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NBA总决赛结束后，乔丹不能好好享受悠长假期，还得为国出征，打巴塞罗那奥运会。
其实乔丹不想去巴塞罗那。过去两个赛季，芝加哥公牛都拿了NBA总冠军，这意味着连续两年，乔丹都战斗到6月份，他很疲劳，需要休息。对一名运动员来说，为国出征当然是莫大的荣耀，可这需要耗费乔丹大量的休息和调整时间。何况早在1984年，乔丹正式加入NBA之前，已经打过洛杉矶奥运会，拿过奥运男篮金牌，他觉得现在应该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然而，在世界篮球历史上，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乔丹加入的这支美国男篮国家队更是对世界篮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站在历史的高度，采用世界的眼光，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确需要乔丹的参与，这是乔丹命定的使命。
故事要从很早以前说起。
1974年1月，48岁的南斯拉夫人鲍里斯·斯坦科维奇（Boris Stankovich），人生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是被上司派来考察美国篮球的。斯坦科维奇先生为FIBA（国际篮联）工作，当时FIBA秘书长R.威廉·琼斯（R.William Jones）跟他说：“如果你不了解美国的篮球，你就不可能了解篮球。”
那时的斯坦科维奇尚未成为FIBA的领导者，对美国篮球，他完全是个门外汉，他像学习如何点汉堡那样学习着美国篮球的一切。很快，一个痴迷于篮球的欧洲人，就被美国球员的打法惊呆了。斯坦科维奇后来微笑着回忆：“看上去就像是另一项运动。速度更快，但同时基本功也扎实。你看比尔·沃顿那样的家伙打球，看一分钟，就会发现他的水平比我们在欧洲的任何人都要高得多。”
那个年代，FIBA是禁止职业球员参加FIBA比赛的，而FIBA的规则就是奥运篮球的规则，所以美国的NBA球员无法参加奥运会。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天经地义，所有人都相信会永远这样下去。然而，在美国之外，却有些实质意义上的职业球员一直参加着奥运会—很多国家队都是由他们国家最好的篮球运动员组成的，只不过那些运动员的“官方身份”不是职业球员，而是军人或警察。
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急着推动NBA球员去打奥运会，因为即便是用大学生球员出战，美国篮球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NBA和奥运会，就像两条平行线，各自相前，永不相交。
不过，斯坦科维奇不这样想。自从在电视上看过美国职业球员打球，看过奥斯卡·罗伯特森、杰里·韦斯特、沃尔特·弗雷泽和皮特·马拉维奇的表演后，斯坦科维奇就开始为美国最好的球员不能参加奥运会而纠结。斯坦科维奇希望篮球运动可以变得更好更强，而篮球世界却存在NBA和FIBA的鸿沟，这在斯坦科维奇看来是不能容忍的。
从美国回到欧洲后，斯坦科维奇开始劝说秘书长琼斯，取消只有业余球员才能参加FIBA比赛的规定，为美国最好的球员参加奥运会扫清道路。斯坦科维奇不确定琼斯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但琼斯给他的指令是：不要那么做。
接下来十多年，FIBA的规定没有改变。尽管斯坦科维奇在1976年成为了FIBA秘书长，但在1992年之前，他还从未见过“魔术师”约翰逊和拉里·伯德，也只在1984年奥运会上短暂看过乔丹打球。而这三个人，是那个年代全世界最好的篮球运动员。
1985年，NBA总裁大卫·斯特恩和副总裁拉斯·格兰尼克（Russ Granik）一起，在纽约的联盟办公室接待了斯坦科维奇。双方寒暄了几句，斯坦科维奇直奔主题，他说：“我不赞成这些限制，谁该打谁不该打的限制。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就该打一切比赛，包括奥运会。不过，我一个人没法做到。”
后来许多人想当然，说斯特恩早就有全球扩张的野心，立刻意识到NBA与FIBA接轨的重要性，很快开始了和斯坦科维奇的合作，可实情并非如此。一开始，斯特恩并不想涉足奥运。格兰尼克后来说：“大卫和我觉得，全球化篮球，有多大好处，就有多大负担。我们当时就是这么跟鲍里斯说的。”
不过，斯坦科维奇随后建议设立一项赛事，由NBA球队同FIBA球队共同参加，相互交流，以此作为合作的第一步，斯特恩马上同意了，他说：“我们来主办。”麦当劳公开赛由此诞生，首届赛事于1987年在密尔沃基举行。
斯特恩不打算让他的球员去打奥运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有更紧迫、更棘手的问题要解决，暂时顾不上全球扩张。20世纪80年代初，NBA联盟经营不善，当里克·威尔茨（Rick Welts）1982年被雇来主管联盟的赞助时，NBA根本没有任何商业计划，没把任何东西卖给任何人。威尔茨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全美国不仅不关注NBA，而且还完全彻底地讨厌NBA。威尔茨说，那时的NBA有太多黑人球员，太多毒品问题，太多球队亏本，职业橄榄球联盟NFL、职业棒球联盟MLB和大学体育都比NBA更有商业价值，投资者甚至宁愿选择冰球联盟NHL也不选择NBA。
要改变NBA的生存窘境，营销人员唯一能做的，就是加亮舞台上的灯光，吸引更多人的目光。斯特恩一直在听取斯坦科维奇的建议，而斯坦科维奇不断向斯特恩灌输的一个想法是：如果美国能把他们最好的球员聚到一起，让他们穿上同样的球衣，把他们派出去比赛，就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
让所有明星聚到一起，就是把舞台上的灯光调到最亮。
要让NBA球员出现在奥运赛场，需要一个契机，需要让美国人产生紧迫感，需要让他们觉得：假如不把最好的球员—NBA球员—派去国际赛场，那么美国在国际篮坛的统治地位很快将动摇。
事实正是如此。
自从篮球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以来，美国很少让金牌旁落。从1936年柏林奥运会，到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美国连夺7枚奥运男篮金牌，到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才发生意外。
1972年的奥运男篮决赛臭名昭著。美国队与苏联队斗至最后时刻仍然难分胜负，终场前三秒，美国队凭借道格·科林斯的两罚全中领先1分，苏联队有最后一击的机会。接下来，奥运篮球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场面出现了：裁判匪夷所思地连续两次在苏联进攻失手后判定比赛尚未结束，给了苏联第三次发界外球的机会，苏联队终于在最后这次把球打进，从而以51比50险胜，赢得金牌。美国人出离愤怒，他们赛后拒领银牌。
1972年以后，美国又连续取得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男篮金牌（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美国因政治原因抵制），重塑篮坛王者形象。1972年的意外，看上去完全是阴谋所致，输了并不耻辱。
然而，世界篮球的整体水平在提升，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到1988年，美国篮球迎来了比1972年更强烈的震动。
1988年出征汉城奥运的美国男篮，由乔治城大学名帅约翰·汤普森执教，队中有包括大卫·罗宾逊（David Robinson）、丹尼·曼宁（Danny Manning）、米奇·里奇蒙德（Mitch Richmond）、丹·马尔利在内的未来NBA名将，账面实力不弱。但一路顺畅地打至半决赛，他们忽然遭遇空前强大的苏联队，以76比82落败。这一次，没有阴谋。脆生生的败仗，真正的败仗。
1988年那拨苏联球员，堪称他们国家历史上最精华的一批，其中既有大名鼎鼎的超级中锋阿维达斯·萨博尼斯（Arvydas Sabonis），又有后来闯荡NBA的一流后卫萨鲁纳斯·马修利奥尼斯（Sarunas Marciulionis）。整个队伍不光个人能力强，而且被调教得非常好，他们的主教练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帅，有“银狐”之称的亚历山大·戈麦尔斯基（Alexander Gomelsky）。
迎战美国，戈麦尔斯基也如临大敌。那场半决赛之前两天，他就开始找手下球员单独沟通，谈心，打气。马修利奥尼斯记得，教练来找过他三次，每次都向他传达着同样的讯息：你得相信自已，美国人不是神，他们只是大学球员而已。
除此之外，像马修利奥尼斯、萨博尼斯、亚历山大·沃尔科夫（Alexander Volkov）这样的顶级球员，还获得了额外的动力。组织或明示或暗示，或直接或拐弯抹角，总之让他们心里清楚：这次打好了，你就可以出国，去打NBA。马修利奥尼斯后来回忆说：“我们把奥运会视为我们的自由车票。”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动力。
戈麦尔斯基同时也为约翰·汤普森的紧逼防守做足了准备。在汉城的训练课上，戈麦尔斯基很少练别的，就是不停地练掩护，用各种繁复的、精心设计过的掩护，解放马修利奥尼斯，并为萨博尼斯、沃尔科夫创造空位投篮机会。戈麦尔斯基要求外线球员尽可能控制失误，他告诉手下：“不要让他们快攻扣篮！一旦给他们那样的机会，他们的手臂就会变成翅膀。”
按照戈麦尔斯基的指示，苏联队果真干掉了美国队。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正如大卫·罗宾逊后来所说，“1972年那支队伍是被打劫了，我们却是被打败了”。
可想而知，1988年奥运会给美国篮球带来的震撼，远远超过1972年。金牌苏联，银牌南斯拉夫，铜牌才是美国。美国篮球第三，美国篮球居然只排第三！
美国人显然不想再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他们必须做出改变，他们要赢回自己的尊严，他们要让世界知道真正的美国篮球是什么样，他们要出大招了。
美国输掉1988年的奥运男篮金牌后，让职业球员参加奥运会的呼声变得响亮起来。1989年4月，FIBA通过决议，取消了职业球员不能参加国际比赛的规定。就这样，从1992年开始，奥运会正式向NBA球员张开怀抱，美国人可以把他们最好的球员派出去征服世界了。
FIBA决议通过以后，NBA联盟高层很快介入到美国篮协的工作当中。
所谓“篮协”，其实是借用中国官方机构的名词。在美国，最早得到FIBA认可，负责组织美国国家队参加FIBA国际比赛的组织，是业余运动联盟AAU。直到1974年，一个名叫“美国业余篮球联合会”（简称ABAUSA）的组织成立，经过一番权力斗争，他们成为美国篮球的官方组织，得到FIBA和美国奥委会的认可。而1989年4月以后，“业余”二字失去意义，ABAUSA遂改组成USA Basketball，这便是我们后来熟知的美国篮协。
派职业球员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美国篮协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到底会有何等级别的NBA球员参与进来？起初他们觉得，有六名NBA球员参加就不错了，而且这六名NBA球员可能还不是顶级明星。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们觉得NBA的精英球员绝不会为了一枚奥运金牌而牺牲自己的假期。
当然，谁来执教这支球队也是个疑问。起初在美国篮协看来，组队参加奥运会的整体模式不会有根本性转变，这等于说，美国男篮在巴塞罗那的主教练一职，仍将由大学教练担任，那么杜克大学的“K教练”迈克·沙舍夫斯基（Mike Krzyzewski）将是主帅的不二人选。然而，在NBA的人把持了奥运男篮选拔委员会的大权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即使在NBA的各大教头里面，查克·戴利这个名字也不是所有人最早提及的。唐·尼尔森很早就主动申请这个职位，帕特·莱利和拉里·布朗（Larry Brown）也是非常热门的人选。选拔委员会成员比利·坎宁安最早提出用戴利。坎宁安当初在费城76人执教时，戴利担任过他的助手。
1989年，戴利刚刚指挥活塞队赢得NBA总冠军。一年以后，1990年的夏天，在选拔委员会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戴利又拿了一次冠军。此外，戴利还有一项特殊的优势：他既在高中执教过，又在大学执教过，现在还执教NBA，可以代表美国各个阶层的教练。最重要的一点：没人不喜欢戴利。
戴利执教的“坏小子军团”，打球粗野凶悍，树敌甚多，可不知道为什么，戴利就是有办法把他自己同活塞队的恶劣形象剥离开来，就好像他并不是“乔丹规则”的总设计师，只是一个管不住自家孩子的无奈父亲。已经在NBA高层任职的前公牛队总经理罗德·索恩说：“查克的自我，没有他球队的自我那么强。”
1991年情人节那天，一辆豪华轿车在赛前把戴利接走，将他匆匆送到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在那里，戴利被告知，他已经当选为1992年美国男篮的主教练，同时还被告知，伦尼·威尔肯斯将是他的第一助手。
确定了教练，美国篮协想在1991年9月公布球队阵容。最早的设想是6名NBA球员+6名大学球员；很快，这个设想就让步给了“8+4”的组合方案；没过多久，连“8+4”都站不住脚了。选拔委员会成员C.M.牛顿（C.M.Newton）说，看到那些NBA的响亮名字，你很难割舍掉任何一个，那时候他们就知道，大学的孩子们完蛋了，他们不会有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