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兵
行师之道，虽以善变为奇，必以守经为正。要之鉴于古人，因其故智，亦可以当司马法之书矣。行师之道，宜以庙算正其得失，师出临境，敌人拒以大义而后知其不可，虽无遂过之咎，亦有轻举之失。却克纳邾子弗克，公羊大其事，谷梁讥其晚，各有意义，不可偏废也。两军相当，各据营垒，其中偏裨亦各有部曲，度其素失人心者与之挑战，在彼上下不亲，必不死战以卫其帅，可徼取胜也。吴楚战于柏举，夫概王知楚人素恶子常，先击其军，吴获全胜，用此法也。重兵聚于一隅，胶结牢固而不可离者，自守之志，非图进取者也，不以天下全力用之一方，乃得制胜之法。高帝身当强敌，别遣一军，辟地广境，而大军若无闻焉，故兵力屡挫，形势日张，天下卒定于汉。项羽欲以一夫之力与天下搏战，又不明形势，越梁宋而争成皋，虽有胜敌之时，常怀内顾之忧，牵制于河南而坐失河北，皆失策之大者也。吴王濞初起，其将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成功，欲别将支军，循江而上，收淮南长沙以入武关。吴太子曰，以反为名，不可以兵假人，恐所假者亦且反己，可谓长虑矣，然如此长虑不用诸未反之前而用诸既反之后，不思所为之事原非万全之策，又何必长虑及此？只见其愚，未见其慎也。李陵请于武帝，愿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正与禄伯意同。武帝久用兵，知胜算，是以从之不疑。然禄伯之谋差胜坐待其困尔，未必能得志。何也？叛人非成功之局也。又桓将军之计，以为步兵利险阻。吴楚之师，宜弃去所过城邑，疾走据险以遏汉人车骑之势，此策亦非必胜之道，然在反寇用之，乃剧贼也。使当日果出此计，骤至雒阳成皋，则周亚夫坚壁昌邑之计不可用矣。疾据敖仓以食其粟，则亚夫计绝饟道不可用矣。吴王不听二人之策，是以必败。所以光武别遣邓禹入关而身当铜马青犊，别遣耿弇下齐而身当刘永邓奉，为合乎用兵之法也。群贼屯结气鋭，不宜速战，俟其食尽气馁，有将走之势而后乘之，光武击铜马用此法也。本营偶有叛将，此出一时愤激，非宿谋也，开招降之路诱之，其下必缚之以献以求自新，光武策黄防必执冯愔用此法也。大城未破，不宜贪小城之利；大敌未破，不宜贪小敌之利。小城小敌，成功颇易，而兵力之耗必不可免，且其残卒必逸入大队，助之守御，助之来攻，是以既耗之力当彼全盘，非完计也。先破大者，则小者必无固志，可不劳而服，光武得渔阳突骑，不攻邯郸而东围巨鹿，几于失策，闻耿纯之言而悟，为得法也。盗贼群居，不能久而无变，不宜轻与搦战，就彼不争之地而托处焉。以观其敝，有隙然后乘之。邓禹知赤眉必乱，休兵郇邑，就粮养士为得法也。敌有必败之势，自知不可久也，于此时也，战则恐其致死，降则闻命必从。赤眉之东，邓禹徼战而败，冯异欲以恩信降之为得法也。行军非有定谋，不宜分屯，分屯则彼此不能相救，一营既破，两营皆败，吴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厥后朱浮邓隆败于彭宠，吴汉刘尚败于广都，皆由此也。然而分屯者，犄角之势，主人所以应敌，故曹操围吕布，其将陈宫欲别营于外而布不从，故败。论者以宫谋为得法也。敌据坚城，不可仰攻，用力虽倍而功难成。诱之使野战，彼失所恃，我得致力，尽锐一决，可以成功。耿弇诱费邑救巨里，要之中途，遂获全胜，为得法也。天下一家而羣贼屯结，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故广明之乱，失于受降，使为寇之人利则进战，败则屈伏，稍纵缓之，又复跳梁如故。朱隽不受宛贼之降，决策扑讨为得法也。入蜀有二道，从巴郡至广汉为一道，从都江至武阳为一道，所云内水外水者也。涪江近而都江远，近者备严远者备疏，故岑彭已至垫江，复还江州而从武阳以上，公孙述惊以为神。厥后刘裕伐蜀，亦从外水为得法也。两军相当，必用诈谋取胜，此儒者之书所不取，而先儒更有取焉。故子鱼论战，左氏载之，其意欲后世知之以参决兵事。郑箴膏肓，亦责襄公不用子鱼之计，军败身歼，不足服邻国、定远疆。孔安国诗疏亦载太公兵钤，有审其权谋，出无常道之语为得法也。
庙算
天下既已治安，生民离乎汤火，而听将帅之言，用兵不休以诛不服，人主不亲履行阵察功赏之实，将帅席强大之威，狃高显之爵，亦不能深思长计，奋力致死以快主心而除民害，此时用兵，适足费财费士而已，其伤痍破败者勿论，虽或克捷而元气大丧，亦非朝廷之福。故严安书云，用兵人臣之利，非天下长策也。盖兵连于外则将帅权重，高爵隆赏可以取必朝廷，故曰人臣之利。然而民困财竭，死生不卒，盗贼群起，宗社不安，故曰非天下长策也。此时之计，惟当用显比三驱之理以文告谕之，被必来降恐后，不劳余力。最不可用新进文儒之说，其趋险犯难，不顾民命，更有甚于将帅者。盖将帅受命，犹当亲冒矢石，彼文儒者则坐谈而已，折冲御难责之他人，是以尤不可用也。武帝从严助而兵连祸结三十余年，光武拒臧宫马武而海内晏安至于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是其前辙也。自古穷寇受降，壮心已屈，必无非分之望，皆由人主大义不明，喜其来而隆其礼，既伏其骄蹇之心，事定之后又不能推诚相待，事事曲防，更生其怨望之隙，是以其人忘免死之恩，衔恐惧之怨，蹈前愆，就后患，而不自恤，李密、李全是也。赤眉拥大众以降，先使人探帝意曰，盆子将百万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先是王郎投降，求封万户侯，光武曰，顾得全身足矣。乃知尔时所以处降寇者，率用此法。盖逆折其气于未降之前，然后予之生路，是以雄心殆尽而不再萌，如盆子之事，又申明三善以示施恩有故，非独喜其来降，是以百万之众旦夕解散也。措饷之法，萧何最善。计户口转漕，不按旧籍求也。盖乱世之籍多不可据，若按此而求，逃亡既多，抑配生焉，覆校或疏，侵盗炽焉。虐民蠹财，误军失机，兼受其敝，故曰当以萧何为法也。行师之道，无取于必进，故易有左次之文，傅有知难之义，盖全师以送犹胜舆尸而归也。行师之际亦有当用小人者，事定之后但报以爵赏，不任以政。授之以政则乱邦矣。元末用兵之弊，宰相出师于外而夺其位者窃发于中，宜后世阃外重任专以弥缝谗间为务，运筹选将，皆余力营之，不暇深思，故范祖禹说诗据张仲孝友一语以为大将成功于外，必由人君之旁有贤人在焉，不独左右地道，实则讲论道义，以为任人之本。此有感后世阃外而特为此论也。总之进言人主之前，不宜道以用兵。汉武越中兵端发自庄助，胡中兵端发自王恢，是二人者皆不得其死，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信矣！
礼信
兴兵誓众之事，亦有性情之正。理欲之别，于以见理之无所不在，而性情之正者，可以大有为也。故春秋征伐，有义之者，有大之者，有美之者，有进之者。应天顺人，吊民伐罪，则必义之。义者，经常之所重也。尊上攘恶，救灾恤乏，信着于天下则必大之。大者因事而重焉者也。刻日而战，不为掩袭之计，声罪致讨，得其服义而止，不土其地，不掠其人，师已胜矣，城己克矣。垂櫜而入，数军实而出，市廛不惊，不为人患，与人同事，让以自替，不攘其功，不利其实，知进知退，不忍戕杀其民，虽见侵犯，不穷追远讨，虽不能寝其役，但闵其岁月之久，述其室家之情以致其相关之意，如是者，皆美之，美其不得已而用也。因一事之善而亟与之，不计其前愆，不责以后效，是谓进之。进之者，谓其可与行义也。结言而退，不设盟誓者，谓之大信。邻国有难，丧其土地，人民迁徙闲关，资给器用，皆撰具而保护之，师无私焉，谓之有礼。边竟之上，亭障甚设，寓望必严，来则有备，进则有获，使人民不丧，疆圉不蹙，谓之善御寇。战胜之后，长于经画，侵已成之功不自堕壤，敌人畏之，复可当一师之捷，谓之善师者不陈。守险以道，胜于金汤，克敌以义，优于坚利，谓之善阵者不战。其或无礼于人而责其不服，报忿憾而过当，赴人之急而解缓其行，老师费财，迁延虚次，耿介自用，不纳忠直之谏，因人之力而自为功，怀利国之心而托定乱之名，皆君子所不予。不予者，谓其为失正也。轻小敌而不设备，使大败于小，尊败于卑，为谋不审，衅尤已构，锋刃既交，乃行区区之仁，崇小信，避小嫌，以自取伤败，身为贤辟，天下所观望，邻国有乱，不教戒易置而贪取并吞，朝有恺歌之奏，野有哭泣之声，虽画宫而吊，求死事之孤而重赏之，亦痛心之事也。如是者，君子讳之。讳之者，讳其伤痛也。无故而搜军实，兵气之动也。以娱耳目、悦爱宠为尤其焉。天子不亲征下土，诸侯不亲征叛邑，所以秉纲撮要，先儒谓启征甘扈，非至德之举也。内虚国本，以搏外寇，逞一朝之忿，结累世之怨，长驱邻境而不假道，视地主若无人，久戍不解，使吏士放纵，内地疲苦，盗贼不戒而日繁，举动轻躁，尊卑无礼，思虑不密，待敌不豫，如是者君子危之。危之者，所行不义，虽无害而有危道也。结怨深祸，报偿无已，务胜不休，利心数动，至于伏尸流血，上下不安，社稷几危，间人父子兄弟君臣使相贼杀，背德弃信，乘贤者之困而陵之，如人之有创而再创焉，越境背殡，邀于险道而尽殪之，如是者恶之。恶之者，谓其大为人害，若虎豹豺狼之不可近也。逆王命而助党与，翼篡弒以伐有道，贪货赂而成祸乱，与人相约，不崇礼让而相引为不仁，开道异族，使为害于骨肉，强梁之臣贪出师以作威，揽兵权以抗孱弱之主，家藏甲而公室分，民食其惠而归恶于上，如是者诛之。诛之者，奉天子之命往讨其罪也。以行义出师而受赂中止，陷阱设伏，纵火决水，以邀一切，取胜而无辜之民靡所逃，诈谖谲诡，彼此相报而不知止。有土之君而逃义弃正为匹夫之行，罪着于上，讨显于下，多行不义，见弃于时，会而被执，盟而齿下，内治不修，兵将不力，闻邻警而震动，虽曰能戒，亦可丑也。如是者贱之，谓其辱及宗祖，耻及臣民也。守社稷，不死而逃遁，佚获自免，隆刑峻法，使大臣背叛，民为寇盗，若鱼烂然。从内而发，虽不见伐而有必亡之道，贪赂卖邻，自取执缚，借力不义之人以弒其故君、戮其宗臣，如是者绝之。绝之者，虽有国如丧焉，虽幸生如死焉，虽王者起，敦兴灭继绝之义，亦不及焉。若此之类，非直警悟前人，所以开示后人也。夫行军之法，出则少壮在前，贵勇力也。入则卑幼在后，复尊卑也。军败则有力者居后，御患难也。是以晋侯观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非搏战之谓也。率子弟攻父母，荀子以为胜敌之术，孟子以为行仁之劝，言同而指异。阳处父伐楚救江，犹孙膑伐魏救赵，而公羊恶其不信，以此见后世用兵之将，所谓神妙不测者，皆圣人所谓行诈而已矣。故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刑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