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态度的转变引起了隋朝上下的注意，隋文帝也意识到了高句丽的威胁。在分化削弱北方最强大的对手突厥后，隋文帝把目光投向了辽东，并委派归附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汗管理东北亚的各个少数民族。隋文帝对边疆少数民族主要采取怀柔政策，说白了，就是想息事宁人，能不打就不打；即便面对高句丽的“异动”，他也只是派使团前往平壤，以安抚之名查探动向。
然而，隋朝使团的到来让高句丽如临大敌。高句丽派出大批人马对使团严密监视，严格限制使团成员的行动。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此后，高句丽与隋朝之间爆发了两次军事冲突。
第一次是在598年，高句丽婴阳王高元征发骑兵一万余人突然进犯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率军击退。实际上，高句丽的目标并不是隋朝，而是讨伐归附隋朝的契丹，维护本国在东北亚的宗主国地位。
但是，高句丽的这一举动大大冒犯了隋朝的天威，也超越了隋文帝所能忍耐的底线。
598年六月，隋文帝以汉王杨谅为元帅，宰相高为元帅长史，率30万大军水陆并进，讨伐高句丽。这是隋朝第一次主动讨伐高句丽，却因准备不足而惨遭失利。尽管如此，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仍然把高句丽上下吓出一身冷汗。婴阳王高元连忙上表谢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意思是生活在辽东，像是粪土一样不值钱的臣下高元（高句丽人的想象力也很丰富），表示愿意向隋朝称臣朝贡，隋文帝这才罢兵休战。
此后，隋朝虽然也曾试图联络百济夹击高句丽，却因种种原因未能达成所愿。高句丽惹不起隋朝，就拿跟着隋朝混的百济开刀，时不时南下欺负百济一把，发泄一下怒气。
终隋文帝一生，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态度始终以怀柔招抚的外交手段为主。直到隋炀帝即位，隋朝与高句丽争夺东北亚霸权的大戏才正式上演。
牛刀小试
605年，也就是隋炀帝杨广即位的头一年，隋朝的东北边境就有了不稳的迹象。原本臣服于隋朝的契丹各部见杨广年轻，就想试探一下隋朝的底线，于是进犯营州（辽西），狠狠劫掠了一番。
杨广一听就火了，老子刚登基，你们就来闹事！不过，心高气傲的杨广根本没把小小的契丹放在眼里，他命通事谒者韦云起监领东突厥骑兵讨伐契丹。杨广的这道命令很奇怪：第一，领兵出征，涉及军事，为什么只派一个通事谒者领兵？这个通事谒者，到底是个什么官职？第二，讨伐契丹，为什么不动用正规军或者幽州、营州地方驻军，反而要去征调东突厥的人马？
通事谒者，相当于现在外交部的高级翻译。不过韦云起所担任的这个通事谒者，很可能还兼有对外军事顾问、高级军事间谍的使命。请注意，是韦云起所担任的通事谒者，而非别的通事谒者。
韦云起不是一般人，隋文帝杨坚在位时，他就是军事外交方面的专家，在处理外交和军事事务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杨广就是利用韦云起的特殊身份和特殊才能，去处理这起突发性的区域事件。
不动用正规军和地方驻军，反而向东突厥借兵，这正是杨广高明的地方。
新君即位，一般来说都是边境势力闹点儿事，试探新君手段气度的时候。他们在试探杨广，杨广反过来也要试探他们——契丹不听话，那好，就让东突厥过去打，正好看看启民可汗的态度。契丹原本是依附东突厥的，让东突厥骑兵去对付他们，契丹就会疏于防范。借力打力，还能挑起契丹和东突厥的仇怨，又能够更好地分化控制两大势力，隋朝始终占据主动。
启民可汗，本名突利，是在隋朝分化削弱外交政策的扶持下登上东突厥汗位的，他的汗位与隋朝的支持密不可分，所以，他很快就调拨两万骑兵给韦云起指挥。
至此，杨广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东突厥很听话。
人马是有了，可是怎么管理呢？要知道，杨广没有给韦云起一兵一卒，韦兄弟估计也就带了几个亲卫私兵，人数不会超过两位数（多了就显示不出隋朝的信任了），而突厥人再听话，那也是突厥人。
不过，杨广没有看错韦云起。他把两万突厥骑兵分成20营，每营相距一里，相互之间保持距离，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号角声就停下，兵分四路，一同进发。为了保持马力和行军的隐蔽性，韦云起还规定各级将士没有紧急军务不得纵马疾驰。行军途中，一名突厥将领无视韦云起的命令，私自纵马疾驰，立刻就被韦云起抓起来，杀一儆百。突厥将士见韦云起执法严明，这才收起轻慢之心，乖乖执行军令。
进入契丹势力范围后，韦云起没有露面，而是隐藏在突厥军中，并严禁部下泄露自己在军中的消息，然后让突厥人去跟契丹人交涉，说是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丽人做买卖。契丹人果然相信了，一路放行，丝毫没有起疑。为了把戏演好，韦云起还故意让大军前进到距离契丹营地一百里的地方，当着契丹人的面折向南面，摆出前去辽东的样子。契丹人见他们走远了，就更加放心了。
入夜后，韦云起突然下令掉头，大军悄悄向北进发，在契丹营地五十里外结阵。结阵，不是为了冲锋，而是为了养精蓄锐，尤其是骑兵，马力最为重要。用于冲锋的战马，是不能被当成普通交通工具来使用的。所以，冲锋之前，骑兵一定会下马，让战马养足气力。
天明时，契丹人尚在睡梦之中，韦云起下令：全军整队，进入战斗状态。一日之计在于晨，清晨，天地之间阳气升发，人、马精神最足，是最好的进攻时刻。以有备对无防，战斗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一战下来，突厥骑兵大破契丹部落，俘获男女四万余口，牲畜不计其数。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突厥人跟你来打仗，不是为了道义，也不光是因为害怕隋朝，而是为了利益。所谓利益，无非人口、牛马、财货。韦云起深谙此道，当即下令，俘获的契丹男子一律处死，女子、牛马、财货，隋朝拿一半，突厥人拿一半，五五分。
办事的最高境界，就是皆大欢喜：突厥人根本没想到韦云起出手会如此大方，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表示：下次有这等好事，一定要再喊上兄弟们！杨广更不是小气的人，他要的是大隋朝的声威，区区人畜财货，就算全部给了突厥人，他也不在乎。就连莫名其妙被打残了的契丹人，也服服帖帖，从此，每年都向隋朝进贡。
这次战斗时间很短，规模也不大，因此往往被后世忽视，但不难看出，契丹当时就已是中国东北部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韦云起的这次突袭给了契丹各部沉重的打击，使契丹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大大延后。这次战斗给不远处的高句丽带来的震动也是巨大的，高句丽人清楚地感觉到，杨广，这位36岁的大隋朝新皇帝，将采取与他父亲隋文帝完全不同的强硬手段来处理边疆问题。
杨广只用了一个人，就达到了打击契丹、拉拢东突厥、震慑辽西的三重效果，把老爸杨坚“以胡制胡”的外交策略发挥到了极致。
这种“以胡制胡”的策略，一直贯穿了隋唐两朝，隋唐的皇帝们敢于这么干，正是基于强大的自信——相信自己的国威能震慑那些外族；相信自己的实力和手段足以应付外族的反复无常。这完完全全是大国、强国的国策，更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自信与大气。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607年，是隋炀帝杨广在位的第三个年头。在三年时间里，杨广在皇帝的位置上干得相当不错，把从父兄手里抢来的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在对外政策上，杨广跟老爸杨坚的风格完全不同：杨坚息事宁人，能不打仗尽量不打仗；杨广则锐意进取，不怕别人找麻烦（谁让杨坚给他留了一个丰厚的家底）；就算别人不找麻烦，他也要找点儿事情出来。
从这一点上看，杨广跟明朝的正德皇帝有几分相似——聪明、好动、不安分、喜欢面子和排场，不喜欢循规蹈矩，总想弄些新鲜玩意儿来找乐子，就怕没事干。有着这样性格的皇帝，要么成为一代英主，要么变成一代顽君——我不认为杨广是昏君，从他借力打力，拿东突厥对付契丹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他不但不昏，而且还精明得很。
一个人聪明是好事，但太聪明就容易自以为是，一旦自以为是，就容易做错事。当然，这是后话，杨广后来的举动也印证了这一点。不过，此时的杨广，仍然干得很出色。
这一年，杨广在长安城里待得无聊，就想找些既有意思，又有面子的事情来干。他想到了出巡——既能游山玩水解闷，又能巡查四方，显示天子恩威。这件事，周天子干过，秦始皇也干过，他们都是一代雄主，杨广想做雄主，所以也要出巡。中国人做事情，习惯于循祖制——先人干过的事，可以干，就算挨骂，责任也在先人。所以，杨广很顺利地就带着后妃和百官北巡塞外。
塞外，有杨广的老朋友、东突厥首领启民可汗。启民可汗听说杨广北巡，马上就动身南下，在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迎上了杨广的大队人马。
在这次会晤中，杨广同志及随行人员受到了东突厥联盟最高领导人启民可汗的盛情款待，双方本着互利互信、双边友好的原则，就两国经贸往来、军事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并达成了全方位的战略合作意向。启民可汗表示，在未来许多年内，东突厥都将是大隋帝国最坚定的盟友。
这次本该完满的塞外之旅，却因一个小小插曲而变得诡异莫测。
原来，杨广在启民可汗的牙帐里见到了几个高句丽人。从这几个高句丽人的服饰举止来看，他们很有可能是高句丽派来东突厥的使者。杨广一下子警觉起来：高句丽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见启民可汗？是来刺探情报，还是与东突厥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密谋？
隋朝建立以来，高句丽就一直在辽东跟隋朝较劲，一方面小心翼翼，不招惹隋朝，另一方面又陈兵辽东，修筑城池，摆出一副要与隋朝对着干的架势，还打败了汉王杨谅的30万大军。而杨广借助东突厥打击契丹的举动，则让高句丽更加紧张。
启民可汗见杨广看到了那几个高句丽人，也就没敢隐瞒，老老实实地承认那就是高句丽派来的使者。高句丽派使者来的目的，是要跟东突厥交好。
这时，杨广表现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他根本没有去质问启民可汗为什么要与高句丽人往来，而是神色如常地把该客气的都客气完，该忽悠的都忽悠完，安了启民可汗的心，然后找来自己的心腹大臣、大隋帝国的高级外交官兼外事顾问——裴矩，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
这个裴矩，就是黄易的小说《大唐双龙传》中邪道第一高手石之轩的另外一个身份。在黄易笔下，杨广正是在化身裴矩的石之轩的怂恿下赔本经营西域、三次讨伐高句丽，把强大的隋帝国搞得民不聊生、土崩瓦解，可谓亡隋第一罪臣。
真实的裴矩，是一个不世奇才。裴矩是山西闻喜人（丘俭的老乡），他的家族，就是中国历史上极为传奇的河东裴氏。秦汉以来，裴氏家族就崭露头角，经魏晋，历北朝，历代都有人在朝中为官，上至公侯九卿，下至刺史太守，文臣武将辈出，一门荣耀，经久不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门阀制度形成的时期，隋朝的建立，更是离不开门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举足轻重的关陇门阀集团。隋朝虽然实行了科举制度，给了广大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对大多数出身寒门的士子而言，终其一生，能够熬到四五品的中级官员就已经很难得了；而那些高门子弟，依靠家族和世袭的力量，年纪轻轻就能获得四五品的官位，成为三品以上大员的机会也要大得多。
闻喜虽然地处河东，但在政治地理上依旧属于关中集团，这就给裴氏子弟出将入相提供了便利。不过，千万不要觉得裴氏子弟跟东晋时那些江东高门子弟一样，除了靠裙带关系啥都不会。裴氏家族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教育，除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基本科目，裴氏教育还有两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对处理政务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的培养。换句话说，裴氏教育，教出来的不是书生，而是官员。
这个家族的子弟，天生就是为从政当官而准备的。因此，裴氏子弟进入官场后，不论在人脉背景上还是施政能力上都要胜人一筹。更加难得的是，裴氏子弟，不论名望有多大，官位有多高，很少有得意忘形、居功自傲之人，这份谦恭自持、谨慎周全，正是裴氏家族能够在官场安身立命，在千百年风云变幻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裴矩最早也是个文学青年，在前辈的教导下，他开始关心实务，接着在北齐当了个小官，很得上级的器重。北齐被北周吞并，裴矩被杨坚征调，从此为隋朝效力。裴矩先是随杨广扫平南陈，与高一起安定江南，然后率军平定岭南。整顿好岭南后，裴矩又随史万岁击败了突厥达头可汗。
此后，隋文帝杨坚采纳了长孙晟（长孙无忌的老爸，李世民的岳父）“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建议，开始了大规模的外交行动。这一外交行动的核心，就是分化离间强大的突厥汗国。那么，让谁去执行这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呢？杨坚想到了裴矩。从此，裴矩就成为隋朝西北边疆事务的主要负责人。
裴矩不负所托，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使已经统一漠北的突厥汗国内战不断，最后分裂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裴矩还是一个出色的地理学家和民族学家，执掌西北外交事务期间，他跑遍了西北边地，建议朝廷重新经营河西走廊，并以此为基地，广泛收集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情报。
杨广即位后，裴矩献上了他的心血之作——《西域图记》。这本书不但详细描述了西域数十个国家的风俗民情和军事经济状况，以及当时从河西通往西域的主要贸易路线，还附有详细的图解说明。裴矩还就西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利用隋朝强大的国力和国际威望，通过和平外交的方式，把西域各国团结到隋朝周围，压制和孤立西突厥，逐渐掌握丝绸之路沿线外交、经济和军事的主动权。
裴矩和杨广，两人可以说是相见恨晚：
裴矩才华横溢、气度不凡，有工作能力，又有家族背景，而且他提出来的建议，充分展现了一位杰出外交家和民族问题专家的胸襟和眼光，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有大才。
杨广也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大气的皇帝遇到大气的臣下，在不存在猜忌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重用呢？因此，这次北巡塞外，杨广就把裴矩带在身边，充当高级外交顾问。
裴矩也很清楚杨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位盛年即位、天纵英才的皇帝，绝对不是个老老实实的守成之君，北巡塞外，与其说是炫耀国威，不如说是溜达一圈，看看有没有找事儿的机会。
上有不安分的皇帝，下就有投其所好的大臣。
裴矩才能一流，摸领导心思的本领也是一流。他很快就听出了杨广的弦外之音——大隋朝的三大外患中，正北面的东突厥已经归附，西北面的西突厥处罗可汗也亲赴长安称臣，只剩下东北面的高句丽还在称王称霸；在东突厥打完契丹之后，高句丽不但没有所收敛，反倒暗中勾结东突厥，意在对抗大隋！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更何况，高句丽还霸占着辽东，那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管辖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