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多元文化并存现象的启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并存，显示出文化的多元性。在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并存的情况下，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日益增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和斗争，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既显示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又显示出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对立与融合的辩证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用过去那种“按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来处理现时代的问题，则不免要陷于被动。而转换后的思维方式，无疑与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一致。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来源
胡锦涛曾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来源。
第一，继承与超越：中华传统中和思想是根本理论来源
中和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的实质是确认并追求普遍和谐，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奋斗目标提出的根本理论来源。
传统中和思想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并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看作认识世界的最高目标。从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到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再到张载的“天人之本无二”，“天人不须强分”，都可看到，在古人那里，自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自然万物和谐相生。反过来，人也是因对自然和谐的体悟、效法自然的和谐而享受和谐人生，实现天、地、人一体和谐统一的境界。我们以这种理念来反观今天我们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种思想理论的渊源关系便非常明显。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建立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有效体制机制，便是传统中和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在现代意义上的显现。
传统中和思想重视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并提出了调适自我意识，获得心灵世界和谐的方法途径。如庄子提出了“人和人乐”的心灵境界，孟子提出了“养心”之说。自我身心要和谐，人我也要和谐，对上对下，对待平级都要做到和谐相处，此即所谓：“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等，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将这种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追求置于现时代，便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在全社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的目标。
传统中和思想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这种和谐社会在老子看来，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精神生活得到充分满足的其乐融融的社会。在孟子那里，是“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的有着学校教育，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和谐社会。在处理自身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传统中和思想要人们以国家社稷为本为公，强调“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将人与社会有机统一起来，体现了人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及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正是体现了我们要通过自身努力，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第二，借鉴与发展：西方思想史上的和谐观念是重要理论来源
在西方思想史上，和谐观念亦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明确把“和谐”作为自己哲学的根本范畴，提出了“美德乃是一种和谐”的命题。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进一步探讨了和谐的本质，提出了“对立的和谐观”，强调斗争在和谐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后来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充分肯定。之后，柏拉图的《理想国》给世人展现了一个虚幻中的和谐世界，到了中世纪，仍然把和谐看作是美的理念，认为美的核心是和谐。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了“预定和谐”说，这种和谐思想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中去。英国的亚当·斯密提出了“自然和谐”说，认为人类社会有着自然的秩序，人们只要遵从这种自然秩序，不进行人为干预，社会就会自然和谐。现代西方哲学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科学主义思潮主要从结构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宇宙的和谐等方面论述了和谐；人本主义思潮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批判人的异化现象和高扬生命的和谐等方面涉及和谐问题；宗教哲学和思辨唯心主义则主要从上帝创造的有序结构、和谐宇宙等方面论述和谐。西方思想史上的和谐观，既反映了和谐理念的普适性，又对我们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与实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理论是直接理论来源
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所勾画的美好蓝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了科学的预见。马克思曾这样看待社会的和谐：“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社会的两重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社会的和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明确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就“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在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和谐的联系，为人类描述了一幅和谐发展的宇宙图景。而关于和谐社会的更为经典的论述，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确，除了这句话，我们再也找不出更为合适的词句来描述未来社会的和谐状态，在那里，整个社会达到了真正的和谐，即“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自我确认、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和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所勾画的美好图景，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的目的归宿。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性在于实践性，即指导人们找出符合和谐发展道路的办法。正是以此为指导，我们党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创造。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实践基础
理论来源于实践，正确的理论是科学实践的升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正是基于我们党全国执政以来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升华。
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实现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一直进行着建构和谐社会的努力，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已提出了一系列构建和谐社会的珍贵思想。诸如，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以促进社会经济领域的和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促进社会政治领域的和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促进社会文化领域的和谐等等。但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上，我们走过一段弯路，从“大跃进”、“人民公社”直到“十年文革”，都可以看作是在探索一条建构和谐社会之路，实践证明，单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是达不到社会真正和谐的。然而这段探索毕竟留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我们今天反思：假如始终做到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大跃进”的惨痛后果或许就能避免；假如一贯遵循“双百”方针，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失误或许不会发生；假如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十年“文革”的悲剧或许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了，其损失也不会如此惨重。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却给了我们一面鉴别得失的明镜，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从过去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在建设的内容、速度、途径等方面找到一条最佳发展道路。
正是基于对这段曲折道路的反思，邓小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渐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我国的社会主义开始走向了一条和谐发展之路。邓小平的一系列“两手抓”的论述，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好体现和有力的保障。以此为指导，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提前实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是将和谐社会的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五大将政治、经济、文化有机组合在一起予以认识，使之系统和谐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接着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将和谐社会的建设提高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这是对以往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新的总结和提高，它表明我们党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开始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的方向转变。由此，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便是水到渠成。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现实需要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的发展出现的诸多“不和谐音”，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的短缺与浪费矛盾突出，提出了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要求。经济发展是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做支撑，而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我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很低，而且就是这点资源也由于利用不当而引发了诸多问题。我国的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并有不断减少的趋势，耕地质量趋于恶化；淡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污染严重；森林资源供给不足，由此而导致的过度砍伐，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不尽合理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所有这些，要求我们既要开发自然，又要保护自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共赢。
第二，社会贫富差距仍然较大，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新课题。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是日益凸显的一个社会问题，不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不同，收入差异十分明显。与贫富差距较大相对应的是，我国存在着一个由贫困的和正在由各种原因致贫的人口组成的数量十分庞大的弱势群体，这部分人的社会融入程度明显较低。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弱势群体的增加，可能引发阶层冲突，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进而阻碍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正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好与人民利益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使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第三，新形势下党群关系存在的新问题呼唤党的执政能力的新提高。我们党是执政的大党，党的执政能力不仅事关党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事关每一个公民的利益。从历史上看，我们党一贯注重自身的建设，并积累了丰富的党建经验。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总会提出新的课题，作为执政党来说，要想不回避新问题，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加强自身建设，这是执政党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另外毋庸讳言的是，我们党当前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诸如党群干群之间的思想隔阂不断加深，利益矛盾逐步凸显，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群众对党的感情差异较大，党组织在部分新阶层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不足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我们在新的条件下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自身的和谐及与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和谐共处。正如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指出的“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