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赵博生带着共产党员刘振亚、郭如岳、李青云等同志来到第73旅旅部了解情况，实际上是进一步做董振堂参加起义的工作，赵博生问董振堂：“第73旅情况怎么样？战斗又快要开始了。”董振堂让参谋刘振亚等人讲了军无斗志，厌战思乡的情况，赵博生趁机说：“你们看，咱们能打过红军吗？你们有勇气和信心吗？”冷了一会儿，董振堂说：“我看部队去向是个大问题。第一，我们没有兵源，减员不能补充；第二，生活补给得不到保证；第三，武器弹药不足；第四，兵心涣散。看来打也是完，不打也是完。现在到底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请参谋长看怎么办好？反正官兵都愿意回到北方去，不愿意在江西，在江西也是喂了狗。”
听了董振堂的这番话，赵博生感到时机已经成熟，情况谈完后，赵博生留下来，同到董振堂的住处，要来夜饭，两人一边吃一边说话。
赵博生问：“老董，你刚才说去向是个大问题，你看咱们去向如何呀，红军的情况你们掌握一些吗？”
董振堂说：“红军的情况听说过一些，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与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赵博生接着说：“是这样。短期可以欺骗，现在咱们到了江西，和红军接触的时机多了，知道的多了，再欺骗也欺骗不了啦！过去说红军逮住一个杀一个，一个也不留，实际上我们打仗被俘虏的官兵都给放回来了，人家一个也没杀，还发了路费。过去说他们共产共妻，可咱们被俘虏的军官太太也都给放回来了，你说这事情怎么讲呀？还能让人相信吗？”董振堂不断地点点头，说：“是呀！”
赵博生又接着说：“你们旅有放回来的人没有呀，有没有与共产党联系的人啊？”
董振堂说：“跟共产党联系的人我说不上，被俘虏的有个连长，现在正在警卫连押着呢！他在苏区待了20多天。”
赵博生说：“你能不能把他叫过来。把共产党的情况谈一谈，共产党都跟他谈了些什么？”
实际上，赵博生是想借被红军俘虏的人的话，宣传红军和苏区的情况，对董做工作。
董振堂让人把那个连长带过来，赵博生问：“你被共产党抓去有多长时间？”连长回答说：“连抓带放20来天。”
赵博生又问：“共产党待你怎么样？你如实讲，我们不怪你。咱们打败了，你被人家抓去了，你还能回来和咱们一起打仗，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怪罪你。”这个连长说：“人家对我很好，不打不骂，跟人家吃一样的饭，我也没见人家打人骂人，不愿回来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人家还给了两块白洋作路费。”
董振堂也问：“他们还讲了什么？”那个连长说：“讲不要替蒋介石卖命，你们想回北方去的话，咱们联合起来，打回北方去。他们还说，咱们要想活着，只有跟红军联合起来一起干。我回来的时候，他们还给开了路条。”
把那个连长送回去以后，董振堂问赵博生：“老赵，你看怎么办，他讲的这种情况？”
赵博生趁机对董振堂说：“咱们这个部队要靠近红军，你看行不行？”
这也是董振堂日夜思考的问题。他见参谋长对自己推心置腹，十分感动。他诚恳地对赵博生说：“我们第73旅可以听参谋长的，别的不太清楚。我们是多年的老人，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经过赵博生这番工作，董振堂已经完全站过来了。董振堂倒戈的决心下定以后，又利用自己在部队中的威信，做部下的工作。董振堂作为一个军事指挥者，他知道，要获得暴动的成功，部队一盘散沙是不行的，需要统一意志，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和赵博生交谈后尤其是下定决心后，便立即着手整饬军队。他首先找基层的一些骨干，通过训话和私下交涉，隐晦地开导官兵的思想，争取官兵倾向革命。他对下属官兵这样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有谁愿意打自己的兄弟，甘当亡国奴呢？不愿意当亡国奴，那只有一条路——团结抗日！”他的话引起了士兵的共鸣，爱国主义思想把大家的心连在了一起，激起了大家对保家卫国的热情，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加训练，准备战斗。
其实，在和董振堂交谈这些之前，赵博生已经把高树勋的第27师里曾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偷偷叫到参谋部了解红军的情况。这些被放回的官兵，把什么分田呀、不交租呀，什么“朱总司令枪法好，一手一把盒子枪百发百中，专打坏人”哪，还把自己见到的根据地军民鱼水情，随意编成故事，顺口说来，成了军中的新闻。
又过了两天，苏进和黄中岳正在住宿的小楼上下象棋，赵博生在季振同的陪同下，突然跑到楼上来了。第26路军驻宁都以来，赵博生从来没有到第1团来过，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苏进满腹狐疑：莫不是董振堂在和他转城墙时，把我讲的情况都给他说了，所以他今天亲自来看个究竟？莫不是……正在猜测之中，大家坐下以后，没说几句闲话，赵博生就把话题引到苏区和红军上来了。他说：“我们这里粮食紧张，吃肉困难，人家红军一个礼拜可以吃到两顿肉。”
“参谋长，按你说的那样，红军的伙食比我们强多了？”黄中岳狡黠地笑着。
“苏区还提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赵博生又笑着说。
“苏团副还没有结婚，可到苏区‘自由’一个？”季振同笑着把话锋一转，开了个一语双关的玩笑。
在场的四个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赵博生和季振同走了以后，团长黄中岳说：“赵博生这家伙很相信共产党啊！”
苏进感到奇怪，赵博生为什么第一次到他们团部来，就敢公开在高级军官面前说共产党这好那好？苏进越发怀疑一定是董振堂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了赵博生。董振堂和赵博生交情至深，无话不说，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也许，赵博生今天来团部这样说话，是为了试探他们对共产党是什么态度。
自从赵博生此次来第74旅之后，董振堂和季振同的来往突然多起来了。他俩虽然是同一个师的两个旅长，相识已经很久，但过去因性格上的差异，交往并不多。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过去密切多了，但为了不使人注目，又尽量避免公开场合的接触，而是利用互相借书之机，把便条或者书信夹在书里，派最可靠的人送去，有时候他们或与赵博生相约到城外去打猎。其实，在这之前，董振堂把第73旅旅部搬到第74旅旅部附近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已经有了某种朦胧的“计划”。然而，作为军人，这样的“军事机密”难道真的就没人能看出几分吗？
第73旅学兵连是革命暴动的中坚力量，第26路军中唯一的中共士兵支部就建在这里。董振堂虽然还不清楚这一情况，但他从当时学兵连那种活跃的表现中已经感到，要使暴动得以成功，非首先抓住学兵连不可，学兵连是他一手成立起来的。1929年，第13师驻防河南武修一带时，一天，孙殿英带着从天津招来的一批学生前往西安，被董师长中途截留下来，于是成立了学兵连。他对学兵连特别重视，经常检查其训练情况，逐渐地视为他的“嫡系”。起义前的三四个星期，董振堂来到学兵连，给学兵连的全体官兵讲了一次话。讲话时，他精神焕发，红光满面，有一股从未有过的激情。他给大家讲了许多救国、革命的道理，并且提到了马克思和列宁，这使学兵连的地下党员和士兵们感到既高兴又震惊！旅长怎么了？他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讲过马克思和列宁呀？大约在12月八九号的一个晚上，赵博生来了学兵连，赵博生走后，李青云问王际坦：“我们有没有把握把学兵连拖到红军里去？”随即又告诉他：党组织决定最近要把学兵连拖走，要求每个地下党员至少要团结3个学兵。一天，一个叫赵鸿志的地下党员在厨房里借机发牢骚说：“老子实在忍受不了啦，老子干脆去当红军去！”这时，十几个围着行军锅喝水的学兵也都说：“走，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谁不去是王八蛋！”起义前几天，董振堂根据刘振亚的要求，又把刘派到学兵连，这样，就把学兵连进一步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12月5日早晨，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到宁都上空投下了一个材料，赵博生打开一看，是蒋介石手令。原来是这样：11月底，王超奉命赴上海党中央军委汇报工作，到达南昌时党组织在南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王超手中第26路军党的领导人名单及两份决议落入敌手，王超被捕。蒋介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刻指令南昌行营拍出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接着，又派人乘专机送来了蒋介石妄图一网打尽第26路军地下党员的“手令”。但蒋介石万没想到，这个逮捕令竟成了促使第26路军提早暴动的导火线。
党组织研究了这个突然事件。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优柔寡断就等于死亡。研究后，决定尽快举行起义，并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是由赵博生同志拍出：“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南昌行营的压力；二是派袁汉澄连夜赶到瑞金叶坪，向中革军委汇报，请示起义事项；三是找来罗亚平，要他拟就一篇南昌行营来的电文，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不仅党国幸甚，中正亦欣慰不已。”
赵博生拿着“电文”去找董振堂，此刻，第74旅第1团副团长苏进正在董振堂的房间，董振堂先是向苏进打听第74旅有关共产党“组织”的情况，接着又问：“你们2团曾有一个建制班拖枪投向红军，季振同怎么看？”
苏进刚要回答，参谋长赵博生不打招呼径自跨进门来，吓得苏进直冒冷汗。赵博生知道他俩的关系，便笑着说道：“打扰你们啦，苏团副，我和董旅长有要事相商。”苏进忙起身让座，告辞而去。
等苏进走远了，赵博生关上房门，把那份电文递给了董振堂。
董阅后刚要开口，赵博生即严肃地说道：“绍仲，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现在我们到了该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董振堂听后微微一震，良久才沉着地说道：“恩溥，你了解我，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决不食言。”董振堂这段日子以来一直沉默寡言，看到南昌来的这份电文，反映十分强烈，复又说道：“恩溥，你我相交多年，你说吧，该咋办，我听你的！”听董这么一说，赵博生心中有了数，也就不再绕圈子了：“我的意见是联合红军，北上抗日，事不宜迟，请速决。”赵博生果断地说。
“人家能相信我们吗，刘主任是不是在那边，能联系上吗？”
“刘主任我能找到。”赵博生以坚定的口吻说道。
“那第74旅怎么办？季振同他是瞧不起咱们这号人的。”董振堂对季振同有疑虑。
“我是来和你商量这个问题的，只要你同意联合红军，我们就有办法。刘伯坚主任确实在瑞金，我想季振同也会跟我们走的。”稍停了一会，赵博生又认真地说：“绍仲，你同意联合红军，那咱就一言为定，以第73旅为主，计划我们的行动，力争第74旅和我们一起行动。你考虑一下，可否咱俩一同去找季振同，试探一下他的态度。”董振堂说道：“好吧，咱们一同去。”
季振同，原名季振佟，又名汉卿，字异之。1901年生于直隶沧州一个地主家庭，家有耕地2000亩，却不愿待在家里做清闲少爷。自小习武好斗，体格强壮，高挑个子，英俊豪爽，堪称一表人才。他为人精悍，好胜心强，重信用，讲义气。他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属西北军高级将领中的后起之秀。早年曾任冯玉祥的贴身卫士，忠诚勇敢，深得冯玉祥的喜爱。由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直升至警卫师师长。中原大战后，所部改编为第26路军第74旅，武器装备是第26路军最好的。他的兵每人有三大件：驳壳枪、花机关、大刀片，实力雄壮，因此他称得起一位骄傲的将军。他的旅与董振堂的第73旅是第26路军中战斗力最强的。
季振同的第74旅老兵多，大革命时期见过或认识刘伯坚，受过进步思想影响，群众基础比较好。驻守宁都以来，担任城防任务，宁都城里的要害部门都由他们把守。因此，争取季振同带动第74旅起义，不但可以扩大起义的力量，而且便于控制局势，减少损失，对起义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季振同有没有参加起义的可能性呢？在此之前，赵博生和党组织经过认真分析，感到可能性是存在的。季振同与孙连仲有矛盾，对归降蒋介石更是不服气。到达江西后，他曾秘密派人与冯玉祥联系，想摆脱藩篱，自成体系（我地下党掌握了这一情况）。孙连仲以养病为名，离开江西时把李松崑提升为师长，论资历、能力，李松崑比不上季振同、董振堂等人。季振同和他手下的一个团长黄中岳既看不上李松崑，也瞧不起孙连仲，称他为“孙肉头”，但他敬重参谋长赵博生和第73旅旅长董振堂。只要在职务上能给季一些满足，通过做工作是可以过来的。同时，季振同与赵博生是同乡，两人共事较久，季对赵博生比较尊重，这些都是争取季的有利条件。因此，赵博生在党的会议上坚定的表示：“第74旅有我负责！”
赵博生有参谋长的身份，常去第74旅并不显眼。赵博生经常借机向季振同吹风，对国家前途表示忧虑，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牢骚，对蒋介石和孙连仲重用私人、不举贤才表示不满，触动季振同的伤心处，加深他与蒋介石和孙连仲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