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润华，祖籍山东省平原县，1907年出生，1993年去世。曾长期生活战斗在陕甘宁边区，1956年被国家授予少将军衔。他的女儿孙凯，现居兰州，说起父亲无不深情的缅怀。
孙凯同志说：
我父亲的老家在山东平原县。据说平原县的县名，秦代就有了，当时称“平原邑”。之所以被称作“平原”，是因为那里地势平坦，原野广袤。我父亲孙润华的家在平原县五里庄，家里虽然子女多，家境不富裕，但齐鲁大地自来崇儒重教，无论家庭贫富，都愿意供子女上学读书，接受教育，以便知书达理，出人头地。我父亲上完高小，又考入了专科商校。那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阀混战，时局动荡，许多年轻人都在追求真理，谋求出路，我父亲孙润华当然也不例外。1931年，他抱定“投军救国”的信念，商校没读完，就只身前往江西，投奔在孙连仲部任军职的二伯父。
江西井冈山有红军，可他的二伯父不是红军，而是奉命围剿红军的蒋介石部下孙连仲的属下。二伯父的军队驻扎在江西的宁都，我父亲孙润华大老远地从山东车马劳顿地来到宁都，找到了二伯，真的从了军，就职在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孙连仲的队列里。
不久，就赶上了“宁都起义”。说起宁都起义，就不能不说孙连仲。
二十六军的军长孙连仲是位历史传奇人物，他是抗日名将，1938年4月曾经率部在台儿庄与日本鬼子的铁甲劲旅交锋，打得号称不可战胜的日本铁甲劲旅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只能向天而泣。“台儿庄战役”也随之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最为著名的胜仗之一。孙连仲原名孙席儒，河北省雄县龙湾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他出生在清末民初，幼年时家中颇有资财。其身材魁梧，臂力过人，19岁参加清军，被编入第二镇八标二营八连。清帝退位后，民国将“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连仲隶属王占元的第二师炮营。不久被选进冯玉祥第十六师混成旅炮兵营当班长。有一次，冯玉祥亲自下连队检查军规“五十二条精神训条”的落实情况，一连问了几个人都支支吾吾回答不清楚。这时，孙连仲站出来，不仅把“五十二条精神训条”很流畅地背诵了一遍，而且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一番解释，从此得到冯玉祥的赏识。1922年，直奉战争以后，冯玉祥任命孙连仲为炮团团长，随即跟随冯玉祥转战西北。1930年4月，孙连仲被冯玉祥任命为第八路军总指挥，由西东调。10月，冯玉祥部被蒋介石改编，孙连仲也随之被委任为第二十六军总指挥，拥有将士4万余人。不久，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在鲁期间，其与山东军阀韩复榘颇有交情。
1931年初，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分四路向江西中央红军苏区“围剿”，孙连仲部是其中一路。他奉命自山东开往江西，由乐安、宜黄等地向东韶、小布一带进攻，与朱德总司令的红军交战。朱德以熟悉地形的优势，“诱敌深入”，一下子就让孙连仲损失了一个旅的兵力。此时，蒋介石又派嫡系部队朱绍良做主力，令孙连仲部进入被红军包围的宁都做配角，朱绍良又将孙连仲的二十六军，可北退南昌的唯一出路紧紧堵住，逼迫孙连仲不得不“背水一战”。孙连仲身经百战，深谙其中门道，当然心中不悦。孙连仲的队伍，多为西北子弟，来到江西水土不服，加之，蒋介石视其部为“杂牌军”，待遇不公，仓促作战，连连被红军成功“反围剿”，损失惨重，军心不稳。孙连仲本人也时患牙疾，疼痛难忍，不得不去南京就医。于是，就将军权交付给自己的参谋长赵博生，由赵博生全权指挥二十六军。
此时，二十六军由于天气炎热，水土不服，瘟疫流行，因病死亡的战士很多。驻地将士亲眼目睹红军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喜笑颜开，生活改善，特别是红军官兵平等，互相关心，心生向往，越发厌战或离心。苏区红军趁机派人前来，做参谋长赵博生的策反工作。10月，中央批准发展二十六军参谋长赵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又争取和发展了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的旅长季振同和该旅的一团团长黄中岳转向革命，整饬军队，开展军队练兵。
条件成熟后，赵博生决定于12月率军起义。不料，临近起义之时，二十六军的起义名单却落入敌人手里。
12月5日，蒋介石亲自从自南昌发来密电，责令二十六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3名中共党员，并用飞机向宁都投下蒋介石关于彻底清查军中“反动分子”的手令。
情况紧急，中共特别支部立即与赵博生共同研究，一方面以二十六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向蒋介石回复“遵令照办”，一方面向中央苏区请示，同时让袁汉澄前往瑞金，向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汇报。中央军委研究决定以最大的努力，争取二十六军的成功起义，认为这次起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起义时间定在12月13日，初步拟定部队将改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并委派左权、刘伯坚、王稼祥驻宁都城南80里的彭湃县苏维埃所在地固后联络指挥，同时指派四军会同接应。为应付各方面的局面，起义时间由13日改为14日。
12月14日下午6时，二十六军参谋长赵博生在宁都天主教堂，即二十六军总部楼上“宴请”团以上军官，团级军官唯有李松昆未到。楼下是七十四旅一团的人负责招待那些随同前来的护兵，并在“宴会”上一举缴了他们的枪。接着，起义士兵在各级军官的指挥下往楼上冲，其中有个士兵不慎走火，一时楼上大乱。赵博生趁机号召军官们率部起义，参加红军，打回北方去，一起到北方去打日本鬼子。在场的军官大多赞成，纷纷表态，也有少数军官顽抗。此时，但凡顽抗者，立即当场抓捕。赵博生接着鸣枪三声，宣布二十六军全军起义。
这时宁都城内外枪声四起，不愿起义的李松昆见大势已去，连忙带着他的一个团兵力，在武装起义的枪声中仓皇逃走。
这次起义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二十六军参谋长赵博生率领两个师17000余人，共同弃暗投明。
此后，由于内战需要，蒋介石又拨款重新恢复了孙连仲的二十六军的称号，不过编制大大缩小了。其后，孙连仲一直追随在蒋介石左右，并随之去了台湾。
起义后，军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即第十三、十四、十五军。由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萧劲光任政治委员。
我父亲孙润华随二十六军编入第五军团第十四军，从此跟随红军南征北战。他参加过国民党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四、五次的“反围剿”，之后又去打赣州。井冈山第五次“反围剿”之后，随第一方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在敌人的重兵围堵拦截下，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爬雪山，过草地，啃树皮，吃野菜，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意志与国民党军队斗争周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
在长征途中，一方面军红五团的任务是“殿后”，也就是负责抗击敌人的追兵，全力狙击敌人的追击或围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我父亲他们以自己的勇敢顽强赢得了“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也在红军中留下了“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军无不固”的佳话。他们血战湘江，许多战友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胜利，牺牲在湘江河岸。在金沙江，敌人出动十几万大军，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枪林弹雨，江岸重兵把守，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金沙江边。然而，红军以少胜多，巧妙地阻击了敌人，毅然跨过了金沙江，继续跟着毛主席北上革命。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面对敌人的疯狂堵截，冒着敌人的炮火，甚至全军覆没的威胁，毫无惧色，勇往直前，书写了无数壮丽的生命之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我父亲孙润华1935年入党，长征途中历任红五军团十四军经理处科员，红十四军军区文书，中央教导师师部文书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兼任地方多种职务，成为既能指挥部队，又能胜任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后来，历任关中军分区驻宜君代表，中宜洛（川）驻店头办事处主任，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县长，定边县县长，中共伊克昭盟乌审旗工委书记，三边地委组织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又任三边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三边军分区政委，参加了保卫延安和建设陕北地方政权，以及进军大西北的多次战役，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作为将军，作为领导，我父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延安大生产的时候，他以身作则，积极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善于把握情况，因势利导。在定边，有大山，也有滩地。每逢天下大雨，洪水就会沿着山头冲向滩地，有时把村庄都冲坏了。他听说，凡是经洪水冲过的滩地，一连两三年都能丰收，就组织群众实施拦洪开渠的办法，变害为利，引导洪水多向滩地漫延，减少灾害，这样就保证了边区的粮油生产，不但胜利地完成了公粮，群众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老百姓无不交口称赞。
记得有一年提薪，他不声不响地将自己的指标让给了其他同志，自己毫无怨言。我大学毕业，根据各方面条件都可以留在兰州，或者去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工作。可当时山丹军马场急需专业人才，我正在犹豫不定，父亲知道了，坚决支持我去海拔两三千米、条件相对艰苦的山丹地区工作。
在山丹，我从没有以高干子女的身份自居，而是以军马场普通一兵的姿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和任务。由于思想素质好，工作表现突出，我得到了军马场群众的一致好评和支持，被推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我在军马场连续工作了10年，与在新疆马兰核基地工作的丈夫常年天各一方，遇到很多困难都是自己克服。最难忘的是那年我怀孕在身，临产前，天寒地冻，宿舍远离医院，当时交通不便，怀的又是一对龙凤胎，跟前没有一个亲人，既缺少临产经验，又不懂怎么求助或照顾自己，结果导致一对婴儿活活夭折，自己也大病一场，身心遭受了严重损伤，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直到再次有了孩子，组织上帮助我们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丈夫才从新疆马兰核基地调到兰州。
我常想，如果那时有现在的生活条件，那对临产夭折的孩子一定会活蹦乱跳地活着，长大，并且越来越好。
我父亲他老人家经常教导我们兄妹，要艰苦朴素，努力奋斗，依靠自己学好本领，掌握本事，好好工作和生活。我们兄妹都没有任何特权思想，而是身体力行，自觉以父亲为榜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大家的好评，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工作，无私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