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是道琛率复国军在任存城一带先后两次击退了唐罗联军的小规模进攻，因而自封“领军将军”。鬼室福信一看道琛都自封将军了，自己身为复国军的老大，岂能落在人后，于是也自封为“霜岑将军”。自封之后，复国军果然声势大涨，百济各地其他的叛军也纷纷前去投奔。
国王有了，外援有了，粮草军械也有了，鬼室福信和道琛开始飘飘然起来，觉得没必要再夹着尾巴不敢招惹唐军了，就牛皮哄哄地写了封信给刘仁轨：“闻大唐与新罗约誓，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然后以国府新罗。与其受死，岂若战亡！所以聚结自固守耳！”意思是说，我们听说唐朝跟新罗发誓要杀光百济人，然后由新罗来接管百济故土；与其被你们屠杀，我们还不如死战到底，这才聚集兵马据险而守。
刘仁轨是文臣，收到信后也没有暴怒，而是心平气和地给鬼室福信和道琛回信一封，坦陈祸福利害，然后派使者把信送去，希望鬼室福信和道琛等人能迷途知返。
送信的使者来到周留城后，鬼室福信和道琛压根儿就不见他，只是把使者安置在外馆，然后派人传话：“使人官职小，我是一国大将，不合自参。”
意思是说，你刘仁轨派来的人不够格，我们乃是堂堂百济大将，不会跟一个小吏说话。然后就把使者打发走了，连回信都懒得写。
既然你懒得搭理我，那我就给你一点儿颜色看看！
趁着复国军上下忙着自封将军、招揽流寇、接收国王，与日本大搞双边关系，无暇对外用兵的时候，已经在南川城会合的唐罗联军紧跟北线唐军主力行动，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攻陷了百济重镇瓮山城。
就在唐军在南北两线都取得胜利，即将对平壤形成合围之势时，唐朝北部边境的铁勒部再度叛乱，高宗李治不得不令萧嗣业、契何力两军火速撤退，全力应对漠北叛乱。
北部唐军主力撤退后，进攻平壤的重任就落到了渡海而来的苏定方水师身上。和前次攻灭百济一样，这一次，苏定方带来的都是战斗部队，所携粮草并不多。唐朝约新罗一同进攻高句丽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新罗在配合刘仁愿部作战的同时，为苏定方的大军提供物资补给。
转眼入冬，大雪封山，运输不便，平壤城外的唐军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苏定方一方面继续派兵不断攻城，一方面派人向朝廷和新罗催要粮草。从这一年的十月开始，唐朝布置给新罗军的任务就不再是配合作战，而是给唐朝大军运送军粮。
对于新任务，文武王金法敏只一个字——拖，能拖多久是多久。在拖的同时，新罗军片刻都没闲着，一边抢修东面的熊岘城，一边又攻陷了另一处要地雨述城，使熊岘城、雨述城和先前攻下的瓮山城形成了一个扁平的倒三角，对坐落在三城以西的另一处复国军重镇真岘城构成了巨大威胁。
从新罗军这次出兵的经过就能看到，与唐军联手对抗复国军不过是个幌子，新罗真正的目的，是蚕食百济故土，稳扎稳打，攻一座城，消化一座城。
新罗的虚与委蛇，使得苏定方所部唐军在深入高句丽境内近半年的时间里没有获得半点补给支援。最后，在苏定方一次又一次的“讨债”和唐朝一次又一次的催促下，金法敏才勉强在662年正月派叔叔金庾信和弟弟金仁问押运“车两千余辆载米四千石，租二万二千石赴平壤。”
派金仁问押运粮草，实际上也是金法敏的一记妙招：金仁问在唐朝学习当官多年，与苏定方等人都很熟，派他去，或许还有跟苏定方解释一下的机会。另外，金法敏的目的是借助唐朝的力量吞并百济，而金仁问则更倾向于跟唐朝合作，两人政见不同；对唐朝来说，金法敏要是不听话，完全可以扶持亲唐的金仁问登基，所以金仁问是金法敏的潜在威胁，如果能让他在危险的运粮途中死掉……
此时，平壤城外的唐军将士正在苦苦支撑，他们翘首以盼新罗的粮草，那是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然而，当新罗的运粮队到达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批所谓的军粮少得可怜，根本不够支持大军攻克平壤……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古代战争有一个忌讳，就是千里运粮。千里运粮，光是押运粮草的民夫、士兵、骡马所要消耗的粮食，本身就是一大笔开销，很可能会超过所运物资的数量。而新罗所谓的“米四千石，租二万二千石”，是包括消耗在内的！这样一来，当这支数千人的队伍赶着两千多辆大车来到唐军大营的时候，车里的那些粮食，差不多已经被吃光了……
看着这支顶风冒雪、跋山涉水，送来一辆辆空车的运粮队伍，苏定方真是欲哭无泪，只能仰天长叹！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此时的唐军将士食不果腹，衣不暖身，人马忍饥挨饿，士气低落，再也无法对平壤城发起猛攻。
唐军陷入窘境，高句丽的机会就来了。不久，盖苏文亲率守军从城中杀出，连破唐军两座营垒，并且在蛇水击败了唐军大将庞孝泰所部岭南军，庞孝泰与他的13个儿子（真能生）全部战死。这是高句丽面对唐军取得的最重大的也是唯一一次胜利。
“蛇水大捷”大大鼓舞了高句丽军的士气，给唐军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不久，唐军的另外两位大将——任雅相和程名振也因年事已高、不堪远征重荷病逝于军中。攻城不利、大将殒命、粮草短缺、士气低落……面对几乎陷入绝境的唐军，盖苏文竟然再也没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而是坐视苏定方率唐军主力从容撤退。唐军防范严密，盖苏文无机可乘，便下令高句丽军调转枪头，去偷袭运粮返回的新罗军，结果被新罗名将金庾信杀了个回马枪，死伤万余人。
苏定方和新罗运粮队先后撤退后，金法敏也带着新罗军主力从南线退兵。在南川城一带滞留了三个多月的刘仁愿见隆冬已至，再无战机，也只能带着南线唐军退回熊津城。
从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唐军出征百济到662年（唐高宗龙朔二年）苏定方率大军北撤，整个朝鲜半岛烽火不断——百济苟延残喘，唐军疲于奔命，高句丽两头受敌，唯有新罗长袖善舞，非但没有因战争而蒙受太大的损失，还从百济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在波谲云诡的纵横之局中成为真正的大赢家。
肆 最后的百济
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黑齿常之率先起兵反唐时，单挑泗沘城唐军；鬼室福信和道琛起兵后与黑齿常之合作，复国军声势大振；扶余丰回国，日本介入百济后，复国军内部、复国军和日本之间却开始相互猜忌，内斗不断，让原本处在不利局面的唐罗联军再次看到胜利的曙光。
道琛之死
662年二月，就在苏定方的大军从高句丽撤走后不久，刘仁轨就曾断言道：“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
苏定方撤走、王文度去世后，留驻百济的唐军一直处在十分被动的境地。刘仁愿和刘仁轨虽然守住了泗、熊津等地，但不论在兵力上还是士气上，唐军都不如鬼室福信和道琛领导的复国军。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自从刘仁轨率部加入百济战场，并且击败道琛军后，百济复国军便再也没有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刘仁愿率部北上南川城，孤军等待新罗军到来期间没有行动；在新罗军攻取瓮山城、熊岘城、雨述城的过程中也没有行动。
从实力看，复国军显然不如北线唐军主力和高句丽军，但肯定要比留守百济故土的南线唐军强得多，与新罗军主力接近，数量在10万左右。并且，复国军还有百济境内广大民众的支持，可谓占尽了地利人和，鬼室福信和道琛完全可以在南线唐军和新罗军有所行动后立刻出兵迎战。
可事实是，10万复国军主力蜗居在任存山大寨、任存城、周留城这片狭小的区域内，坐视数千唐军在南川一带待了几个月，又听凭新罗军从容不迫地攻取瓮山城、熊岘城、雨述城，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
这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双方在南线战场长达一年多的对峙期。
这一年多的对峙，完全是因为复国军的不作为而造成的。那么，复国军为何会白白错过这一系列击败唐军和新罗军的机会，是无力出兵，还是传染了盖苏文的反应迟钝、慢人一步？
原因其实很简单——复国军内斗了。
从表面看，鬼室福信和道琛是百济复国军的两位领袖，威望都很高；但在私下里，两人却相互防范，相互忌惮。道琛在熊津江口被刘仁轨击败后，便主动退守任存城，与鬼室福信镇守的周留城相呼应。任存城是周留城的屏障，又是复国军的发源地，道琛此举，一方面保存了实力，一方面又能以任存城为筹码，使鬼室福信不敢对自己轻举妄动。
据日本史料记载，百济与日本之间的外交事务都是由鬼室福信操办的，而不见道琛插手，也就是说，鬼室福信极有可能是想以王族大将的身份来操控新君，继而借助日本的力量来钳制道琛，实现复国。
但中大兄皇子岂是易与之辈，哪能白白为他人做嫁衣裳，白白便宜了鬼室福信？他在派军队护送扶余丰回国，册封其为百济王的同时，还扶持扶余忠胜为百济大辅（相当于摄政王），为的就是在百济培植亲日势力，进而遥控百济，向朝鲜半岛渗透。
就在苏定方猛攻平壤的同时，鬼室福信也以参加扶余丰登基大典为由将道琛召回周留城。没过多久，道琛便离奇地死在了自己的住处。道琛之死，与王文度之死一样，扑朔迷离。
那么，道琛到底是自然死亡，死于伤病，还是自杀，或被人谋杀呢？
查阅这一时期的史料，没有找到有关道琛在战斗中受重伤，或是在战后生重病的记载；而道琛，应当是三四十岁的壮年，似乎也不可能突然老死；唐军未走，百济尚未复国，作为一名有志向的僧人，道琛也没有自杀的动机。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被人谋杀。
是谁谋杀了道琛？反过来推断——道琛死后，谁是最大的获利者？
最直接的获利者，就是鬼室福信。两大巨头去其一，剩下来的自然就是复国军唯一的老大。不过，千万不要忽视了日本人对于复国军的影响。道琛之死，很可能是鬼室福信与日本人联手干的。日本人为什么要干掉道琛呢？
第一，为了拉拢鬼室福信。而想要拉拢鬼室福信，就要帮他干掉他最想干掉的人。
第二，道琛本人也是个巨大的威胁——从道琛一贯的表现看，他是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精神的出家人，他的民族主义表现在谁想对百济不利，想从百济获得好处，他就跟谁做对，对唐朝如此，对新罗如此，对日本也是如此。道琛很可能看出了日本的狼子野心，觉得日本无非是想借“帮助”百济之机侵占朝鲜半岛，所以就表现得不怎么积极，甚至是抵触，这就让日本人感觉很不爽。
于是，道琛就成了鬼室福信和日本人都想除掉的人。
既然如此，那就一起动手，把他干掉。
道琛死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鬼室福信还在复国军内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从效果上看，鬼室福信的地位是稳固了，投到其麾下的部队越来越多；但道琛的死，还是让很多复国军将士对鬼室福信失望之极，又觉得他气量小，心胸狭隘，严重影响了复国军的战斗力。
另外，这次清洗行动很可能还波及到了复国军第一猛将黑齿常之。鬼室福信一直不怎么信任黑齿常之。据《资治通鉴》记载，刘仁轨曾这样说道：“吾观二人（指黑齿常之和沙咤相如）皆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但向者所托，未得其人。”从这段话里就能看出，黑齿常之和沙咤相如（复国军的另一位猛将）都是人才，可惜得不到鬼室福信的重用。
而鬼室福信极有可能借着大清洗的机会，把黑齿常之也给架空了。这就导致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鬼室福信对复国军众将的不信任，使得复国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碌碌无为；复国军的不思进取，也让黑齿常之这个猛将从661年二月第二次泗之战到663年八月的白江口之战竟然无仗可打，生生被闲置了两年多。复国军在面对唐罗联军时也只能被动防御。
鬼室福信原本以为，除掉了道琛，自己就能一劳永逸地成为复国军的老大，赶走唐军，复兴百济。可他没有想到，除掉道琛，倒向日本，实际上是跳出狼窝，又入虎穴。鬼室福信的下一个对手，就是他千辛万苦从日本接回来的扶余丰。
作为归国即位的新君，扶余丰是痛苦的，他一边要仰仗日本的力量来稳固自己的王位，一边又想借助鬼室福信来摆脱日本的控制。可是没过多久，扶余丰发现这两伙人都不是好东西，日本人就不必说了，那个自诩忠臣良将的鬼室福信，也只不过是想拿自己当幌子，意在操纵百济大权。
但扶余丰暂时还没法跟鬼室福信翻脸，因为鬼室福信手中握有兵权。而鬼室福信在利用日本除掉道琛之后，不愿日本过多干涉百济事务，对日本的态度就变得不冷不热起来。
这样一来，日本人就不高兴了：你小子利用完我们，就打算过河拆桥，把我们踢开，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日本人也对鬼室福信这个不听话的合作者十分不满。日本人发现，扶余丰对鬼室福信也不满，于是决定暗中支持扶余丰对付鬼室福信。
后道琛时期的复国军，看似声势浩大，权力统一，实则暗流涌动，潜藏杀机。鬼室福信、日本、扶余丰，三方力量谁都不敢轻举妄动，都在等待时机。所以，在对外表现上，复国军就显得十分安静，甚至有些迟钝和麻木。
唐军的反攻
此时的朝鲜半岛陷入了暂时而诡异的平静中——南部，复国军按兵不动，坐视唐罗联军来来去去，就连刘仁愿和刘仁轨都觉得不可思议；北部，由于铁勒部叛乱、围攻平壤战事不利，任雅相、程名振、庞孝泰等大将相继死去，苏定方只能率部撤退，高句丽也无力反击。高宗李治似乎对攻灭高句丽、平定朝鲜半岛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不久就给留守百济的唐军下了一道命令：留守百济的唐军全部撤入新罗境内，如果新罗挽留，那就留驻新罗；如果新罗不愿唐军入境，那就全部撤回国内。
接到皇帝撤退的命令后，刘仁愿非常高兴——自从苏定方让他留镇百济以来，他就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一边要抵挡复国军的反攻，一边要应付新罗人的阳奉阴违，早一天回国，早一天解脱。
可刘仁轨不这么看，他认为唐军一旦撤退，就等于放弃之前所有的战果，上万唐军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朝鲜半岛战略据点和东北亚优势也将不复存在。对皇帝来说，集中力量确保本土北疆的安全确实要比守住孤悬海外的百济飞地更为重要；但对唐朝的东北亚战略而言，放弃百济故土无疑是不明智的。退一步说，留在百济的一万多唐军，就算调去漠北，也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放在百济，那就是一颗钉子——高句丽、复国军、日本、新罗的眼中钉！
对手的眼中钉，就是我们的掌中宝；越能让对手难受的，就越是要挺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