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那一夜的历史已经变成了20世纪越来越远的背影,虽然还不算遥远,许多真相却永远也说不清了。
关于张学良的不抵抗,坊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曾经给东北军发过一系列电报,命令其不抵抗;另一种说法是张学良权衡利弊,考虑到东北军的实力,主动采取不抵抗政策。
前一种说法跟随着一个传奇故事,据说蒋介石那些电报函件被于凤至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用这些东西作为要挟蒋介石的手段,所以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关于这个说法,于凤至给予了否认,说不存在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电报,历史就是历史,要尊重事实。
张学良晚年在回忆自己一生的历史时,也说起让他伤心的“九一八”事变。
那时候的张学良已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但是脑子还不算迟钝,对旧日的许多事情还能清晰忆起,让记忆穿越历史回到六十年前的那个多事之秋,许多事已经变为遥远的过去,他很平静地回忆说:
“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不能诿过于他人,我的过,就是我的过。
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记载的。
1990年的6月和8月,张学良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又说:
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来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的命令。……我不能将‘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责任推卸到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不抵抗政策。”“对‘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之所以后人骂我,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为什么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人发起对沈阳北大营进攻的时候,当然不会和中国方面任何人商议。那个夜晚,张学良在北平。那个夜晚,蒋介石在做什么?
那天一大早,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先是去了一趟中山陵,然后参加了国府会议,议题是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
那个夜晚,蒋介石登上永绥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部署对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当晚十点钟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在剿共的路上,当晚没和张学良取得过任何联系。所以说,那个夜晚蒋介石没有下不抵抗命令,也可能是真的,但是,之前是否明示或者暗示张学良不予抵抗,就不好说了。如今,当事人都已经走进历史的烟云中,谁还说得清?
张学良骨子里厌恶战争,他小时候的理想不是做军人,更不是做军阀,母亲的早逝让他觉得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更有价值。长大后遵从父亲的设计成为军人,他依然不想打仗,认为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太多痛苦和创伤。张作霖离世后,他在东北推行铸剑为犁政策,裁军员、转军产、兴百业,他的军队已经没有强大的战斗力了,歌舞升平中,日本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也让张学良措手不及。
不管历史背后真实的背景是怎样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他抬不起头来,他一下子成了东北沦陷的罪魁祸首,成了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
张学良倒霉了,大家从他那里“挖”出来三个红颜祸水,其中的两个立即大声喊冤,不是装腔作势地喊,人家是真冤,因为那两个女人跟张学良真没什么关系,最后落实到张学良名下的只剩下了一个赵一荻。
赵一荻本来就因为和张学良的私奔事件,变成了花边新闻上的著名人物,这一次不管有没有马君武的那首《哀沈阳》,她都成为了脱不了干系的红颜祸水。她没有奋起为自己正名,既然自己的男人现在是“不抵抗将军”,当一回红颜祸水陪伴他又有何妨,男人都已经倒霉成这样了,自己那点名声还算什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作为张学良的女人,赵一荻把自己的悲喜都和这个男人紧紧系在一起。从“九一八”之夜开始,张学良的脸上没有露出过笑容,赵一荻的脸上也出现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愁。
十九岁的女孩子应当是阳光快乐的,她却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
那段时间,张学良身边的氛围是沉重的,不仅仅是外界舆论的重压,还有日本军队快速侵占东三省全境的耻辱和痛心。那里是张学良从小生长的地方,是他的家乡,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地盘被别人抢占去,他拱手相让,手里拿着武器,连一枪一炮都不放,心中的那个滋味,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政治是件复杂的事,许多政治上的事,赵一荻是不懂的,她的政治就是爱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当张学良在自己的政治上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赵一荻的政治却毫不动摇。张学良叹息的时候,她搂紧年幼的儿子,守在他身边,陪着他沉默。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她没有问过,她不是为张学良当着半个家的大女人于凤至,她甚至连个姨太太都不是,在别人眼里顶多是个顶着秘书名声的张学良的二奶。张学良是她的男人,张学良是她的领导,张学良也是她的天,她尊重他的一切选择,他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道理,有些道理她懂,有些她不懂,不管懂与不懂,她都不给他添乱。
偶尔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张学良会问她,现在我落魄成这个样子,丧家之犬一样,家国丢了,尊严丢了,名声也丢了,跟着我你还要背上红颜祸水的恶名,你后悔吗?
赵一荻轻轻摇摇头:汉卿,我不计较,更不悔恨,只因为我有了两个“他”。
她所说的两个“他”,一个是张学良,另一个是他们的儿子张闾琳。这两个男人都是她的最爱,这辈子有了他们,就是上苍对她的恩赐,她就足够了。
张学良人生中最黑暗的那段时间,赵一荻用自己的柔情温暖着他。于凤至是可以依赖的大姐,有她在身边,张学良觉得有主心骨,她像是自己的一个哥们儿和朋友。赵一荻却是善解人意的红颜知己,她细心敏感,能看透张学良的一切心思,张学良焦头烂额的时候,她一言不发给他送上一杯清茶,他就心生安慰;张学良心灰意冷的时候,她一句贴心的话,他就感觉到温暖。
赵一荻奉行的爱情至上主义,这才刚刚拉开序幕,此时的她不知道未来还有那么漫长的路要走。
“九一八”之后的张学良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中,1931年的9月18日,他启用了一个新的日记本,记录自己的人生点滴。后来所有的日记,每一本都是9月18日开始,直到他去世。可以看出,“九一八”在张学良心中,比西安事变的分量要重。
从“九一八”那天开始,蒋介石在日记中也经常提及张学良和“九一八”,不过,他大骂张学良懦弱胆小,是个纨绔子弟。从这本日记看,不抵抗命令似乎不是蒋介石下的,而是张学良自作主张选择了不抵抗。
东北军节节后退,退到了关内,军队还在,士气已经没了。一支没有了士气的军队就像一个撒了气的气球,瘪瘪的,疲软在那儿。东北丢了,根据地丢了,张学良客居在北平,身边有他的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伴着。此时,妻子和情人的安慰只能抚平他表面的伤痛,内心深处的伤是谁也抚慰不了的。
乖巧的小儿子牙牙学语,童真可爱,赵一荻有时候故意把孩子抱到他跟前逗他高兴,他只有片刻会被孩子那懵懂的憨态逗得有一丝笑意,很快又是愁眉不展。
他又开始吸毒了,赵一荻想拦,却拦不住,不但张学良沾上了毒瘾,连于凤至也开始沾染这个东西。赵一荻欲哭无泪,她感觉很绝望,这可如何是好,她是劝不动张学良的,再说已经变成那个状况的张学良必须戒毒,靠言语是劝不动的。她希望于凤至劝说张学良去戒毒,于凤至摇摇头,说自己也做不到,正因为做不到,所以自己也开始抽大烟麻痹自己。
赵一荻沉默了,张学良那时候已经不仅仅是抽大烟了,他开始注射吗啡,每过一会儿工夫就扎一次,赵一荻劝他的时候,他竟劝赵一荻也试试。
誓与张学良同甘苦共患难的赵一荻心想,既然劝不了他,那就和他共患难吧,他做瘾君子,自己也陪他,大不了就是一死嘛,她愿意陪着他去赴死。
财务部长宋子文按照蒋介石的安排,到北平去见张学良,一方面为了鼓励安抚他,一方面也为了探探张学良的思想动态。那一次两个人一起坐车到下面视察,张学良的毒瘾已经很大了,随时都会发作,无奈汽车每走四十公里,张学良就要停车注射一次吗啡。
宋子文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发现张学良现在就是一个瘾君子,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人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