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4日，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婚礼在台北杭州南路伊雅格的寓所举行，婚礼的主调是简朴而隆重，这场迟来的婚礼迟到了三十五年，那年，张学良六十四岁，赵一荻五十一岁。
张学良穿了件薄西服，打了条带条纹的浅色领带，很像个新郎官的样子。赵一荻则穿着红色旗袍，佩戴白色珍珠项链，娇羞而美丽。看得出她很激动，等待了这么多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很珍惜这个日子，气色也显得格外好。
婚礼非常低调，参加婚礼的一共就十二个人，嘉宾虽然少，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有蒋夫人宋美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国策顾问何世礼、立法委员王新衡、著名画家张大千，以及与张学良同年出生、同名汉卿、在沈阳一起长大的冯庸。证婚人是年事已高的牧师陈维屏，主婚人是国民党前联勤总司令黄仁霖。
陈维屏牧师用他那老成稳重、略带神秘的声音问张学良：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吗？
张学良回答的语气很坚定：我愿意。
这是他第一次亲口说出，愿意娶一个女人做他的妻子，这个女人是赵一荻。
陈牧师又问赵一荻：你愿意让这个男人做你的丈夫吗？
赵一荻眼含热泪大声说：我愿意。
平时她说话没有这么大声，这一次却破例使足了力气做出这个回答。是的，她愿意，她发自内心的愿意，为了这个承诺，她什么都可以付出，她的泪水一半是快乐幸福，一半是辛酸和委屈，等待了三十六年，伴着自己的男人在牢笼中度过了二十多年，才等来一个迟来的名分，从这一刻起，她才正式算是张学良的妻子了，从这一刻起，她不再是张学良的秘书了。
伊雅格用相机记下了这神圣的一刻。
赵一荻轻挽张学良的手臂，笑得灿烂而娴雅，那姿态依然是大家闺秀的优雅。张学良幸福地微笑着，他们身后是掩映在鲜花中神圣的十字架，感谢神圣的基督，让他们有了这一场旷世婚礼。
这张照片成为赵一荻的最爱，她把它珍藏在银行保险箱中，她像在乎这场爱情、这场婚礼一样，在乎这张照片。
1964年7月21日，多年没了消息的张学良又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台北各家报纸都纷纷登出了他们结婚的新闻，特别是《联合报》在第三版的头题位置，居然冠以几行大字标题隆重报道。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婚礼成为那个夏天台湾最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他们的旷世爱情传奇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八卦，许多不再相信爱情的男女，又开始相信爱情了。
他们在士林凯歌教堂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合格的信徒。
他们对基督教是虔诚的，就像赵一荻对待爱情那样虔诚。
张学良戴上老花镜，像研究明史一样研究《圣经》，试着撰写传经布道的文字，他翻译了《相逢在髑髅地》，以曾显华的笔名公开出版。赵一荻则写了《好消息》《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四本宣传圣经的小册子，以赵多加的笔名出版。在《新生命》中，有这样的句子：“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这是她用一生的情爱经历总结出的至理名言，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她之所以舍己，就是因为和张学良的爱情。
结婚是一切幸福的开始，那之后，他们的待遇也莫名其妙地提高了。家中给配备了两个厨师，两个司机，住所的面积越来越大，尽管还是有守兵和门禁，比过去却是松多了。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赵一荻却再一次病倒了。
婚后第二年的夏天，赵一荻又咯血了，而且很严重，伴随着咯血，还有时不时的低烧。到荣民总医院检查发现，赵一荻的肺病复发了，上次的保守治疗没有真正控制住病情发展，必须立即住院进行治疗。
距离上一次治疗又过去了几年，此时的医疗技术已经好多了。这一次张学良再次为赵一荻拿主意，他焦虑而恳切地要求卢光舜医生为赵一荻做手术，他想让赵一荻的病得到根治，他不能失去赵一荻。
事实上，也只有手术治疗这一条可行之路了，张学良的支持，赵一荻强烈的求生欲望，为主刀医生增添了信心。胸腔打开后，确认赵一荻的右肺患的是恶性肿瘤，所幸还没有扩散，就把这个肺叶切除了。
手术很成功，伤口愈合好后赵一荻就出院了，她只有一个信念，必须活下去，必须好好活着，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好不容易有了今天这个有名有分的温馨安静生活，不能就此撒手离去，她的婚姻才刚刚开始，她的丈夫还需要她，她是他的新娘子，新娘子怎能匆匆离去呢？
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她奇迹般好了，卢光舜对赵一荻的手术恢复情况进行了认真检查，发现她的情况很不错，基本上已经康复了，只是因为切除了一个肺叶，呼吸不像过去那样顺畅了，有时候会困难，这成为影响她晚年健康的主要因素。
在台北的亲人们和他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四弟张学森一家和父亲生前最宠爱的五夫人、他们的母亲寿夫人，五妹张怀敏、六弟张学浚，偶尔他们可以举办一次难得的家宴，打打麻将。张家的人们对赵一荻非常尊敬，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她的爱，张学良熬不过这几十年的监禁生活，她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撑他，她的奉献是无可替代的，他们老张家欠这个女人的太多了，张家所有的人都感激她。
赵一荻却从来没觉得她为张学良做了什么，对自己的爱人，自己做的都是分内的事，更何况她最终等到了这样美好的结果。
寿夫人去世后，四弟一家搬到美国生活居住，六弟张学浚来得勤了一些。
那时候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形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一下。那个孩子叫张闾实，是张学浚的儿子，他五岁的时候见到伯父张学良。在他眼里，张学良就是一个胖胖的老头，戴着眼镜，赵一荻的样子则是一位长得像校长一样的女士。张闾实在回忆中说：
只觉得他们住的房子很大，很漂亮，有一个大花园，有一个瀑布和射箭场，还有一个大鱼池，有很多很名贵的锦鲤在里面游。花园里还有一个装着两百多只鹦鹉的巨大鸟笼。大人们在一起聊天，我就和同去的其他小孩在外面玩，感觉很好玩。
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充实，读《圣经》、做礼拜，侍弄花草，写字作画。张学良最喜欢养的是兰花，各种各样的兰花他都喜欢，他喜欢的，赵一荻也喜欢。赵一荻平时喜欢做张府的私房菜，这会让他们经常想起东北的大帅府，想起故乡。自从信了基督教，赵一荻又学会了做很地道的西餐，她会做不少西式菜点花样，比如英国烤肉、蔬菜沙拉、奶油蘑菇汤，而且严格按照西餐的规矩，饭后还要吃水果蛋糕和冰激凌。
那时候，西安事变永远都是张学良心头不能触及的一个软肋，即使偶尔电视节目中播出有关西安事变内容的节目，他也要立即把电视关掉，甚至后来索性就不看电视了。直到蒋介石去世，他恢复了自由，才逐渐可以谈论这个话题。
那些年，赵一荻一直在牵挂着娘家的亲人们，她的父母，她的亲人都在哪里，爸爸妈妈还在世吗，他们好吗？
亲人联系不上，赵一荻唯有安静地陪伴着她在台湾这边的亲人张学良。她的身体其实很差，却每天拖着满身伤痛的病体，为张学良忙前忙后，直到有一天她又病倒了。
赵一荻每一次得病都来势凶险，这一次她得的是红斑狼疮。
依然是一个夏天，不过这已经是1974年的夏天了，她身上突然出现一块块的紫色血斑，胳膊上，腿上都有，夏天穿着短袖的衣服，这些紫色血斑可以看得很明显。张学良发现了，告诉她不能再这样不在意了，必须到医院看医生。
赵一荻觉得张学良有些大惊小怪，他真的老了，越来越在意自己了，对他的在意她心里还是很受用的。她想，也许过几天就好了。
过了几天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不但皮肤上的血斑连成片，腿脚也不行了，两条腿变得非常无力。
看来真是身体出状况了，去了周边的几所小医院，除了说赵一荻贫血，都诊断不出这到底是什么病，吃药无效，打针无效。无奈，就又来到了荣民总医院。
荣民总医院的诊断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凶猛且反复发作，对患者的危害较大。
红斑狼疮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基本上就是绝症，即使在今天，这个病也是很难根治的，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累及身体的多个器官，在那个时候，这种血液病实际上就是一种血癌。
得知是这种病，张学良几乎绝望了，前几年的肺癌刚刚治好，现在又得了红斑狼疮，我的赵四小姐，你怎么就这样多灾多难呢。
赵一荻面对疾病的心态是一般人所难以具备的，这病得都得了，垂头丧气有什么用，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呗。
治疗这种病的药用了不少，非但不见效果，病情还越来越严重，她全身红肿，医生束手无策，认为她活不了多久了。
从医生护士绝望同情的眼神中，赵一荻知道自己大概真的无望了，幸亏有宋美龄的关照，她被转到了宋美龄和她外甥女孔令伟合开的振兴医院血液科进行治疗。这家医院有蒋夫人的股份，当然技术条件不会差的，不但有巨资引进的先进的美国医疗设备，还有医术卓越的美国医师坐诊。在这里用了最先进的医术和药品，赵一荻的红斑狼疮得到了有效控制，居然在那个冬天痊愈了。
治好肺病是在冬季，治好红斑狼疮又是在冬季，冬季是赵一荻的幸运季节吗？她的一生也大抵如此，在她的人生四季中，受过那么多磨难，到了人生的冬季，却意外地收获了婚姻，收获了真正的爱情和幸福。
回到家，坐在被冬阳照耀的暖洋洋的卧室，看着张学良为自己忙里忙外出出进进的，赵一荻突然觉得好幸福，她又活过来了，还可以接着陪她的爱人走一程。
其实，她的苦难还没有到头，后来，她又不小心摔断了右腿，跌断了手腕。面对这些灾难，已经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赵一荻的想法，已经完全是基督教徒的观念模式，她后来曾经这样总结自己那些人生灾难：
在医院养病的时候，我才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爱我。他屡次把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使我明白我所遭遇的这些不幸的事都有他的美意，都是对我有益的。他藉着这一段的时间里启示我、带领我、磨练我、教导我，使我明白上帝的旨意和《圣经》里的话，使我的灵程能长进。
不管用什么宗教，什么信念来阐释自己的人生境遇，赵一荻骨子里就是个坚强、勇敢、豁达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上帝会爱她，谁都会爱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