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宝，茧子是采了，那些茧厂的大门还关得紧洞洞呢！ 今年茧厂不开秤！ ———十八路反王早已下凡，李世民还没出世；世界不太平！ 今年茧厂关门，不做生意！”
老通宝忍不住笑了，他不肯相信。他怎么能够相信呢？ 难道那“五步一岗”似的比露天毛坑还要多的茧厂会一齐都关了门不做生意？ 况且听说和东洋人也已“讲拢”，不打仗了，茧厂里驻的兵早已开走。
张老头子也换了话，东拉西扯讲镇里的“新闻”，夹着许多“说书场”上听来的什么秦叔宝，程咬金。最后，他代他的东家催那三十块钱的债，为的他是“中人”。
然而老通宝到底有点不放心。他赶快跑出村去，看看“塘路”上最近的两个茧厂，果然大门紧闭，不见半个人；照往年说，此时应该早已摆开了柜台，挂起了一排乌亮亮的大秤。
老通宝心里也着慌了，但是回家去看见了那些雪白发光很厚实硬古古的茧子，他又忍不住嘻开了嘴。上好的茧子！ 会没有人要？ 他不相信。并且他还要忙着采茧，还要谢“蚕花利市”[15] ，他渐渐不把茧厂的事放在心上了。
可是村里的空气一天一天不同了。才得笑了几声的人们现在又都是满脸的愁云。各处茧厂都没开门的消息陆续从镇上传来，从“塘路”上传来。往年这时候，“收茧人”像走马灯似的在村里巡回，今年没见半个“收茧人”，却换替着来了债主和催粮的差役。请债主们就收了茧子罢，债主们板起面孔不理。
全村子都是嚷骂、诅咒和失望的叹息！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年“蚕花”好了，他们的日子却比往年更加困难。这在他们是一个晴天的霹雳！ 并且愈是像老通宝他们家似的，蚕愈养得多，愈好，就愈加困难———“真正世界变了！”老通宝捶胸跺脚地没有办法。然而茧子是不能搁久了的，总得赶快想法：不是卖出去，就是自家做丝。村里有几家已经把多年不用的丝车拿出来修理，打算自家把茧做成了丝再说。六宝家也打算这么办。老通宝便也和儿子媳妇商量道：
“不卖茧子了，自家做丝！ 什么卖茧子，本来是洋鬼子行出来的！”
“我们有四百多斤茧子呢，你打算摆几部丝车呀！”
四大娘首先反对了。她这话是不错的。五百斤的茧子可不算少，自家做丝万万干不了。请帮手么？ 那又得花钱。阿四是和他老婆一条心。阿多抱怨老头子打错了主意，他说：
“早依了我的话，扣住自己的十五担叶，只看一张洋种，多么好！”
老通宝气得说不出话来。
终于一线希望忽又来了。同村的黄道士不知从哪里得的消息，说是无锡脚下的茧厂还是照常收茧。黄道士也是一样的种田人，并非吃十方的“道士”，向来和老通宝最说得来。于是老通宝去找那黄道士详细问过了以后，便又和儿子阿四商量把茧子弄到无锡脚下去卖。老通宝虎起了脸，像吵架似的嚷道：
“水路去有三十多九[16]呢！ 来回得六天！ 他妈的！ 简直是充军！ 可是你有别的办法么？ 茧子当不得饭吃，蚕前的债又逼紧来！”
阿四也同意了。他们去借了一条赤膊船，买了几张芦席，赶那几天正是好晴，又带了阿多。
他们这卖茧子的“远征军”就此出发。
五天以后，他们果然回来了；但不是空船，船里还有一筐茧子没有卖出。原来那三十多九水路远的茧厂挑剔得非常苛刻：洋种茧一担只值三十五元，土种茧一担二十元，薄茧不要。老通宝他们的茧子虽然是上好的货色，却也被茧厂里挑剩了那么一筐，不肯收买。老通宝他们实卖得一百十一块钱，除去路上盘川，就剩了整整的一百元，不够偿还买青叶所借的债！老通宝路上气得生病了，两个儿子扶他到家。
打回来的八九十斤茧子，四大娘只好自家做丝了。她到六宝家借了丝车，又忙了五六天。家里米又吃完了。叫阿四拿那丝上镇里去卖，没有人要；上当铺当铺也不收。说了多少好话，总算把清明前当在那里的一石米换了出来。
就是这么着，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 老通宝家为的养了五张布子的蚕，又采了十多分的好茧子，就此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 一个月光景的忍饥熬夜还不算！
1932年11月1日
（原载1932年11月《现代》第2卷第1期）
【注释】
[1] 这是老通宝所在那一带乡村里关于“蚕事”的一种歌谣式的成语。所谓“削口”，指桑叶抽发如指；“清明削口”谓清明边桑叶已抽放如许大也。“看”是方言，意同“饲”或“育”。全句谓清明边桑叶开绽则熟年可卜，故蚕妇拍手而喜。
[2] 老通宝乡里称那圆桌面那样大、极像一个盘的竹器为“团匾”；又一种略小而底部编成六角形网状的，称为“箪”，方言读如“踏”；蚕初收蚁时，在“箪”中养育，呼为“蚕箪”，那是糊了纸的；这种纸通称“糊箪纸”。
[3]“蚕台”是三棱式可以折起来的木架子，像三张梯连在一处的家伙；中分七八格，每格可放一团匾。
[4]“缀头”是方言，是稻草扎的，蚕在上面做茧子。
[5]“窝种”是老通宝乡里的习惯：蚕种转成绿色后就得把来贴肉揾着，三四天后，蚕蚁孵出，就可以“收蚕”。这工作是女人做的。“窝”是方言，意即“揾”也。
[6] 用大蒜头来“卜”蚕花好否，是老通宝乡里的迷信。收蚕前两三天，以大蒜涂泥置蚕中，至收蚕那天拿来看，蒜叶多主蚕熟，少则不熟。
[7] 老通宝乡间称初生的蚕蚁为“乌娘”，这也是方言。
[8] 老通宝乡里的习惯，“收蚕”，即收蚁，须得避过“谷雨”那一天，或上或下都可以，但不能正在“谷雨”那一天。什么理由，不知道。
[9]“蚕花”是一种纸花，预先买下来的。这些迷信的仪式，各处小有不同。
[10]“出火”是方言，是指“二眠”以后的“三眠”；因为“眠”时特别短，所以叫“出火”。
[11]“杠条”是方言，指那些带叶的桑树枝条。通常采叶是连枝条剪下来的。
[12] 蚕在山棚上受到热，就往“缀头”上爬，所以有屑索屑索的声音。这是蚕要做茧的第一步手续。爬不上去的，不是健康的蚕，多半不能作茧。
[13] 据说蚕在作茧以前必撒一泡尿，而这尿是黄色的。
[14]“浪山头”在息火后一日举行，那时蚕已成茧，山棚四周的芦帘撒去。“浪”是“亮出来”的意思。“望山头”是来探望“山头”，有慰问祝颂的意思。“望山头”的礼物也有定规。
[15] 老通宝乡里的风俗，“大眠”以后得拜一次“利市”，采茧以后，又是一次。经济窘的人家只举行“谢蚕花利市”，“拜利市”是方言，意即“谢神”。
[16] 老通宝乡间计算路程都以“九”计；“一九”就是九里。“十九”是九十里，“三十多九”就是三十多个“九里”。
【作者简介】
茅盾（1896—1981年）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茅盾的父亲沈永锡是一位医生，注重自然科学，茅盾自幼就受到比较开明的家教。茅盾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母亲陈爱珠毅然挑起了抚养和教育儿子的重担，母亲的品格对茅盾的性格发展有着良好的影响。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因家境困顿，于1916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接编并全面革新了老牌的《小说月报》，使其成为文学研究会及进步作家发表新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20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1930年4月，自日本回国后，参加“左联”，并一度担任执行书记，与鲁迅并肩战斗，促进了左翼文学的蓬勃发展，抵御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1931 年前后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茅盾创作的鼎盛时期。1938年12月从香港出发赴新疆学院任教，后因形势险恶，离开新疆，于1940年初冬抵达重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主要著作有《蚀》三部曲、《虹》、《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
【赏析指要】
《春蚕》以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农村、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老通宝一家的遭遇。他们一家人怀着“大希望”，本来想通过努力，挣得一次春蚕丰收，能够还清债务，赎回自己的田地，能够摆脱贫困的命运。他们忍饥挨饿，甚至不惜借钱买桑，非常艰辛地养蚕，最后取得了多年未见的蚕茧丰收。可是雪白、发光、厚实而又硬鼓鼓的茧子，却没有人要，往年很多的收茧人，今年没有见半个人，来的却是催命鬼似的债主和要粮的差役。春蚕的丰收带给他们的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更严重的灾难，“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 老通宝家……白赔上十五石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 一个月光景的忍饥熬夜还不算！”作品通过“蚕花丰富，蚕农愈困顿”这一当时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深刻地剖析了“丰收成灾”的社会根源，概括起来说，一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二是战争的影响，三是高利贷的盘剥。
《春蚕》的思想成就除了上述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作者敢于在20世纪30年代同类题材作品中，把农民的出路作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提出来。
作品中的老通宝是一个质朴、善良、勤劳、忠厚而又保守落后的老一代的农民的艺术典型。他出生在清末，亲身经历了从自耕农下降为贫农的“败家”过程，生活经验和现实教训，使他隐约意识到自己生活地位的下降都是因为“洋鬼子”的缘故，“铜钱都被洋鬼子骗去了”，因而仇恨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同时，他又深受封建观念的毒害。他是一个安分守己、勤俭刻苦的人。他在长期贫困生活的煎熬中，总是逆来顺受，承认现存的制度是合理的。他不甘于贫困，想方设法摆脱，竭力挣扎，他相信勤劳可以发家，幻想着通过辛勤紧张的劳动获得丰收，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蚕茧的丰收使他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和贫困之中。尽管他隐约约地觉察到“真正世界变了”，但并没有激起他走向反抗的道路。
老通宝的儿子多多头，是正在觉醒的新一代农民形象。他与老通宝完全不同，活泼乐观、爽朗热情。他不相信“蚕茧好”和“田里熟”能改变农民的穷苦命运，他对现实不抱任何幻想，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他不相信老通宝那些“鬼禁忌”，对于被人们鄙弃的荷花，他不仇恨也不歧视。但他不明白自己应该走什么路。多多头和老通宝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代农民两种不同生活道路的冲突。
《春蚕》通过人物对人物肖像、言行、心理的细腻描写及对比等手法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作品结构严谨完整，情节曲折、紧凑；小说充满着独特的风俗和浓厚的乡土气息。
【辑评】
老通宝的悲剧是双重性的：他陈旧的小农思想行为方式无法在近代社会变迁中作出合理的有力的反应，而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又是以日益加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畸形形态给这种小农以致命的磨难。《春蚕》以浑朴沉实的艺术魅力，给中国革命志士提供的启示，不仅及于政治经济的层面，而且及于文化心理的层面，难怪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活的中国〉编者序言》中把它列为《阿Q正传》一类的“杰作”。
（选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12. ）
边 城（节选）
沈从文
三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