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我读了七年
历史，总是不按照人们意志的轨迹而前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他自己的过去，过去就是历史。这历史有光辉灿烂，也有平平庸庸；有激动人心，也有无可奈何。但都有着一个根本规律，与时代息息相关。时事能造英雄，当然，时事也会造成绝大多数像我一样的平庸之辈。但英雄也有过败走麦城的胯下之辱，我等也有过关闯隘的英雄壮举。
伟大祖国，已经度过她六十大庆。获取六十年的辉煌，并不是一帆风顺，包含了多少艰辛，闯过了多少险境，才走到这一步。因此，必须尊重历史，面向未来。扬弃，应该是我们的历史观，方法论。我这里披露的是我在这六十年中，最为风雨的一段，也是祖国最为沧桑的十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我由少年进入青年的十年。不尽然，只是一个平庸之辈的琐事。没有许多突兀，只是一种经历。
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那年我十二岁。
我出生于南昌市的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公安警察。按照现代的说法，应该是吃香喝辣的一类。但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特好，公安干警与大家一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尽管工作处境危险，但工作起来却是拼着命的干。不好意思，那时家里穷，我们兄妹几个的学费都是打报告，出证明，批准免缴一部分的。
文革发生在1966年，当时我在南昌市法院前小学，这个学风不错的小学念书，五年级。那时的中小学生，家长一般比较放任，孩子多得也顾不过来。学校的功课远没有现在紧张，除了上午紧张上课外，下午基本没有正课，大多数时间是课外活动。我参加过射击、旗语、合唱等课外小组活动。一周还有两个半天劳动，锄草种花什么的。有时候还要去马路上维持秩序：叔叔阿姨，请走人行道！嘻，我还是少先队的中队委呢，肩上二杠杠。但我在全校出名的倒是一件让我愧疚的事，用气枪把老师的腿击伤了。
一天下午，由于准备东湖区的汽枪射击比赛，我们射击队的队员在礼堂进行实弹射击。在我最后一粒铅弹射出去后，只听见哎哟一声，周老师捂着小腿坐在了地下。我才知道是自己闯下了祸，整个脑子一片空白。第二天，陪着妈妈去医院看望开刀取出了子弹的老师。周老师却按着我的小脑袋说，孩子，不怪你，是老师违反了射击时不能在射程范围内活动的规则。我们送去的一篮子鸡蛋，硬是要我们拿回去。多么淳朴的老师啊！
正是那年下半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骤然而至。街头上突然涌出了一茬一茬的人来，声嘶力歇地叫喊着。后来才明白，这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不久，大字报铺天盖地出现在街上。再后来发展成革命行动，红卫兵、造反派进行“破四旧、立四新”。许多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受到批斗，被管制，接着被逼下放到农村去继续挨批挨斗。学校正常秩序完全破坏，一些熟悉并尊重的老师和校领导也被打成五类分子受到批斗。第二年，我们接到停课闹革命的通知。实际上是学校乱了，无暇于我们，不管我们了。
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失去学校的管束，家长又在各自单位抓“革命”，也没时间管我们。孩子们的那种顽皮秉性得到充分释放，整日在外疯玩，去赣江游泳，到郊外采桑叶，甚至寻衅打架。随着运动的升级，两派斗争转化为真枪实弹的武装冲突，耳畔常听见枪响。而我们的好奇心竟然置生死而不顾，总还跟着武斗队伍去看热闹，使家长特别担忧又鞭长莫及。更可怕的一件事的发生，才使父母亲强化了对我的管理。
一天中午，正准备吃饭，突然来了俩大人，说是工人武装部的，要带我走。那时砸烂公检法，工人武装指挥部取而代之。家长问情况，他们也不说。后来带我们几个人到学校，又是写字，又是询问，折腾到1点多钟。最后我们几个人被批准回家，但有俩同学却被抓走了。原来上午我们几个同学在教室里玩，乱塗乱画。一个同学写了“打倒胖子！”，而另一个同学写了“毛主席万岁”。就这样不经意的连接，就成了反革命标语了。报案破案的恐怕立了功，可怜稚气未干的俩同学却被关进了“牛棚”，享受到“五类分子”的待遇。可是他们还仅仅是十三四岁啊！
停课后，失去了学知识的课堂，家长也不能系统地教我们什么。好得我还比较喜欢看大字报，喜欢看传单。虽然看不大懂，但学会了不少生字，特别是生词，诸如千均棒、万里埃，呼吁、追穷寇、落水狗之类。如果说我现在的文章不至于太差的话，这还得归功于大字报哟。可怜我们这些孩子，没了学习的地方，想得到一点知识有多难啊！
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两年多的光景，我们这小学五年级就演变成七年级了。这是历史不曾有过的小学七年级，但被我们面临了。如果小学是文化启蒙的话，“文革”还真是我的社会的启蒙。我们这幼稚的心灵，就这样过早地步入了社会，受到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