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清军进驻北京,并不意味着明王朝的彻底完结。在东南和西南地区,相继出现了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弘光政权和鲁王、唐王、桂王等南明政权。这些象征性的小朝廷,历史上统称为“南明”。
南明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是与各地人民坚持抗清斗争分不开的。在南明政权的抗战派中,也出现过一些同农民起义军联合抗清的慷慨悲歌之士,文安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文安之,字铁庵,天启进士,湖广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人。任翰林院编修。为人正直,不阿权贵,遭到魏忠贤忌恨,被免去官职。崇祯即位后,魏忠贤贬死,文安之被召为国子监祭酒,后因冒犯权臣,遭诬陷再次罢官。
清军入关,弘光、隆武先后任命他为詹事府詹事和礼部尚书。由于路途遥远,交通阻塞,几经周折之后,敕书才送到他的手中。他还来不及整装赴任,这两个政权就相继倒台。接着,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了永历政权。那时,大学士瞿式耜广招人才,他深知文安之的人品学识,称赞他是“历朝人望”,奏请永历帝召他入粤供职,共图恢复大计。
李自成通山殉难后,清军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明朝的残余势力。那时,大顺、大西军余部已同南明结成抗清联合阵线,曾一度在东南、中南一带掀起斗争高潮。但是,南明政权积弊难返,病入膏肓,就连隆武帝也不得不承认:
“国难当头,而我朝官员却不图进取。他们有的拼命攫取,中饱私囊,有的结党自重,阿谀逢迎,致使百姓有苦难言,有冤不伸。”到了永历朝时,政风更加败坏。当权者整天浑浑噩噩,全不把恢复大业放在心上。一部分顽固守旧势力,仍以“报君国之仇”为借口,极端仇视尚在各地英勇抗清的农民起义军,对大顺、大西军余部,处处设置障碍,事事给予刁难;甚至制造分裂,企图吞并瓦解,使已经组成的抗清统一阵线始终无法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时,大顺军的余部由于受到清军和南明军队的夹击,师疲力尽,械少粮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向北转移,退出了反清的主战场。大西军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又长期不和,积怨难解,终至反目成仇,相互攻杀。抗清阵营中的内讧,给清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文安之见国运艰危,心里十分着急,强烈的报国之心,使他不顾路途艰险,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从今湖北宜昌去广西梧州朝觐永历帝,请求为国效力。永历帝对他的一片赤诚之心并不十分理解,一直未予任用。
半年之后,还是在部分正直官员的敦促下,才勉强让他担任东阁大学士。正当他着手整饬朝纲、准备重振朝廷权威的时候,一些趋炎附势、奸佞无耻的小人,又背后扇起阴风;就连过去声言他是“翰林先辈”的官僚政官,这时也过河拆桥,怂恿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废永历帝以自立,充当朱温式的角色。但终因慑于舆论的压力,阴谋暂时未能得逞。孙可望拥兵自重,胁迫永历帝敕封他为秦王,雄踞滇黔,私设官属,拟订朝仪,俨然一国之君。他派人对文安之说:“文阁部若能为我所用,定当委以军国重任,权位不低于内阁首辅。”文安之丝毫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孙的利诱。
文安之对大西军的另一将领李定国却十分钦佩,委以防守大西南的重任。他对大顺余部也寄予厚望,认为他们是一支久经沙场征战的劲旅,奏请永历帝授给他们官职,让他们镇守川东各镇,使其在共同的抗清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请求永历帝让他到四川、湖北边境地区督师,以便团结那里的抗清武装,希望有朝一日能平定四川全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将永历帝接到成都,长期坚持斗争。
那时,文安之在内阁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既受到顽固派的排挤,又遭到孙可望的威逼,就连永历帝也对他不太信任。当他最后一次提出督师川、鄂的请求时,永历帝顺水推舟,给他加上了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鄂军事等一大堆空头官衔,将他“撵”出了朝廷。
这次“督军”,对于一个手无一兵一卒的南明小朝廷的官员来说,自然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文安之带着兵符印信离开梧州后,准备赶赴川、鄂边境,以朝廷的名义授给大顺余部、“夔东十三家”的头领以封号,团结他们共同抗清。
谁知孙可望早有吞并大顺余部之心,当他得知文安之西行的意图时,便在入川途中设下圈套,将他扣留在贵州都匀,准备加以杀害。还是一些正直的官员极谏,才保全了文安之的性命,押往毕节安置。不久,他瞅准一个机会逃出了虎口,昼伏夜行,忍饥挨饿,越过了重重高山,跨过了道道深涧,终于在永历五年(公元1651年)春进入了鄂西山区,和大顺军老将刘体纯取得了联系。
那时,号称有几十万大军的“夔东十三家”的主力,是以刘体纯、李来亨为首领的大顺军余部;还有一些名义上依附他们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以及一些反复无常的地主武装。势力最大的有谭弘、谭诣等人。他们各据地盘,守土自保,互不统属,有的甚至打着抗清旗号鱼肉百姓,欺压善良,为害一方。针对这种情况,文安之不畏艰辛,走遍了鄂西的山山水水,造访了村村寨寨。他知道,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单凭一纸空头的委任书或封官许愿是难以控制他们的。为此,文安之放下南明重臣的架子,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头领竭力交好,以忠义激励其爱国之心,使之懂得抵御清军的重大意义。在川鄂湘边界,还有一支由土族土司领导的少数民族队伍。文安之为了争取他们,不顾道路艰险,亲自来到高山密林的白溢寨,拜会土司,向他晓以大义,历数清兵入关以后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占土地、劫掠民财等暴行。当讲到清军在扬州、嘉定制造的大屠杀事件时,文安之忍不住痛哭失声,在场的人也悲愤填膺。他们决心团结在永历帝周围,为保卫南明政权掀起大规模的抗清高潮。不久,土司率众来归,增加了抗清力量。
文安之懂得,在当时的环境下,要想在贫瘠的巴巫山区站稳脚跟,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必须紧密联系群众,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为此,他除了奖励人民发展农副业生产、命令军队“屯田自给”外,还大兴盐铁之利,与百姓“公买公卖”。史载:当时文安之、刘体纯驻地巴东长丰一带,经济繁荣,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经过几年的艰苦经营,川、鄂边境确实成了抗清的坚固堡垒。就连远在闽、浙地区坚持抗清斗争的志士张煌言,也为之赞叹不已,并把恢复中原的希望寄托在文安之以及受他影响和控制的“夔东十三家”农民起义军身上。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叛徒吴三桂向西南地区进犯。行经四川时,探悉川、鄂边区抗清义军兵强马壮,认为是一心腹大患,急调陕西炮队入川防范。他以严明为永宁总兵,协同重夔总兵程廷俊合守后方,以固根本。
清军进入滇、黔后,永历帝由梧州退居云南永昌。这时,南明王朝已经危在旦夕。
文安之为挽回西南败局,多次率领农民起义军由水道进攻重庆,连克沿途州县。在重庆城下与清军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使清廷大为震惊。
文安之挥师入川,牵制了川、鄂清军南下,减轻了清军对云南大西军余部的威胁,使李定国赢得了集结兵力实行反攻的时间,同时也鼓舞了东南沿海一带抗清军民的斗争意志。那时,郑成功、张煌言正联兵攻入镇江,包围南京,并收复了安徽的许多地方,与入川的“十三家”军遥相呼应。一时间,抗清的声势大振,吓得顺治准备御驾亲征。
然而,那时的永历朝廷僻处一隅,已经完全丧失了号召能力。不久,清军步步进逼,南明军连连失利,云南已无立足之地,只好由永昌退至腾越,最后流亡到了缅甸。接着,郑成功、张煌言战败。
在全国抗清形势进入低潮的情况下,文安之听说云南疆土全部沦陷,深知恢复无望,忧愤成疾,不久死于军中。此后,川、鄂边境地区的抗清武装,再次陷入混乱状态。在清军的围剿下,“十三家”头领有的英勇战死,有的屈节投降,部众很快分崩离析。川、鄂边区燃烧了十多年的熊熊抗清烈火,终于在康熙三年(公元1864年)八月彻底熄灭。
文安之临危受命,为抗击清军的进攻,与农民起义军风雨共舟、艰苦奋斗达十余年之久,虽屡遭挫败而矢志不渝的斗争精神,为时人所钦佩,也受到后贤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