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谢，你来第5军团的时间不长，还不大了解咱们军团长，他呀，从来都是衣服破了自己补，脏了自己洗。”王团长在一旁解释着。说着，他把刚从街上买来的两包炒米花往桌子上一放，说：“军团长，吃炒米花吧，我请客！”
董振堂一边吃着炒米花一边问：“部队的粮食够吃吗？”
王彦秉汇报说：“刚才政治部工作的几位同志说，这次打了几家大土豪，保证部队吃得饱，吃得好，他们现在已经给部队送粮、送猪肉去了。”
董振堂听了感慨地说道：“贵州的老百姓穷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些土豪家里粮食却堆得发霉。我们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穷人，他们高兴极了，有的老百姓背着粮食走过来对我们的同志作揖道谢，说：‘红军先生，你们救了我们干人（即穷人）的命了！’”
王彦秉笑着说：“红军‘先生’？‘先生’还能扛枪打仗？真有意思！”
过了一会儿，董振堂又问：“你们那里病号多不多？”
谢良回答说：“病号各连都有一些，几乎全是打摆子。这种病对人的体力消耗太大，有的战士已经病得走不动路了。”
董振堂立即嘱咐道：“趁我们在城里，要多买一些药品，给这些同志治一治。少数身体确实虚弱的，要想办法寄在乡下老百姓家里，因为我们今后还有繁重的行军、作战任务。”
王彦秉团长汇报说：“部队太疲劳了，大家都希望休息一下，哪怕是一天也好。”
“是啊！我们从江西出来两个多月了，天天行军打仗，难得休息，真是够疲劳的了。”说着，董振堂站起身来，甩一甩手上的水沫，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不过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刚才接到军委的电报，要我们在这里休息3天，进行整编。”
“整编？”王团长和谢政委高兴得几乎同时叫起来。
“对，整编。”董振堂激动而又神秘地说：“听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停了一会儿，董振堂又说：“毛主席真是想到我们心里去了，这次整编提得多及时呀！两个月来的事实不是很清楚吗，我们的部队不够战斗化，不能适应当前的情况，携带东西太多，什么坛坛罐罐都背着，像大搬家似的，光走路就够呛了，哪里还谈得上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当然只有处处被动挨打……”
王彦秉很赞同董振堂的意见，说：“对呀，不说别的，就说抬那么多的机器，用又用不上，结果耽误时间，让敌人紧追上了。你说过湘江，过老山界，我们为那些家伙吃了多少苦头啊！”
一说过湘江，谢良同志马上想起了被阻隔在江那边的兄弟部队，便随口问道：“第34师有什么消息吗？”
董振堂摇摇头，深沉地说：“没有。过老山界前收到过他们的电报，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接下来，便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这时候，谢良才后悔刚才不应该提这件使军团长痛心的事情。因为他最清楚，由于第34师未能渡过湘江，军团长曾焦急得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如今时间虽然过去近1个月了，但一提此事，他的心情就十分沉重。
沉默良久，王彦秉找了个话题，站起来说：“第34师没过得了湘江，我看主要是我们舍不得那些坛坛罐罐的缘故。带着那么多东西，像搬家逃跑似的，哪像是作战，哪里有精力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对！这是血的教训。所以现在军委才决定整编部队。”董振堂又坐回了自己的椅子上。
1935年1月3日，军委纵队和红3军团成功突破乌江天险。7日，攻占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原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会议结束不久，陈云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到红5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第5军团广大干部、战士在细雨中聆听。董振堂因在党内没有领导职务，没有出席此次会议，当听完陈云的传达报告后，董振堂情不自禁，欣慰地讲道：“好，这下好啦，咱们红军有救了！”同一天，中革军委颁布整编命令，全军进行缩编。红1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3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5、红9军团各编为3个团。部队整编后，战斗连队得到充实，机动性和战斗力大为增强。
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磋商，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这场战斗是毛泽东提议而由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3、红5军团为主力。
1月28日，战斗打响后，川军遭到重创，但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红军总部立刻派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干部团在陈赓的指挥下猛打猛冲，稳住了阵脚。此时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1军团也回师增援，巩固了阵地。
第5军团正与敌激战当中，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率第1军团第1师和军委干部团支援第5军团作战。在朱总司令的指挥下，红军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死伤1000余人，郭勋棋师被压制在山沟里，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正在这时，朱总司令走过来对董军团长说：“敌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已赶上来了。为了争取主动，毛泽东同志批示我们，不要恋战，要迅速将敌人甩掉。我原想将你军团留下，继续狙击敌人，掩护第1师和干部团转移，你看……”
没等朱总司令说完，董军团长就爽朗地说：“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朱总司令说：“这担子很重！”
军团长接着说：“相信我董振堂一定能挑起来！”
“那好，今晚零时撤出战斗，向土城方向转移。多保重！”朱总司令说完和董军团长紧紧地握了手，便带着部队先行转移。
董军团长立即带领全体人员转至青石铺后山，组织部队坚守阵地，掩护友军转移。由于敌人的模范师被红军打垮了，增援的敌军心寒胆战，不敢冒进。红5军团完成任务后，于当晚零时撤出战斗，渡过赤水河，经过土城，向遵义前进。
一天，高志中来军团部看望董振堂。红军长征到贵州都匀后高志中又调回军团部，当警卫队长来了。虽然警卫队离军团部不远，但由于董振堂又是开会，又是部署阻击尾追敌人的战斗，还有长征中有那么多病了的战士，军团长每天都很忙，所以高志中也难得有机会和自己的老首长畅谈畅谈。今天一见面，董振堂很高兴，对高志中说：“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指挥咱们打仗了！”高志中发现，长征以来，董振堂这是头一次这么高兴，这样激动。
停了一会，董振堂又问高志中：“刘振亚同志的病情最近怎么样？”
“前几天我过去看过，病得不轻。”高志中回答道。
“噢！这几天我没时间，你再代我过去看看，把遵义会议的好消息告诉他，让他高兴高兴。”说着，董振堂拿出20元钱交给高志中，让高志中转给刘振亚，说：“让他好好养病，补补身子。”
高志中来到第5军团卫生部医院，见刘振亚躺在病床上，脸色十分憔悴。他把董军团长的问候转达给刘振亚，把遵义会议的好消息告诉了刘振亚，刘振亚听了非常高兴。然后，他又把20元钱拿出来，说：“这是军团长让你买点东西补养身体的！”
刘振亚微弱地摆摆手，说：“你告诉军团长，我很感谢他，你把钱退给军团长吧，他也没钱了。再说，我也用不着了。”
“收下吧，军团长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说着，高志中硬把二十元钱塞进刘振亚的手里。
高志中清楚，军团长确实已经没有钱了。他入党后2000多块大洋交了党费，剩下的大约300块钱就这样他30，你20，至此已经完全花光了。
过了四五天时间，刘振亚就病故了。
董振堂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万分。他带着高志中赶着去向刘振亚的遗体告别。在路上，他掉着眼泪对高志中说：“我们宁都暴动过来的人不多了。赵博生、李青云等同志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咱们第5军团剩下的人能不能回到西北去？咱们要有决心，要坚决跟党走，再苦再难也不能有二心。”高志中听着，不住地默默点头。
刘振亚，这个宁都起义前第26路军的地下党特支书记，这个在困难时期仍然和党组织保持着联系的优秀共产党员，曾是董振堂政治上的启蒙人和引路人。前些日子，董振堂听到刘振亚生病的消息后，一直想去看看他。但长征途中的军务实在是太多太忙，就没顾上去看。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这不能不叫董振堂伤心难过呀！
宁都起义时带入苏区的那台X光机，发挥了巨大作用。王稼祥、陈毅等许多官兵负伤后都使用过这台机器。枪林弹雨中，它伴随着红军长征到了今天，遵义会议后，部队必须扔掉包袱，轻装前进。至此，它完成了自己神圣而光荣的使命。
中央红军重返黔北后，为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决心在此打一次大仗，根据敌情，他果断决定：以红5军团在北面的良村、双龙场一带阻击四川追敌；以红1、红3军团和干部团夺取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城。
实施这次战役的关键是——担负后卫的红5军团能否顶住北面的强敌。接到命令后，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参谋长陈伯钧仔细商量，决定由第37团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同时还决定军团宣传部长张际春带一部电台下到团里。由于时间紧迫，张际春立刻出发，终于在良村一带追上了正急行军的第37团。张际春在行军途中向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传达了军委的指示。
当听到主力红军准备在娄山关和遵义打大仗，战士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对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充满信心。当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不久，川敌3个旅9个团的队伍就开过来了，红37团沉着应战，以运动防御的手段，边打边退，逐步将敌人引到温水方向。当敌人获知前方的红军仅有1个团兵力时，已经是第7天了。这7天中，红37团在北线牢牢牵制住了强敌，胜利完成了任务。主力红军也正是利用这段时间，胜利实施了遵义战役。
1935年3月16日，中央红军为了“调动”和迷惑敌人，决定三渡赤水河，向川南进发。赤水河边有个茅台镇，位于川黔交界处的贵州省仁怀县境内，以茅台特有的优质水酿造的茅台酒，醇美香甜，闻名中外。这里原来有座铁索桥，红军到此之前，敌军飞机已将连接铁索的船只炸掉。经过发动群众，深入调查，决定用盐船架设浮桥。热情的群众不仅献出盐船，还捧出当地特产茅台酒为红军壮行，大家高兴极了。战士们都喝茅台酒，有的脚冻肿了还用茅台酒洗。有许多战士年纪小没喝过酒，第37团卫生员黄太兴喝多了，醉了，部队要出发了，他却走不成路。这时，董振堂过来了，说：“小鬼，部队都走完了，你怎么还不走？”黄太兴不回答，只是笑。董振堂看着既可怜又可爱的小战士，背过身去，也偷偷笑了。是呀，战士辛苦了多少年，打了多少仗，有谁又开怀畅饮过茅台酒，又有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好的心境呢？董振堂没说什么，把这个红小鬼抱到他的马上，他自己却和其他战士一样步行着。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又经四渡赤水，成功地把十几万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了身后。这期间，部队在贵州北部的山区中疾进时，曾发生了一个真实感人的小插曲。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已怀孕8个月，在通过一个山口时，肚子剧痛要分娩了。部队只好停下来，将她抬到一个草棚里，准备接生。恰在此时，后面传来激烈的枪声，董必武焦急地守在草棚外面，休养连连长匆匆赶过来报告说：“后面发现敌人追兵，第5军团的同志已经展开阻击，还有，就是……”侯连长焦急地望了望草棚，对董老说道：“陈慧清同志难产，一时恐怕生不下来，怎么办？”董必武咬咬牙，立即吩咐侯连长：“通知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请他无论如何要顶住敌人。”
接到通知，董振堂叫来第39团参谋长吴克华：“前面在生孩子，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你就给我顶多长时间！”吴克华二话没说，带着第39团官兵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在激烈的战斗中，不断有官兵问参谋长：“生了没有？生了没有？”
吴克华没接到撤退的命令，就在喊杀震天的战场上吼道：“没生！”
一句简短的话语，也就是命令战士们还得顶下去。
整整两个小时后，小孩终于降临这个世界，而无数英勇的战士们却永远倒在了阻击阵地上。董必武命令将已近昏迷的陈慧清用担架抬走，然后抱着这个可爱的孩子，含泪写下了一张纸条：
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