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随着新兴市民阶层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的变化，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小说形式的活泼自由，语言的通俗浅显，适合于反映当时丰富多彩而又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得到了许多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的认可和推崇，逐渐取得了在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地位。被称为“明代三大古典小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就是其中的精品杰出代表。
历史演义的精品
《三国演义》是一部依据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经过文人加工撰写的小说，是我国古代历史演义中成就最高、影响广泛的作品。它以章回体的形式，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将近一个世纪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
作者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据一些笔记记载：罗贯中，名本，贯中是他的字，别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也有东原、武林、庐陵等不同说法）人。生活年代约在公元1300年到1400年之间。相传，他写的小说达数十种之多，存留到现在的，仅《三国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和《三遂平妖传》等。罗贯中的才能是多方面的，除创作小说外，还写过戏曲、乐府隐语，绝大多数都未流传下来。根据一些零星记载和他在作品中对明君贤相的推崇以及所表现出的丰富斗争经验，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罗贯中是封建社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并且具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才能的知识分子。
《三国演义》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从晚唐李商隐《骄儿诗》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来看，最迟在唐朝末年，三国故事便已在民间流传。到了宋代，“说三分”已经成了艺人们的传统节目，并且表现出了“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金元时期，三国故事更是被广泛地搬上戏曲舞台。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三国志平话》，是元代至正年间刊印的，它是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的写定本。从这本书的内容和结构看，它已经初步具备了《三国演义》的规模。不仅拥刘反曹的倾向极为鲜明，而且刘、关、张等人都表现出草莽英雄的气质。其中张飞的形象更为活跃，最富生气。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也写得十分突出。但从描写的粗枝大叶、文词的鄙俗不通以及人名地名多有讹错的情况来看，它显然是未经文人加工润色的民间艺人的作品。罗贯中就是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基础上，又运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并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写出这部杰作的。
《三国演义》继承了《三国志平话》拥刘反曹的传统，把蜀汉之争当做全书描写的主要线索，把刘、关、张、诸葛亮当做小说的中心人物，热情地歌颂了他们的义气，并把这种“义气”置于金钱、权力、美人之上。这在以个人利害关系为行为导向的封建社会中，颇能扣动人们的心弦。罗贯中还通过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种种事件，把历史上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不过《三国演义》在思想内容上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如宣扬了“治乱循环”的历史观、“因果报应”以及某些封建迷信的落后思想。
瑕不掩瑜，《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在我国古代的历史演义中是首屈一指的。
作者精于描写战争。他根据各种不同战争的特点，或实写，或虚写，或正面写，或侧面写，把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描绘得有声有色，具有旋律节奏，富于诗情画意。
作者还善于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如塑造曹操这一形象时，他精心选择了细节描写。
“借头压军心”一节便是如此。通过这样的描写，有力地揭露了曹操性格中的阴险、狠毒。这一艺术手法，自然也广泛地运用在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罗贯中还善于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加深人物性格的刻画。“三顾茅庐”一节，他先后曲折地虚写了诸葛亮的非凡才能，而卧龙冈静谧秀美的景色、踪迹不定的“逸人隐士”、古朴高雅的村野歌声以及刘备迫切求贤的心理活动，都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浓郁的环境气氛，有力地烘托出人物的性格。
在《三国演义》描写的众多艺术形象中，最为璀璨夺目的要数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他是一个聪明睿智的典型，是智慧的化身，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要求预见未来、战胜困难、维护正义事业的良好愿望。
《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但在文学上影响了后世的一系列历史小说的创作，而且在某些方面成为人民生活的榜样；有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甚至还把它当成一部学习战争的教科书。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巨大的社会影响，早已超过了文学作品所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的范畴。
元末明初，另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水浒传》问世了。它以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成就，屹立在我国文学史上，成为我国英雄传奇小说的高峰。
关于本书的作者，至今说法不一。《忠义水浒传》
题为“钱塘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由此看来，撰写此书，主要应是施耐庵的功劳，罗贯中仅是“编次”而已。
关于施耐庵的身世，现在知之甚少。根据零星记载，他出生于元成宗元同二年（公元1296年），死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原名耳，后更名子安，耐庵为其字。祖籍苏州，也有人说是扬州。35岁时中进士，并在钱塘担任过短期官职。因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毅然拂袖而去，从此闭门著述，不再出仕。又有记载说他曾参加过元末在苏州举义的张士诚部，与部将卞元亨有深厚的友谊。近年来关于对施的考证研究，学术界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人认为苏北兴化县白驹镇发现的墓志铭上所刻施彦瑞这个名字，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但许多人不敢苟同。除此以外，也有人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与施氏毫无关系。因此，关于本书作者的公案，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定论。
宋江等36人在梁山聚义，是本书创作的历史依据。小说中的许多精彩故事，早在成书以前便在民间广泛流传。
英雄传奇的高峰
宋末元初，这些故事已成为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以此为题材的话本和戏剧相继问世。《大宋宣和遗事》中涉及水浒故事的部分，内容虽然简略，却给人们展示了《水浒传》的最早面貌。其中作者着力叙写的是杨志卖刀、晁盖等劫取生辰纲和宋江手刃阎婆惜等情节。在元代的水浒戏里，聚义水泊的英雄由36人变为72人，后来又扩大到108人，对水泊梁山这块起义根据地的描写，也接近了成书后的《水浒传》。
如果说施耐庵是本书的作者，那么，他是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和戏曲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再创造，才写成这部千古不朽的名著。
《水浒传》通过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北宋末年发生在我国山东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爆发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对他们各自走过的不同道路的描述，展现了起义怎样由零散的复仇星火发展为燎原之势的斗争历程，并指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小说中的高俅，始终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
出现，是贯串全书的一根黑线。他原本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球，受到皇帝恩宠，才得以发迹。从此，便与蔡京、童贯等一伙奸佞之徒沆瀣一气，把持朝政，作恶多端。小说中的大小官吏，多是他们的亲戚朋党，以高俅、蔡京等人为核心，结成了一个极端腐朽的权力集团。他们剥削人民，弄得生产凋敝，十室九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与此同时，小说还写了从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世族地主、下级官吏加入起义队伍的经过。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被逼上梁山，林冲这一形象是最具典型意义的。
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草莽英雄的光辉形象。作者将他们置于主要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他们的反抗精神和高贵品质作了热情洋溢的歌颂。在众多英雄的画谱中，又以李逵和鲁智深的形象最为璀璨夺目。
李逵出身贫寒，因仗义打死人命，逃到江州当了一名小卒。他上梁山落草，没有丝毫犹豫，对统治阶级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他提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这种彻底的反抗精神，使他后来成了招安的反对派。即使是宋江投降后，他还屡次重返梁山，念念不忘往日的英雄壮举。
李逵对梁山弟兄和穷苦百姓一往情深，这是他性格的另一光辉表现。他平时最敬重宋江，可当他听说宋江“强占民女”后，把个“忠义堂”闹得天翻地覆。这表明他把梁山义军的声誉看得比个人感情更为重要。在沂水县，尽管李逵痛恨冒名行劫的李鬼，当得知他家有老母无人赡养时，不仅饶了他的性命，还以10两纹银相赠，劝他改恶从善，回家好生侍候老母，表现出朴素的阶级感情。李逵性格中也有简单、鲁莽、嗜杀和不讲策略的一面。这些缺点，作为农民英雄，是难以避免的、真实的。
鲁智深本是渭州经略府的一名提辖，属于下级军官。孤家寡人一个，无牵无挂，对统治阶级和邪恶势力怀有强烈的义愤，常常主动出击。“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为了解救素不相识的金氏女子，他三拳击毙了恶霸郑屠；为了保全林冲的性命，他大闹野猪林，揭露高俅的歹毒阴谋。
“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是他行动的准则。为了援救被欺凌者，他不惜与统治阶级对抗到底，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在那些出身于下层人民的英雄中，武松是一个颇具特色的人物。他武艺高强，秉性刚烈，与恶势力和不义行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封建伦理意识和个人恩怨观念浓厚。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情愿赴汤蹈火，有时连性命也愿意赔进去。血的教训使他对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有深刻的认识，最终走上了“结伙为盗”的反抗道路，坚决反对招安。
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张横、张顺、石秀等，写得也很有特色。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是非常突出的。在塑造典型人物时，作者注重特定环境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我国文学史上，《水浒传》是从类型化人物塑造过渡到性格化人物塑造的典范作品。它还摆脱了史实的约束，运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把“以文运事”变成“因文生事”。《水浒传》也是我国小说语言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既是古典文学语言的总结，又是近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先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游记》是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后又一部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它不但具有进步的、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优美的、完整的艺术形式。作者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充分发挥想象力，写出了许多离奇动人的故事，塑造了璀璨夺目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
无论其思想高度还是艺术成就，同《三国演义》、《水浒传》相较，都毫不逊色。
作者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今江苏淮安人。
他的曾祖、祖父都做过学官。到他父亲吴锐时，家道中落，竟成了贩卖“采缕文（hu）”（彩线和绉纱一类的丝织品）的小商人。
吴承恩自小傲视权贵，鄙夷世俗。他学习非常用功，既读经书，又读野史，对神怪故事书籍爱不释手，废寝忘食。他能诗善文，练就了一手好字，成为当地有名的文士。他几次参加科考，都遭受挫折，直到43岁才考中贡生。由于家境困顿，母亲年迈，不得不屈任长兴县丞。两年后，因耻于向权贵折腰，厌恶官场生活，忿然拂袖归里。
浪漫主义的杰作
科场的失利，使他看清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几十年的社会阅历和短暂的官场生活，使他憎恶明王朝的政治腐败。面对黑暗的现实，他觉得靠为官实现自己“匡世济民，惩治邪恶”的理想已经没有可能，于是操起手中的生花妙笔，希望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胸中的愤懑。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一部举世瞩目的长篇志怪神话小说——《西游记》诞生了。
《西游记》的主要故事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孙悟空大闹三界（天宫、龙宫和地府）；二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它的成书，酝酿了七百多年，无数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为本书的问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之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从《大唐西域记》打开人们的眼界后，玄奘门徒慧立、彦琮撰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了神化玄奘，在描写他战胜艰难险阻、矢志西行时，还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这些游离于取经之外的故事，启发了后来的作者。在此基础上，人们又通过想象，创造出了许多离奇故事。
南宋时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和故事同取经串联起来，并在书中第一次描绘了猴行者的形象。
取经故事到了元代已经基本定型。可以推断，至迟在元末明初，曾经出现过一部类似《西游记》的评话。与取经故事在话本中逐步定型的同时，类似的戏曲创作也诞生了。现存元末明初人杨讷所著《西游记》杂剧，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开场。这也是《西游记》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取经故事的集大成者是吴承恩。与以前的一切取经故事相比，他再创造的功绩主要表现在：
在主题思想上，冲淡了原有故事浓厚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生活内容。在人物处理上，对原来备受赞扬的圣僧玄奘给予了某些批判，而把体现人民理想的孙悟空提到全书的中心位置；在组织结构上，将“大闹天宫”的故事提到了卷首，以开宗明义。同时，又把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神话故事、神话人物有机地融会到取经的故事中，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艺术风格上，运用讽刺、幽默的笔调，尽情渲染有关取经故事的神话传说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西游记》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作品中写到的龙宫地府、天上人间，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它们看上去神圣威严，然而，透过这层面纱，人们不难看出其间隐藏着的腐败和丑恶。唐太宗魂游地府时，判官崔珏因为生前是“先皇帝驾前之臣”，更因收到了当朝宰相魏征求情的书信，便私下里改动了生死簿，让唐太宗增加了20年阳寿，使之得以重返人间。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就因为“不曾备得人事”，阿傩、迦叶二佛便不肯“白手传经”，唐僧无奈，只好忍痛将用于化斋的紫金钵盂奉献给了他们，才取得了真经。这些描写，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的无情揭露和鞭挞。与此同时，作品还尽情嘲弄、批判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和荒淫残暴。人间的皇帝都是些专横独断、沉迷女色的民贼，就连天上的玉皇大帝，在《西游记》中也是个贤愚不辨、昏聩无能的专制统治者。
《西游记》着力塑造和歌颂了孙悟空这个富于反抗性的神话英雄。他身怀绝技，不畏强权，敢于向邪恶势力进攻，几乎战无不胜。即使是面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庭，他也毫无惧色，抡起铁棒，一直打上灵霄宝殿，把个天宫闹得不亦乐乎。他蔑视生死定数、阴阳轮回说教，偏偏闯入冥司，强行勾掉了写在生死簿上的名字，从此摆脱了生死轮回的束缚，将自己置于不生不灭的境地。对天子独尊、下不犯上等封建说教，他也概不放在心上。在玉皇大帝面前，也口称“老孙”，或者只是“唱个喏”了事。
小说除了塑造孙悟空这一光辉形象外，其他几个人物也写得栩栩如生。猪八戒力大无穷，粗夯莽撞，是取经途中孙悟空与妖魔搏斗的得力助手。但是，他常怀私心，贪图女色，容易动摇。面对强敌，他经常掉头逃跑；接近胜利，又匆忙赶去打上几耙，以便与悟空争功。他爱占小便宜，在取经的路上还攒了四钱六分银子；他爱打小报告，使孙悟空常受紧箍咒之苦。他的出现，常能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不过，他性格憨直，作者对他的缺点大力批判之后，仍让他成了“正果”。
至于唐僧，作者让他保留了历史人物玄奘虔诚苦行的精神风貌。他为了追求真理，明知西行途中“吉凶难测”，仍毅然束装前往，美色、富贵都动摇不了他的坚强信念。吴承恩笔下的唐僧，比历来取经故事中的形象更有创造性的发展。在唐僧身上，封建儒士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讽刺性地得到了统一。他一碰上妖精就吓得发抖，涕泪交流。离开了徒弟，就连一顿斋饭也捞不到手。可一遇到大小神佛，便顶礼膜拜，不辨真假；朝见各国君主，一律三拜九叩，口呼万岁。见了妖怪，也屈节下跪，大呼“饶命”。为了讨好妖精，还当面斥责孙悟空“不知好歹”。正是通过这些性格的对比，作者大大肯定了孙悟空的斗争精神，批判了唐僧向恶势力屈服的软弱性格。《西游记》是一部积极浪漫主义的杰作。全书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幻想，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语言诙谐，情节曲折，显示出作者独特的创作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