践者和示范者。
《流浪者》是由52篇结成的散文诗集，与《狂人》、《先驱者》和《先知》属同类型的作品，是诗人晚年的重要作品。流浪者是狂人、先驱者和先知的化身，但又是他们的同道者。他更加深沉、善良，更加睿智、成熟。他的话语同样深蕴、隽永。
《先知园》是继《先知》之后叙述先知回到自己家园的活动情况。按纪伯伦的构思要写出三部曲：《先知》是谈论人与人的关系，《先知园》是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一部是谈论人与宗教的关系，可惜因他过早病逝而没能完成。《先知园》与《先知》同样是以赠言方式写出的，但是有所不同。它是先知回到故里与亲友相聚时的谈话录。作品包括16节，用含义深刻的哲理来解答众人提出的疑惑，可以说是《先知》的深化与扩展。他再次倡导爱的福音，强调“给予”与“接受”的和谐。他突出人的思想、人的哲学与宗教，指出：“我们就是上帝！”
纪伯伦以流畅典雅的语言、丰富的想象、象征的笔法、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邃的哲理构成了独特的“纪伯伦风格”。他在小说和散文诗的创作上，为阿拉伯近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他是海外文学的代表，是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他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营养，融合了民族文学的精华，开创了以浪漫主义为主，兼有写实和象征特点的文学的一代新风。
第四节 巴哈尔
巴哈尔（1886—1951）的全名是密尔扎·穆罕默德·塔吉·巴哈尔，生于伊朗东部霍拉桑省玛什哈德市。他是伊朗近代最著名的诗人，是19世纪到20世纪转折时期伊朗文坛上承上启下的人物。
从19世纪初开始，伊朗便日益深入地卷入英、法、俄各资本主义国家角逐的旋涡，从而丧失了独立。19世纪中叶，国内爆发了巴布教徒起义。起义领导者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自称教长。巴布起义者宣布废除私有制，主张一切财产公有，男女平权，并废除一切特权。这实质上是伊朗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从国际条件看，伊朗的北邻俄国早有南进的战略野心。1723年，彼得出兵占领勒什特市以北的南高加索地区。19世纪初，俄国与怀有世界霸主野心的拿破仑签约，议定俄军可取道伊朗，南进印度。此举触犯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引起英国的反对与干预，从而造成法、俄、英在伊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伊朗凯伽王朝（1794—1925）的两任首相都作过改良主义的尝试，但都无法给腐朽的帝国带来生机，更无法抵御日甚一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掠夺。到凯伽王朝最后30年，伊朗国内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05年至1911年爆发的立宪运动实质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这次运动波及面广，声势浩大。运动达到高潮时，席卷全国。1905年12月在全国各大城市，如德黑兰、大不里士、设拉子等都发生了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群众要求罢免反动官吏，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民主改革，给人民以自由民主。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文学也发生了变化。巴哈尔在一篇论这一时期文学的文章中指出：“作为革新与革命时期，顾名思义，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革命思想与革命文学。散文与诗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诗风产生了，即以朴实的语言和深挚的感情创造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政治诗歌。出现了各种流派的诗人以及形形色色的诗歌创作。同时，旧的形式也继续被利用，所以在颂诗和抒情诗方面也有所革新。”巴哈尔本人就是一位在形势骤变时期的出色歌手，他的创作既继承了悠久的波斯诗歌的传统，又体现了新的革命时期的特色。巴哈尔的父亲是凯伽王朝的“诗王”（即首席宫廷诗人）。在父亲教育下，巴哈尔7岁开始写诗。他父亲思想开明，结交进步人士。巴哈尔青少年时代受到进步思想熏陶，早年即显示出过人的诗才。他18岁时，父亲去世。当年国王巡视霍拉桑，他获得召见，即席赋诗，深得赏识。于是，也被封为“诗王”，从此声名大振。可贵的是，这位波斯文学史上最后一位诗王并未被这一尊贵称号束住手脚，立宪运动刚一兴起，他就义无反顾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参加这场有深刻时代意义的斗争。
1906年，巴哈尔20岁时，已经成为立宪运动的推动者。当时，他是霍拉桑省进步组织“幸福会”成员。1908年，他参与秘密刊物《霍拉桑》的出版工作，并在这一刊物上发表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诗歌。从他这一时期发表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听到这位大诗人前进的脚步声。1907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君主呵！
请睁开你那睿智的双眼，
看一看未来的结局。
请睁开你那明亮的双眼，
看一看自己的下场。
伊朗在任人侮辱欺凌，
眼睁睁地遭到灭亡。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诗人对封建统治者还抱有一丝希望。但是，随着革命形势深入发展，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加剧，巴哈尔的态度也愈加明朗和坚定。1909年他写道：
君主呵，你不要再挖自家墙脚，
不要再把国家和自己抛入屈辱深渊。
不要再穷奢极欲，自毁根基，
不要再暴虐枉法，自甘下贱，
要记住，总有最后清算的一天！
1909年伊朗民主党在玛什哈德成立。巴哈尔被选为该党省委委员，主持出版党刊《新春》。这份刊物具有鲜明反帝的性质。《新春》被封后，他又主持出版《早春》，继续斗争。后来《早春》也被查封。巴哈尔被凯伽王朝强迫移居德黑兰。他曾两次入狱（1914年，1929年），多次被选为议员（第三、四、五、六及十五届议会）。1925年到1941年，礼萨国王（巴列维王朝）当政时期，巴哈尔退出政界，专事著述及教学。他曾任德黑兰大学教授。1945年后，一度出任文化部长。1946年，主持召开伊朗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晚年任伊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巴哈尔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是很突出的。他熟练地利用新旧各种形式，表现具有时代意义的崭新内容。他诗歌中所体现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表明他时时刻刻关注祖国的命运。1910年，面对内忧外患中的祖国，他沉痛地歌唱：
我不解，你因何如此衰败荒寂，
呵，祖国。
外国大兵在践踏你的躯体，
呵，祖国。
你曾是我们光芒四射的明烛，
亲爱的祖国，
如今，变为他人烛火中的飞蛾，
我亲爱的祖国。
……
俄国英国双双把我们欺凌，
蜂拥而至，带来灾难与不幸。
恶狠狠地践踏我们的国土，
反而要我们感谢他们的恩情。
1908年，沙俄政府粗暴干涉伊朗内政，对伊朗政府提出抗议，指责伊政府对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控制不力。此举使巴哈尔感到屈辱与愤怒，他以诗歌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抗议。
伊朗人，伊朗已然大难临头，
大流士的国家陷入尼古拉之手。
凯胡斯陆的国土被毒蛇吞下，
哪里还有穆斯林的尊严，
民族崛起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正直的兄弟，你为何如此软弱可欺？
伊朗属于你们，伊朗是你们的！
巴哈尔在二三十年代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的时期，仍然没有放下笔杆，而是继续进行诗歌创作。他于1918年出版文学刊物《学府》，以这个刊物为基地，吸引了一批作家及诗人在他的周围。后来这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组织了“文学研究会”，3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会更名为“内扎米研究会”，其活动在伊朗现代文学发展上发挥过进步作用。
巴哈尔在二三十年代的诗歌风格更加凝练沉郁，反映出他遭遇挫折后，心情更加低沉忧伤。但是，他诗人的激情是消磨不掉的，甚至被捕入狱时，他也未曾向反动势力低头。1916年，他在狱中写了一首题名为《跳蚤颂》的诗，把敌人比作讨厌的跳蚤，充分反映了诗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的蔑视。诗人指责他们：
无理把我囚入博季努德监牢，
给我加上肮脏的罪名。
他们时而披上跳蚤的衣装，
在我身上大施其淫威勾当。
我要用雄辩语言的烈火把他们烧尽，
即便我在熊熊的烈火中葬身。
1920年巴哈尔写了一首流传很广的诗《达玛万德》。达玛万德是伊朗北部厄尔布士山的顶峰。诗人对这座伊朗的最高峰倾诉自己胸中的积郁，表达对黑暗的社会的不满以及强烈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的愿望。诗人的这种心情是当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他思想上的反映。1920年，对于伊朗来说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严峻年代。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的阴谋正在付诸行动，亡国的危险像乌云一样压在伊朗人民头上。在国内，1905年至1911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新的高潮。而虚弱腐朽的凯伽王朝已处于灭亡的前夜（1925年这一王朝被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礼萨推翻），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全国。军阀及氏族首领多拥兵自重。各派后面又都站着外国势力。这是一种令人窒息和看不到希望的局面。在这种黑云压城的形势下，诗人把伊朗北部的达玛万德山峰视为祖国和人民的象征，向其呼唤：
你应以光焰、硫黄和硝烟，
以被压迫者心焦似火的叹息，
以真主降罚的狱火的烈焰，
向雷依迸射出一股浓云，
如同暴雨，洒落惊骇与恐惧，
劈开牢狱的大门，奋力冲击，
严惩那些离经叛逆的奸恶之徒。
……
像瞬息间迸发的庞贝火山，
向世界喷发出死亡的烈焰，
压迫人的殿堂应从根基砸烂，
从根基砸烂才不致留下后患。
诗人还把达玛万德峰比作母亲，而称自己是她“苦命的儿子”，从而把个人兴衰际遇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令人感到自然亲切，充分体现了一个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诗人因祖国的不幸而感到的切肤之痛。这首诗气势宏大，音调铿锵，感情充沛，爱国思想明确炽烈，普遍认为其是巴哈尔的代表篇章。
思考题
1.请论述阿拉伯近代文学复兴运动的特点和成就。
2.请论述巴鲁迪诗歌创作的特色及其在阿拉伯诗歌复兴运动中的地位。
3.“旅美派”和纪伯伦的创作在近代阿拉伯文学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分别是什么？
4.请论述巴哈尔诗歌的时代内容和诗人的进步思想。
§§第四编 现代当代亚非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