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5年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李老汉来这里连续多次调查研究，情况变了。他要把黄河水引上荒野滩，要把景泰川变成米粮川，要在景泰川开发建设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要引黄河水上山，灌溉万亩荒原，搞大型电力提灌站，李老汉雄心勃勃哩。不久，他真的把自己的这个大胆设想提到了省委会上，省委非常重视。经过科学论证，现场勘察，反复审定，省委、部委和中央结论完全一致，果断地批准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方案。
1969年，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指挥部成立了，省里决定由李老汉担任总指挥、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工程分期实施，第一期灌溉农田30万亩，上水10个秒立方，二年上水，三年受益，五年建成，景泰川荒原变良田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让梦想成真。搞建设，离不开水，离不开电，要发展，有水有电才有前途，有希望。
工程启动了，人才是关键。李老汉到处网罗人才，李培福认为，不管是“臭老九”、“走资派”，还是“站错队”、“有问题”，只要能吃苦，肯工作，有志于水电事业，就都是好同志。一时间，各路人马风风火火地汇集到景泰川，队伍突增1000多人。这时，有人说李老汉“收拢了一批牛鬼蛇神”，是“招降纳叛”，企图在政治上给他找碴子。李老汉根本不理这一套，他说：“只要工程上有用的人，我们都要，没有这些人，你、我、他能把黄河水引上草窝滩吗？”他看准这些人都是可用之材，他们之中党团员多，老水利多，基本素质高，这才是事业的保证和关键。
景电施工初期，正值“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雷打不动之际。任务再急，工作再忙，谁也不能扭转这种政治大气候酿造的局面，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即便工作到深夜，也不能耽误雷打不动的学习任务。一天，李老汉委派一位工程技术人员外出联系紧急公务，却被人挡了回来。李老汉便把那人叫来问原委。那人振振有词地说：“林（彪）副主席指示，天天读要雷打不动！”李老汉一听就火了，他冲着那人说：“林副主席说的？我看就是你说的，走！”说着，便拉上那位科技人员扬长而去。从此林副主席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了。
还有个二泵站“鬼魂附体”的事情，李老汉处理得也让人感动，叫人难忘。一群人在二泵站施工，连续几天在泵坑、路基、渠道上挖出了死人的头骨、腿骨、四肢或整体的人骷髅。在那个无所顾忌的年代，人们把它们挖出，铲起，再扔到一边，拉倒。有些自恃天不怕、地不怕、鬼神不怕的小伙子，要么把人头骨当球踢，要么拿起人骨玩打仗，有的还趁姑娘们不注意，冷不防地将头盖骨扣到她们的头顶上，还有的干脆把人头骨绑上绳子当安全帽戴，怪相百出。一时间，工地上腾起一片大呼小叫，哈哈大笑，大家开心得不得了。
可是，事后怪事发生了。夜晚，凄厉的寒风夹杂着如泣如诉的长哭，又仿佛老人的干咳怪笑。断续的声响，断续的干咳长哭怪笑，时不时地掠过山顶，撞击山谷，此起彼伏，继而又伴随着夜风回旋飞荡，呼啸在工地宿舍窝棚四周，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姑娘小伙子吓得都不敢出来尿尿，大胆的也是没等尿完，就急忙提着裤子惶恐地直往窝棚里钻，而后头蒙在被子里大气都不敢出。接着，一些姑娘神经错乱，她们胡说乱跑，哭笑吵闹，更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疯闹的姑娘，就连说话的声音语调方言，也变了，变得完全不像是她们自己。小伙子们也如同惊弓之鸟，要么悄没声息，要么提心吊胆，无精打采，了无生趣。如此几天，人们精神萎靡，干活没劲，工程进度缓慢，工作效率很低。
当地老百姓说他们这是“鬼魂附体”。
难道世间真有鬼魂？可是，哪来的鬼魂？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鬼，李老汉觉得事出蹊跷，必有因由，必须认真做些调查研究，才能再下结论。
一调查才知道，这些骨头不寻常，有来头。原来，这里是红西路军景泰战役的一个主战场。那些从南方长征来到这里的红军战士，曾经在这里与国民党军阀马步芳的军队遭遇，仗打得十分惨烈，不少年轻的红西路军战士牺牲在了这里。之后，有的暴尸荒野，有的被好心人草草掩埋。他们魂魄游荡，故土难归，而今尸骨支离破碎，仍然不得安宁，将心比心，又怎不怨怒愤恨。
李老汉听说这个情况，久久不语，神情越来越凝重。他认为怪事不怪，情由可悯。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时此刻，他想起了红军，想起了华池游击队，想起了那些腥风血雨的战斗岁月。这些牺牲在景泰战役中的红军战士，用自己的生命为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时至今日，却仍然尸骨暴野，没个归宿，实在不近情理。人死了，尸体总该掩埋啊，好歹也该有个坟墓啊，何况他们还是些年纪轻轻的红军战士，于心何忍。
夕阳西下，李老汉拄着拐棍，独自漫步在这荒山野岭，眼望着那些沉默在土窝草根间的白骨，竟然有些情不自禁。
第二天，他带着几位老同志一起来到二泵站工地，前后左右的四处寻觅转悠，终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找到一方藏风含水的山凹盆地。这里沙竹青翠，芨芨草摇曳，温暖静宜，盛满阳光，真是一处红军烈士上好的归宿之地。这时，有人担心地说：“这样的时期，工程进度紧张，我们建坟修墓，又是西路军，恐怕与主流要求不合拍，万一……”李老汉义正词严地说：“怕什么，天塌下来我顶着。给烈士建个普通的坟墓都怕不合主流，那什么合主流？人民的功臣，得不到敬仰，我们搞这个工程还有什么意义！”
之后，他毅然组织人马，小心翼翼地将散落各处的遗骨尽量完整地收拢在一起，逐个安放，将他们一起合葬在这个长34米，宽6米的墓地里。紧接着，又在墓前竖立起一方松木墓碑，上面是李老汉亲手题写的碑名：西路军景泰四井沟战役烈士陵墓。
说来也怪，那些“鬼魂附体”的姑娘，一下子病全好了，活蹦乱跳的她们居然记不得自己得病的狼狈情形。小伙子们也恢复了元气，又生龙活虎了，工程一切进入常规，工期竣工有了可靠的保证。
李老汉初到景泰的时候，深感职工生活供应困难，认为若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生产。为此，他办农场，盖住房，建猪场、鸡场、奶牛场，在他的倡导下，景电水利工程局一切自己动手，像延安那样自力更生。相继兴办了许多生活基础设施，比如俱乐部、各种副食品作坊，还种植了果树，园圃，林木，改善了环境，提高了职工的生活，肉禽蛋奶，油盐酱醋，蔬菜豆腐，一应俱全。
李老汉关心群众，听说县城百姓吃水困难，取水要走一里多地，就让工程队在县委院内打了一口井，每天定时给百姓供水，解决了他们吃水难的问题。
一天，他在县城散步，忽然听到附近百姓家传来一阵哭声。近前一看，院中摆了口棺材。一打听，方知这家老太太患肠梗阻，家人见治不好，没活路，正哭着等老太太咽气办后事。李老汉听说人还没死，就活生生等着给人办后事，实在太说不过去，就立马吩咐身边的秘书赶快去指挥部请医生前来抢救。经过医生的抢救，老太太又活过来了，全家人喜不自禁，对李老汉非常感激。
李老汉关心群众，群众也支持李老汉。那年冬季，景电工程要在老龙坑搞“草土围堰”，需要长草240万斤，各种草绳几十万根。可是，景泰川历来干旱缺水，又是寸草不生的大冬天，草从哪里来？李老汉说，依靠群众。他大会宣传，小会动员，让干部职工人人想办法，做贡献。很快，景泰、靖远的群众都知道李老汉的工地需要草，需要绳，需要“草土围堰”哩。于是，纷纷行动起来，家家户户向景电工地献草、献绳，场面极其壮观感人。有户人家只有祖孙两人，为了工程早日上水，干脆把好不容易积攒下准备给孙子盖新房的麦草，也抱了出来。爷爷让孙子把金灿灿的麦草捆上架子车，祖孙两人拉着献给了工地。李老汉就这样解决了水电工程“草土围堰”的难题，如期实现了工程竣工上水。
在景泰川，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李培福“面向群众”的精神在闪光，都能看到从华池陕甘边区走来的老干部、老党员李培福在群众心中的威信和分量。几十年过去了，李培福始终活在人民群众的心里，他密切联系群众的老区作风依然在传诵，在弘扬，在播种，在成长。
写完这本书，言犹未尽，许多人，许多事，仿佛仍然萦绕在自己周围，那么亲切，那么生动，那么的远远近近。完成这本书，绝非全赖个人之力，完全是在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下，通过寻访一个个老红军，一个个“红孩子”，以及许多亲历亲为战争场面的老战士，还有一些与他们亲密相关的亲朋好友、战友、同事，抑或是学生、下级等的自述、旁述、回忆、追忆、补忆，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才得以完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聆听，我探询，我求证，我敲击，我确定，我感动。伴随着春光与秋声，伴随着绿荫或白雪，我走进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探访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我看着他们喜盈盈地为我打开大门，我静静聆听着他们的心潮与波澜，心泉的翻滚与涌动。仿佛看到无数时光岁月划过我的眼前，无数的人物具象化作群星在夜空里闪烁璀璨，如同浩瀚大漠中的敦煌千佛洞，飞天起舞，万物化生，无数活灵活现的灵魂，定格在亘古，活脱在现今。我在人流里穿行，我在典籍里咀嚼，我在史海里钩沉，我在键盘上耕耘，每一步，每一行，每一垄，无不表达着我真实记录岁月，珍惜流年芳华的浓烈情感。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从来都不是抽象的，从来都是由具体的年代、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人文历史环境而聚散离合，兴衰消长的。
遥远的尧舜禅让、汤武革命、春秋战国就不去说了，人们较为熟悉的秦皇汉武三国隋唐，或者两宋元明清，也无须细数推论，单单是近在咫尺的一部近现代史就演绎得让我们目不暇接，感慨万千。“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维新变法斗士谭嗣同，“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特别是“阅尽人间春色”，领导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毛泽东，他是那样热切地期望人类和平，岿然翘首期待着“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创造的历史，记载着人民的丰功伟绩，及其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滴滴。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和社会，才有可能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垂范青史，传承后代。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够将人民群众放在历史首位的，只有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老红军、“红孩子”，他们是共和国基石的一部分，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以人为史，是古代史官先贤开启的春秋笔法。旨在通过人物的描写，揭示恢弘的历史风貌，展现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表现人物的真情实感和内心世界，从而鉴古通今，达到明是非，知得失，以史为鉴。实在地，每个人都是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每个家庭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民族的一部分。因此，作为一个人，其经历、阅历，或亲历亲为，或直接间接，都是时代的缩影，无不打着一定时代的烙印，反映着时代，见证着历史。中国革命史上的老红军、“红孩子”是时代的象征，历史的镜子，她映照着一个民族曾经走过的艰难曲折，表现着中国革命的里程，这正是我不辞劳苦寻访和记录他们的初衷。
然而，个人与社会从来都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受访者个人的经历往往自然而然地涉及一些人物、事件，及其相关的时代背景、时间、地点。可是，由于受访者大多年事已高，记忆有限，故而需要作者根据他们提供的某些线索，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一方面深入调查，进一步求证，一方面又必须沉浸在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党史、军史中求索，确证。尽管尽力而为，也难免疏漏有误，故而恳请各位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多多指正，以期史实确切，有所收益。
感谢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范鹏同志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感谢甘肃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兰州军区给予的热心帮助和支持，感谢读者集团、甘肃人民出版社对本书的关注及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大力支持！
长江后浪推前浪，春潮滚滚向东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重任在我们的肩头，历史在我们的脚下，每天都有一个新的起点，迎接着眼前的灿烂辉煌，春秋冬夏。
王君 2013年6月写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