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我可以向叫学生挂“格物致知”校徽的教师校长们,出题考试的委员们,当头棒喝一下,你们自己对“格物致知”的三种说法研究过没有?朱熹的说法,算得是孔子的本意吗?连你自己都不懂,还可以把这一语用作校训,叫学生们去记诵吗?老实说要读四书五经,没通过考证学的腐儒们就不配,不够格!当年,我从鹅湖回到上饶,在信江中学讲演,我曾向在场的教师、学生说:“那时,空中隆隆声近,敌机掠空而过,恍然有所启悟。假如朱陆正在鹅湖登坛讲学,吕祖谦也在座,敌机在天空盘旋时,他们将如何教弟子们去应付这现实问题呢?依陆王的说法,应当让弟子们闭目静坐,‘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不为机声所慑的。朱熹呢,他会教弟子们到书架上去翻查飞机的种类性能以及防空方法。吕祖谦会带着那一群学生逃到峰顶山脚,在树林崖石下掩蔽起来,卧倒不动。同是‘格物致知’,找答案的时候,哪条路走得通?在现实的天秤上显出来了。”我呢,并不以为我是金华学派的儿子,才赞成经验派的说法。我们从事实,知道校长、教师和考试委员的“格物致知”论点是错误的,你们可以这么去害年青的一代吗?后来我从上饶到了鹰潭,上了龙虎山,看了道教的圣地。我又到了福建,到了朱氏讲学的建阳和延平。但我在福州公开讲演,主张现代的闽学,应当丢开朱熹的路子,改走郑樵(渔仲)的路子。我又翻过了武夷山,沿旰水经金溪往临川。临川为王安石的故乡,这位大政忠,他走的正是经验派的路子。我在临川,在西大街相近的若士路上访了汤若士的玉茗堂,那是他写《临川四梦》的所在。他是陆王派全盛时代,走反理学的路,他专干无关圣学的勾当——戏曲。他严正地说:“诸公所谈者理,区区所谈者情,各有千秋,不必相渭溷。”我从临川回到了南城,便公开讲演《在情与理的分界线上》,这是鹅湖之会所不敢触及的大课题。曹聚仁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先父一生公私交集,超水准的劳顿,数十年中,每晚只有四小时的睡眠;年末五十年,已经白发飘萧;五十四岁便谢世了。先母和他同年,高寿九十岁。先父在世时,我只觉得妈妈是那么软弱,在先父打骂中,她简直不敢反抗。直到先父谢世,先母和我们有了三十五年的长期相处,我才知道她是那么精明能干,通达情理,有的地方,还在先父之上。
先母刘氏(名香梅),在世的话,该已九十五岁了。她从十六岁来做曹家媳妇,到一九五○年春天离开家乡到上海来,整整六十年;她是蒋畈的守护者,她的“心”、“身”都是属于蒋畈的。她虽住在上海,可是她的梦,永远留在蒋畈。她和孩子们谈起什么来,那些都是属于蒋畈的故事。先母本来也粗识文字,看得书报,会写家常书信。她住在上海时,我看她实在寂寞得可以,就开始教她认识注音符号,让她试着写拼音文字,用以记家乡的土语。我想,她熟习了用国音拼土语,就可开始写蒋畈的故事了。哪知,这一着并未成功;因为先母所拼的土语,难于正确,而且除了写给我一个人看,一家人都看不懂;她的兴致,一直提不起来,迁延复迁延,我所期待的拼音土语本的蒋畈故事集,她一直不曾写成;后来,我就南来了,这件事,也就不必再提了。
上面,我提过的刘源溪、刘源垄,这刘源便是先母的娘家,离开蒋畈,只有五华里。从前那位姓刘的祖先,要避世于此,称之为桃源(刘源溪以此得名)。不过,从刘姓的宗谱看来,那位北宋年代的祖先,他的儿孙,也都是务农的庄稼人,很少风雅之士;所以我们的外家,也很少有人知道有“桃源避世”的典故的。从刘源溪穷源而上,沿溪行,到了龙门张山,那是黄大仙(祁平)的老家。张山倒有点像宁都的翠微峰,曾经有强梁之徒想在这儿啸聚作寨,实在池塘太小养不了大鱼的。沿刘源溪两岸大小村庄十余处,也都是种田的老百姓,也和蒋畈的祖先一样,都不会提笔杆的(刘姓的远房,住在兰溪北乡的,清末有一位翰林,即刘治襄丈,以能文名于时,却和刘源溪不相干了)。先母来归时,先父还是务田农夫,道道地地的耕读。我们的家境稍微好一点,也只是免于饥寒而已。先父考取了秀才,创办了育才小学,在我们曹家,当然是一场大变动,先祖母第一回被人称之为“太师母”,一脸通红,好似初登大宝,受十方礼拜,有些出乎意外的。先父中秀才的第三年,先祖父母相继逝世,蒋畈的全副肩仔都落在家母肩上来了。先父一心一意,做外面的事务,家务自非先母一人担当不可。她自己烧饭洗衣,提抱了我们兄弟两人,在干活;一面要供应田间长工们的饮食,一面又要安排泥水木匠们的膳宿;她一个人就担起了三份工作。她身材矮矮的,却有着饱满的精神,好似这份精力是用不完的。说起来,曹家的媳妇都是能干的,曾祖母钟氏祖母唐氏的口碑早已载道。家母的一生,或许比他们更能干些呢!先父在世时,我们只觉得家母十二分软弱,几乎不敢有点自己的主张,她是先父的十足顺民。先父逝世以后,我们才知道先母十分能干的。她处事很有决断,见理甚明,说话很有分寸,她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先父猝遇什么事故,开头也很慌张;可是,沉静地考虑了一回,理出了头绪,下了决心,那就不动如山,非做成功不可了。先母态度很沉着,善于应付,手腕也比较圆滑一点。这都是我在近三十多年中所体会得的。
我看先母的精明能干,乃是从先父那个大环境中训练出来的,而她记忆力强,理解力之敏捷,则得之于遗传。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人,似乎缺少一种外家的温暖,所以对外家先前的情形都不十分了了。大概家母出嫁时,外家的经济情形还不错。外祖父也和先祖父一般,挣得了一份田地,可以过活得。我们的舅父,该是第一等的聪明人,给外祖母纵容得过度了,一直不肯治正务,做耕稼的事,那份田地,便在抽烟和赌博上垮完了。到了我有了知识,外家产业都已败光了;外祖母一直留住在我们的家中,我们,便没有机会到外家去过“外甥”的生活。先父逝世以后,我们才慢慢在对外家情形了解起来,从我们那一群表兄弟的智慧力看来,外家这一血统的生命力是丰富的。那些表兄弟,都没有读书的机会,外家环境,一年坏似一年,他们很早就到社会去谋生;他们所表现应付环境的能力,都是十分精明,十分敏捷,家母的精神,该说一半得之于外家遗传。家母来归时,先父还不懂得珠算,这一份知识,先父正是从闺中得来的。外家那一系列的人,除了舅母外,在心算上所发挥的迅速、正确性,比我们用笔算的高明得多。家母识字虽不多,但她运用那些词语,却十分适当;她自己动笔写的信,句句中肯,十分恳切。我南来香港,家信中有这么两句训示的话:“钱不可不用,却不可乱用。”许多老一辈的人只知道叫后辈:“钱不可乱用”,却不懂得“不可不用”的意义。友人看了大为赞叹:“老曹,你真幸福,有个八十岁老母教教你!”先母总替先兄可怜,因为先父苛责先兄十分严厉,时常打他骂他,先兄显得十分老实。
先母总以为先兄一定能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哪知先兄自先父谢世,便一变所为,变得最不安分守己,什么都不循规蹈矩;而晚年生活之艰苦,结局之悲惨,都非我们所能预料的。
我时常对先兄说:“你本来是钱塘江上的船老大,碰到的只是七里泷中的风波;可是,眼前你驾驶大轮船在海洋上行驶,又当风狂雨骤的季节,你是应付不了的。”先母是不相信,先兄会有覆舟之祸的。先兄牺牲之后,我们一直不把噩耗说给先母知道,让他永远活在她的梦中。我的妹妹,那是先母的心头肉,她的样子跟先父也十分相似。她的现实手法,很高明,假使先兄处世有她一半的才能,也许会有很大的成功。她可说是非常男性的,至于我自己,一进入社会去做事,就是这么缩头缩脚,小心谨慎,既不敢放胆闯天下,又不甘俯首让人驱策,诚非先父所及料,也出乎家母的意料的。
先母逝世,已经五年了。我好几回想提笔写一篇《我的母亲》,也想如归有光写《项脊轩记》那样写一篇《蒋畈的老屋》,都不曾写好。倒是珂云,她写了一篇《他的母亲》却描述得十分真切。我且节用几段有分量的文字:他的母亲,孩子们的祖母,我的婆婆;婆婆习惯上却是孩子们对她的称呼;我依着聚仁的称呼称她为妈妈的。婆婆姓刘小名香梅。她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五六年了。我和孩子们都没到聚仁的家乡——浦江;她的话,那一角上的土话,慢慢地,我们已能懂得八九成;不过彼此的意思,都能完全了解;她也常常为我们谈些家乡的往事。有一回,她忽然谈起她自己出生那一天的事:她的家离开蒋畈五华里,乃是刘源溪谷中的小村落——刘源(这儿,就拿蒋畈作中心来说的了)。我们的外公家里只有几亩田,虽不至于挨饿,生活却也相当清苦,外婆先养了一男七女;农家重男轻女,生了女孩,不是丢掉,就是病死。婆婆是外婆的第四胎,上面已有一个哥哥两个姊姊;她的降生,在外婆心头是十分不高兴的,因为又是一个女的,“赔钱货,十八年堂前客。”——在农村,女孩是替人家养的,早晚要替女孩子梳头裹脚,耽误了许多田间工作的。婆婆出生那一刻,外公在田野工作未归,由隔邻一位老婆婆接生。外婆睡在床上,一听说这孩子是女的,就说:“丢在脚后跟,随她吧,不用包。”她是决意不要这位闯来的小客人了。隔邻老婆婆听了,自觉没趣,一声不响地回去了。不一回,外公来了;那天是农历七月廿一日,正当秋收时节,他挑了一担刚打下的稻谷,兴冲冲地从田里回来。见了孩子就说:“饭是有得吃了,包起来吧!”他再去请那隔邻的老婆婆过来。想不到她后来嫁到曹家来,开花结子;曹家数代单丁,门衰祚薄,从聚仁一代起,儿孙已有三四十人了。
我生长在城市,对农村生活,实在非常隔膜;直到抗战军兴,才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农村去,这才嗅到了泥土气息。我的婆婆,正是泥土味很重的农村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