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应该掌握：
1.15世纪至18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况。
2.经济思想上呈现出的自由主义的特点暨与西方的比较。
3.关于士、农、工、商社会等级观念的变化。
4.15世纪至18世纪货币理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15世纪至18世纪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一、明初的工商业政策与工商业的日趋繁荣
（一）明初的工商业政策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这对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经济思想的繁荣有着重要的作用。
太祖对元末以来的重税加以清理，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太祖之后，永乐年间继续推行轻税保护政策，规定：“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为了简化征税的手续，洪武十三年（1380年）还裁撤了全国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改由各府、州、县直接征税。由于实行轻税政策，征税手续简约，大大激发了商人的积极性，这对于商业的繁荣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本段引文均见《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明初对于工商业政策的另一重大变化是放宽了对工匠的限制。明代继承元代工匠制度，把工匠人等另立匠籍。洪武年间，废除了元代匠户长年服役的制度，给了工匠自由支配时间的某些权利，如准许休工工匠自由经营生产。之后，又制定了工匠轮班的制度，根据工匠的地途远近和工作需要，打破三年一班的硬性规定，分成五年一班、四年一班、三年一班、二年一班、一年一班五种轮班制，一班上工以一个季度为期。工匠轮班服役期间，免其家中的其他徭役，制成品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这些措施进一步放松了对轮班工匠的控制。工匠制度的改善，为手工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为了保障商品的流通，改变元末因交钞贬值而造成的以货易货的状况，洪武四年（1371年）统一钱币，改铸大中、洪武通宝钱。为了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洪武七年（1374年）设宝钞提举司，第二年开始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宝钞发行后，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准许宝钞与铜钱兼行通用。但因宝钞发行额和回收额未能形成合理的比例，结果宝钞越发越多，再加上印刷粗劣，易于仿造，宝钞的币值日益下降。明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干预，但终不能改变宝钞信用愈禁愈轻的局面，之后便逐渐为白银所代替。
（二）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明初实行的工匠制度，部分地解除了元代以后手工业者的封建依附关系，适当地解放了劳动力，手工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其中纺织、造船、制盐、开矿、冶铁等行业尤为突出。不仅官营手工业，就是民间手工业，明初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棉纺织业在这一时期获得的发展最快，江南的松江、苏州、杭州，逐渐成了棉纺织业的中心，尤以松江最为著名。明朝建立以后，中央政府在南京（后来又在北京）设立了内外织染局，之后又在苏州、杭州、绍兴以及四川、山西等省设立了织染局。
永乐年间，又将织染局增设到县一级，如增设歙县织染局等。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明初纺织业的发展。明初，南京的龙江造船厂以及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还成了著名的造船中心。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所乘坐的“西洋宝船”，据近人研究，大者长150米，宽62米，相当于今天的8000吨级船，堪称世界一流。明初的航海技术已相当高超，不但运用了宋代以来以罗盘取方位的航海技术，还吸收了阿拉伯人创造的天文航海术，制作过“过洋牵星图”。陶瓷器手工业在永乐以后也进入了繁盛期，它不但供宫廷使用，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明初矿冶业中较突出的是铁矿的开采，其次还有金、银、铜、铅等。这些矿冶一般都是官营，但民间也在许多地方私营开矿炉冶，使明代初期的矿冶技术比前代有所进步。
明初手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洪武年间整顿驿站，设立水马站、递运所、急递铺等。这些驿站大道，也成了商业往来的必经之路。永乐年间，疏通运河，使得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畅通无阻，有力地促进了明初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南北地区和各地的经济交流。永乐时，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等地都是四方商贩的积聚之地，京都的北平以及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开始成为著名的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城市。
二、明中期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一）商品经济的活跃明嘉靖、万历年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明代万历时人张翰曾在《松窗梦语》中对当时国内的商业繁荣做有概括，说当时商人的足迹，北至塞外，南至两粤、云贵，东则齐鲁闽越，西到巴蜀、汉中、关外，“往来贸易，莫不得其所欲”。嘉靖、万历时期国内贸易的繁荣已具有某些社会区域分工的特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许多地方都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和经济原料作物的生产据点。不同地区之间的专业性商品流通也逐渐出现。如棉布的生产中心是在江南的松江一带，安徽芜湖的浆染业最负盛名，丝织品的中心则在苏州，福建则是著名的果品、蔗糖、蓝靛等商品的产区。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活动已突破了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使得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人曾指出：“中国而商于夷者，未有如今日之夥也。”（《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国沿海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各国，其中尤以日本、吕宋、暹罗、满剌加等地为当时转口贸易的重要据点。“据许多外国商人的记载，当17世纪前后，中国的商船曾遍布于南海各地，从事各项贸易，执东西洋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随着隆庆时期海禁的开放，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活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明中期以后城市经济也比以前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当时商人的眼中，两京、浙、闽、广诸省的省会都是著名的城市，其次如苏州、松江、淮安、扬州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不仅是当时商业的中心，还是手工业的中心；不仅是国内贸易的中心，还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和转运码头。在苏州，有当时闻名国内外的专业商业区。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开拓，苏州还成了当时著名的手工业品产地。嘉靖、万历时期的苏州，已是一个以工商业经济为主的新型城市了。另外，广州、漳州、泉州、宁波等港口，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据点，不仅有外国商人不断来临，本国商人也群集其地，进行各种商业贸易活动。这一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不仅体现在两京、苏州、临清等这些著名的大中城市，也体现在乡村市镇的发展上。这些市镇一般都拥有居民数百家，有的更是高达万家。在大中市镇之外，全国各地还有许多星罗棋布的市集，以补充城市、市镇的不足。这些定期或临时性的市集，从北方至南方都普遍存在，为乡村商品交易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手工业，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经营方式都有了显著的进步。手工业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手工业者的封建束缚得到了进一步的松弛。如在嘉靖年间，普遍允许班匠以银代役，大大缓和了工匠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自由，提高了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时期手工业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民营工业开始逐渐居于主要地位。由于民间市场需求的旺盛，从明中叶开始，民间的纺织手工业已大大超过了官纺手工业。特别是江南乡村的纺织业主和手工业者，都因经营纺织业而致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一时期大力发展起来的民营手工业不断改善经营方式，有的部门已在逐渐采用雇佣劳动，组织手工工场的生产，出现了现代人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这种萌芽只是出现在个别生产部门和个别地区，不宜估计过高，但毕竟具有了社会经济开始走上“原始工业化”的历史意义。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的条件下，明中期以后经济思想十分活跃，出现了要求经济自由的呼声和为提。
第二节 “听民自为”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和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开始活跃。倡导这一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思想家主要有丘浚、李贽、王夫之和唐甄等人。晚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听民自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以及强调“私者，人之心也”的经济人假定和“民富先于国富”的富民思想。
一、“听民自为”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主要反映在“听民自为”（简称“自为论”）的经济理论上，其代表性人物有丘浚、王夫之、李雯和唐甄等。这一理论的特点是主张政府对各种经济活动“听民自为”，国家不要强加干预和限制。
（一）明代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自为论”的经济思想在先秦就已出现，到秦汉时期由司马迁发展到高峰。在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上，司马迁主张“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这里的“因”是顺应、听任的意思。“善者因之”的意思是说，政府管理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经济的自然发展，听任私人进行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政府不必进行干预。司马迁还将这一“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为他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主张自由放任的最好体现。“利导之”就是主张在顺应、听任私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下，由国家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引导，以鼓励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司马迁认为这种“利导之”的方法次于“因之”的方法。“教诲之”是指政府用教化的方法诱导人们从事某些方面的经济活动，或劝诫人们勿从事某些方面的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又次于“利导之”的方法。“整齐之”是指由政府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来干预经济，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和强制。“与之争”是指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借以获利。对后两种经济管理政策，司马迁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从事营利性的经济活动是私人的事情，政府从事这些活动是与民争利，是最坏的经济管理政策。因此，他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司马迁之后，主张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对民间的经济活动少加干涉和限制者有之，但把自由放任作为一种经济指导思想并从理论上加以充分论证的则没有了。而丘浚的“自为论”，则是继司马迁之后又一次把自由放任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提出来的思想家。
（二）丘浚的“听民自为”论丘浚（1420—1495年），字仲深，广东琼山（今海南省琼山县）人。自幼聪明好学，少年时期是在明王朝的全盛时期度过的。考中进士以后，长期从事编撰工作，参编《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等书。后进礼部右侍郎，掌祭酒事；再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丘浚在学术思想上祖述程朱，对晚明朱学的发展贡献甚大。他对《论语》、《孟子》和《大学》推崇备至，强调治学要以“治国平天下”为本。由于他长期居于京师，担任专司文墨的官职不能实现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以他并不满意。《明史丘浚传》说他“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
丘浚的著作很多，要者如《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世史正纲》、《家礼仪节》等，另有诗文集和传奇作品数部。《大学衍义补》是丘浚利用业余时间编写的，此书集中表现了他对“经济”的关心。《大学衍义补》全书共一百六十卷，其中专谈经济问题的从第十三卷到第三十五卷，共二十三卷，囊括了当时的主要经济问题。丘浚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要就集中在这里。
丘浚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在议论田制问题时提出的。他强调说，自秦汉以来，成功的发展经济的政策都是“听民自为”（《大学衍义补制民之产》）的，所以他反对由国家规定田制及对私人占地施加种种的限制，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这虽是在说田制问题，实际上也代表了他对发展经济的一个基本观点。如在对待工商业、市场等问题上，他明确主张“苟民自便，何必官为”（《大学衍义补山泽之利上》），主张“民自为市”（《大学衍义补市桑之令》），反对侵犯富人和商人的利益。如他在批评王安石的市易法时指出：“呜呼，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制国用市籴之令》）他主张给商人充分的经营自由，反对国家从事商业活动。
从明初开始，明王朝就禁止私人进行海外贸易，丘浚是较早提出开放海外贸易的人。他认为中外通商即有利于外国，也有助于“足国用”，增加国家的收入，何乐而不为？显然，丘浚的这一思想主张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他与司马迁相比的进步之处在于，其对“自为”的指导思想如何贯彻于经济活动的各种过程、各个方面所作的分析、论述，要更加周到和具体。
（三）王夫之的“民自利”说王夫之也十分重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自利自为的行为。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晚年因隐居于衡阳金兰乡（今衡阳县曲兰乡）石船山下，被称为船山先生。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是尊尚程朱理学的学者，王夫之受其父影响很深。在学术思想上，王夫之基本上是学宗程朱，但又修正程朱，反归张载。哲学上倡导元气说，学风上则提倡一种批判现实的救世精神。王夫之认为凡人都有一种追求私利的本性，故为适应人的这一本性，在经济活动中莫如听民自谋自为，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最为合理。他说：“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上为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蹩。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读通鉴论》卷十九）又说：“天有时而勿夺之，地有产勿旷之，人有力勿困之，民自利也。”（《四书训助》卷二十四）在工商业领域，王夫之主张自由放任，听民自为。他还主张开放盐的流通领域，允许商人自由贩运；主张取消盐的地界限制，鼓励竞争。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盐价低平，商人的利润也能经常有保证。王夫之有时也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那是在出现了富商大贾垄断“山泽之利”的时候。国家干预的目的是反对富商大贾的垄断，而非干预一般商人正当的自由贸易。对于一般商人的自由经营活动，他主张国家应予以保护。对于当时处处设卡、限制商业自由经营的“钞关制度”，他是坚决反对的。
王夫之还十分看重价格机制在调节市场中的作用。如在稳定粮食的价格方面，他主张利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价格的涨落，反对由国家强制定价。他特别反对人为地压低价格，赞赏唐宪宗时卢坦关于开放粮食市场的主张。他认为如果当时的官府实施强制减价势必是“拒商贾于千里之外”（《读通鉴论》卷二十五），既无助于解决百姓的生存问题，也无益于经济的发展。看重市场机制对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是王夫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
（四）李雯的盐业私营论李雯在经济思想上也主张自由放任。李雯（1608—1647年），字舒章，松江府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出身世家，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清初荐授内阁中书舍人。李雯从少年时代起，就学涉古今，不耻下问，遂得才学过人。在学术思想上，李雯颇为重视治国经邦的救世之学，反对读死书，咬文嚼字。他将那些只知读书应试、不识治国方略的文人讥讽为“儒蠹”，认为只有真正能“明古今之务，察治乱之数，经术之学通于政事”（《蓼斋集》卷四十三《儒蠹》）的“国之秀民”才称得上是“儒者”，方有资格位列朝班，与闻国事。李雯从政时间很短暂，但对当时诸多社会经济问题都作过研究思考。在李雯的政论性文章中，对经济问题的探讨占了很大篇幅。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侧重于赋役、盐政、奢俭等社会热点问题。李雯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将当时的主要手工业——盐业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反对政府的干预。他称赞唐代的理财大臣刘晏，认为刘晏之所以能将盐业管理好，并使盐业为国家提供多达二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其原因就在于放手让商人进行食盐的生产和经营。其成绩的取得，就在于实行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据此，他向统治者建议，将盐业生产经营权全部交与商人，听任商人自主经营，国家仅为商人提供各种服务，从盐业生产经营中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就可以了。显然，在他所设计的盐政方案中，政府已不再是直接的经营者，而仅成为一个对盐商经营进行宏观调控和为盐商提供周到服务的角色。
怎样使盐利“通于商”呢？李霎设计了一套中国盐政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经营的理想蓝图。其具体内容是：政府将盐滩按面积全部分给商人，由商人自行购置生产资料，自主雇用灶户，自由生产经营；国家除为其提供各项服务外，还可行使征税权，在盐产地征一道税，然后任其行销各地，不再征税。为了避免引起豪强权贵的反对，减少其方案实施的阻力，李雯主张给豪强权贵也分给一定量的盐滩，允许其与一般商人一样从事经营活动。李雯列举这样做的好处：其一是使盐商摆脱私盐的罪名，调动盐商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其二可使豪强权贵之家不能再依赖其权势巧取豪夺，而只能与一般商贾一样凭借自身的经营能力获利；其三可使“私煮盗犯皆坦然于民间”，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如此一来，就可以达到“天下皆私盐，天下皆官盐也”（《寥斋集》卷四十五《盐策》）的效果，既可富民，又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
（五）唐甄的“自为论”
另外，唐甄也是一位主张“自为论”的思想家。唐甄，字铸万，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四川达县市）人。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唐甄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顺治十四年中举人，第二年到京参加会试，不第，即参加吏部试，被分往山西，康熙十年任山西长子县知县。唐甄在任职其间，力图实现自己的救世抱负。但他只做了十个月的县官就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而被革职。仕途失意后的唐甄，潜心于学术研究，但仍不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重视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讨，关心和同情民间的疾苦，力图通过学术的探索，找到一条救世济民的道路。他的探索成果，主要集中在其《潜书》一书中。
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强调市场调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财富的生产和增值是一个能够自然而然进行的过程。因此，经济的发展过程不需要国家插手，政府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听任这一过程自然进行。
（《潜书富导》）二、“私者，人之心”的经济人思想晚明主张“自为论”的经济思想家们在论证其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时，都对人性作了一个假定，即人在本性上是自利的，故只有“听民自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才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如丘浚主张“听民自为”，认为“民自为”的动机就是求利、求富之心。他认为人都有追求财利的欲望，“财者人之所同欲也”，“人心好利”。（《大学衍义补总占理财之道上》）
（一）李贽的“无私则无心”论在对人本性属“私”这一理论规定中，要属李贽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了。李贽，号卓吾，又号宏甫、百泉，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晋江人。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从小就具有叛逆的性格，这种叛逆的性格决定了他一生的曲折经历。他对封建统治者充满了抵触与愤懑的情绪。在李贽的经济思想中，首要的内容就是他的崇“私”的观点，他把“私”看作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他认为追求私利是人的本心：“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藏书》卷二十四《德业儒臣论》）他认为人有了占有、获得经济利益的要求后，才会有心去努力从事有关的经济活动，如为了占有农产品而努力耕田，为了积累家私而经理家计等。
在商品经济下，各自有私而又各自为私的个人之间，只能通过“互市”的商品交换相联系。在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时期，李贽崇“私”的观点也就必然导致对商品交换关系的肯定。他不但不反对商品交换，不主张抑商，甚至还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看作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他甚至把封建社会中最神圣的师生关系也列入了商品交换的关系中。
既然势利之心是人的“秉赋之自然”，那么，人们为追逐势利或富贵而竞争，并在竞争中发生分化也就是自然的了。他认为势利之心虽人人有之，但个人取得富贵之“材”或“资”是天生不同的，因此竞争起来必然有胜败，有分化。因此，他肯定竞争，承认优胜劣败的市场竞争规律。李贽的特点在于把市场竞争中的“吞并”说成是“天道”，不可违背，而把干预、抑制这种“吞并”的行为说成是“违天”，加以反对。这是一种强调竞争的市场经济观念。
（二）黄宗羲与顾炎武的崇私论黄宗羲和顾炎武也持相同的看法。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县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倾向于王学，但他又不完全囿于王学的思想体系。黄宗羲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具有私心，就具有追求自利的本能。“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明夷待访录原君》）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江苏昆山人。
因其家乡有亭林湖，故又尊称为亭林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认为，人的自私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历史条件还未改变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不可抹煞的客观存在，故治国、治世就必须由此出发。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顾炎武主张在治国、治世中，对人的自私之情，主张不但要“恤之”，还要善于“用之”。顾炎武还认为，既然人人自私，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必然“自为”，即为获得私利而努力。“天子”无论多么贤明，他关心百姓总不如每个人自己关心自己，他为百姓谋利益也总不如百姓所自谋的利益。因此，治国、治世的最好办法就是听任百姓“自为”，即从自私的动机出发采取行动为自己谋利。
这样，从听任每人自私、自为出发达到天下百姓人人能实现自私的要求，就叫做“用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五》），这也是最好的治国方策。
三、“民富先于国富”的富民理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就富民与富国的关系而论，存在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主张富国第一，这种观点与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的观点相应，主张国家对经济应实行官营。此说突出了国家财政的意义。另一种观点则相反，主张富民第一。持这种观点者多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他们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强权专卖，更反对“与民争利”的官营，肯定老百姓对自身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把民富放在第一位。晚明的自由经济思想家们多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
（一）丘浚与东林学者的“安富论”
依照“自为论”的自由经济思想，听民自为，反对政府的干预，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因此，在经济活动中提倡“自为论”者，就必然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方面主张“安富论”。丘浚就公开保护富人的利益，为富人辩护，提出了相当系统的“安富”理论。他认为应该“安富”，而不应“抑富”。“抑富”是那些“偏隘”之人干的。（《大学衍义补善民之生》：“彼偏隘者，往往以抑富为能。”）他一反抑商的传统，反对“摧抑商贾”，认为不能因为富商大贾富有而加以“摧抑”。他说贫困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富裕的人民也是我们的人民。所以他反对那种“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的说法，认为“天生众民，有贫有富”，社会上存在贫富差别是自然的、合理的，“夺富与贫”是没有道理的，“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大学衍义补市莱之令》）他还强调富民是社会的支柱，这是因为“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非独小民赖之，而国家亦将赖焉”。所谓藏富于民，也就是藏于“富家巨室”。（《大学衍义补善民之生》）不仅地主、商贾等富民是“小民之所依赖”，就是高利贷者也是有利于人的，“通有无以相资助，使人不至于匾乏”。他认为禁止民间借贷，虽然本意是“抑富强”，但实际上使“贫民无所假贷，坐致死亡多矣”。所以，他主张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债务，“虽有死亡，苟有佐证，亦必追偿”。也就是说，对于高利贷者，也应“听民自便”。（《大学衍义补详听断之法》）东林学者也提出有“贫富两便”的富民思想，即“不使富者因贫者而倾家，斯为两便”（《徐念阳公集》卷七《候吴县万父母书》），要求恤贫而不累及富民。所谓的“富民”，是指一般中小地主和工商业的市民阶层；所谓的“两便”，其实质是为了便于“富民”。
（二）王夫之的“智者日富”论王夫之也是为富人辩护的。在“求富”和“求均”的矛盾中，他更看重的是“求富”。因此，他不大热衷于谈抑兼并的问题。他认为人民对兼并已习以为常，安之若素了。他还认为“兼并”并不是豪民对贫民土地的强夺，而农民失去土地是由于“赋重”、“役繁”而导致的。只要减赋节役，也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必抑兼并。对于贫富的分化，王夫之认为是很自然的事。他认为贫富替代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不能夺取豪强的土地分给贫民，而应任其自然。他还认为富人的存在是合理的、普遍的，富人的作用在于可以养贫民。此外，他还用“富贵擅之于智力”的论点来为贫富分化的现象辩解，认为人的富贵是“擅之于智力”的结果，故“智者日富，而拙者日瘠”。（《读通鉴论》卷三）在这里，王夫之把富民的垄断和兼并称之为“擅”，把贫富分化归之于人的聪明才智的不同。因此，他把财富的兼并、贫富的分化看作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改变的趋势，反对以政治手段来抑制财富兼并和贫富的分化。
（三）李雯的“恤富”论李雯的富民思想最富有特色。他十分看重富民的社会作用，将富民视作社会的中坚力量，认为富民上养天子，下养百姓，功劳很大。针对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抑兼并传统观念，他大声诘问：富民何罪哉！在他的眼中，富民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其功劳之一是“养民”，他认为富民将土地从贫民手中买来，再租给他们耕种，并代其缴纳赋税，是为贫民提供了衣食，故此李雯称富民为“贫民之母”。其功劳之二是“养君”，李霆认为贫民与游民，或者无力为国家纳捐服役，或者飘浮不定，国家无法使他们为国家缴粮纳税。只有富民才是国家赖以获取赋役收入的来源。正因为富民有如此的功劳，所以古代上自天子，下至百官，对富民均表示格外的尊重和礼遇。
对于当时赋役负担过重的经济政策，李雯予以了严厉的抨击，认为这严重地损害了富民的利益，致使富民苦不堪言。此外，各级官吏也纷纷向富民伸手，巧取豪夺。
官府过重的赋役负担再加上各级官吏的贪求勒索致使众多富民破产。站在保护富民的立场上，李雯要求封建君主减轻富民的赋役负担。
第一，他要求封建君主对一般富民与豪强权贵加以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赋役政策。李雯分析了富民与豪强权贵的区别，指出豪强权贵凭借其拥有的政治权力，暴取豪夺，这种靠政治权力致富的行为是对贫民的一种掠夺行为。而富民致富则靠的是自己的勤劳，这种勤劳致富的行为与豪强权贵对百姓的掠夺有所不同。因此，国家应对富人采取不同于豪强权贵的赋役政策。李雯认为，目前豪强权贵一方面大肆侵掠土地，另一方面又借助其势力逃避国家的徭役。县官为完成征纳任务，就将本应由豪强权贵承担的赋役转嫁给百姓，由此更加重了贫民的赋役负担。鉴于江南地区豪强贵族甚多，而富民甚少的实际状况，李雯建议封建君主制定一套较稳定的徭役制度，规定官户多的地区，其征发以官户为主；民户多的地区，其征发主要由民户承担，以此使豪强权贵与富民共同来承担国家的徭役负担。
第二，李雯还要求最高统治者面向全社会公开表示对富民的尊重和爱护，严厉打击各级官吏借征收赋税之机，层层加码、盘剥富民的行为。李雯指出，只要天子带头表示对富民支持、爱护，则官吏就不敢慢待、克剥富民了。在此基础上，政府再对那些作奸舞弊、隐瞒财产、逃避赋役负担的富民逐一查处，就可以完全杜绝奸诈的行为了。（《蓼斋集策三赋役》）从上所论，李雯在富民思想上的贡献，在于他不仅明确区分了两类富人，即一类是豪强权贵，一类是靠自己的财富和经营来发展的富人，还对这种区分的意义以及在国家政策中如何实施作了明确、详尽的论证。而他的富民思想，又主要是指“富”后者而言。应该看到，他所指的这类富人，在当时来说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富人。
他倾其全力为这种富人疾呼，是他经济思想中所具有的资本主义倾向比同时代的人要更为明显和进步的地方，也是其他主张安富、保富论者所不及之处。
四、晚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与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比较晚明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欲明了这一意义，不妨先与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作一比较。
（一）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亚当斯密（1723—1790年）生活的时代处于英国产业革命前期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在斯密的时代，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不受干预的私人经济的活动，不仅没有使连成一体的国民经济出现混乱，而且能够胜任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对于这一重大的经济现象，斯密第一次做出了理论的说明。他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生产并不是毫无规划地进行的，而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进行调节。这种调节的作用，除主要表现在通过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矛盾运动而使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与社会的有效需求相一致外，还表现在对生产要素或资源的调节上，使之按照最优的比例配置于不同的生产部门，进行均衡的生产。斯密指出：“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所以，每个资本家“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还论证说，如果一些资本家把过多的资本投于某种用途，其产品必然供过于求而价格下降，“这些用途利润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资本，尽可能按照最合适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所以，每个资本家都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斯密在这里所论述的，实际上正是价值规律在交换和生产中的调节作用。斯密依据他的这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了理想的社会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切都听其自由，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的社会”。在这里，“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在斯密的时代，欧洲各国以重商主义为依据，制定了各种干预经济政策的法令，如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学徒法、居住法，阻碍工人竞争的限定工资的法令，限定生产资料自由买卖的特定的继承法，妨碍开展对外贸易的各种保护政策和特惠制度，妨碍国内贸易的地方关卡税和税收制度，等等。斯密对这些干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从原则上否定了国家对经济的这种干预。他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了。”他指出，在这个理想的社会里，“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限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可见，斯密所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以垄断和国家干预为特征的经济政策主张，提倡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以及劳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他看来，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废除一切特惠和限制制度，就是经济自由放任的政策。
“经济人”的概念也是斯密为论证其自由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对自由的愿望、正义感、劳动习惯、交换倾向等，同情心即“对于别人遭遇的关心”则是道德世界的出发点，而人们又总是在自爱心理的引导下追求私利。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在考察经济秩序时，从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及其行为出发，强调了在经济领域中追求私利的意义。斯密在考察经济生活时，把具有多种品质的人和作为“经济人”的人区分开来，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运用了“经济人”的假定。他把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是“经济人”活动的结果，而驱使“经济人”努力的动机，则是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所谓人类利己主义的本性，即“利己心”。斯密所强调的“利己心”，其特点就是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追求个人经济的利益。斯密认为，这是人的本性的要求。而为了利己，每个人还必须考虑利他，损人利己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只有激发他人之利己心，才能使之为自己提供某种利益。所以，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人们出于利己心的这种利人的考虑，使人产生一种“交换倾向”，人们都是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的，“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这种“交换倾向”，也是人的利己本性的表现。所以，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所作的一贯的、恒常的努力，是社会、国家和私人富裕所以产生的本源和动力。他说：“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
他的“经济人”的假定与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又是相联系的。他强调说，独立的经济个体，虽然追求个人的利益，但由于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作用，必会导致普遍的社会福利。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和“经济人”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如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问题，国民经济的需要通过局部的经济利益和动机，由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加以实现的问题。同时，这些论述，阐发了资产阶级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要点，提供了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理论依据。
斯密认为通过这种经济自由就可以使每个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做出利人之事，达到增进社会利益的效果，既富国家，又富人民，即所谓“富国裕民”。而“富国裕民”又包括“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即增进国民财富，使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发达。但在“富民”与“富国”的关系上，他是主张“富民”为先的。他认为所谓的“国富”，就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人民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人收入与资本的增加。换言之，如果社会让每个人都有自由去选择职业，选择工作方式，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使个人的收入和投资增加，累加起来后就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增加，这就是“国富”。按照斯密的这一思想，实质上就是认为“民富”先于“国富”，社会应鼓励个人经济、私人经济的竞争与发展，鼓励社会收入的分配向个人倾斜而不是人为地向国家集中。斯密的“民富”先于“国富”的思想，鼓励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的生产与创造。
在斯密的时代，他的自由经济思想促进了早期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所创造的自由经济的理论，也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
（二）晚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与西方的比较中国晚明思潮中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内容上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有许多相同的成分，在历史作用上也有促进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早期市场经济成长的积极作用。
例如，这些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家们要求封建国家对民间的经济活动采取放任态度，反对政府的过多干涉，就有些接近于亚当斯密让“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角色的理论观点。如果说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为势力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最终战胜商业资产阶级服务的，而晚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处于封建社会晚期，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母腹里发育、生长的时期，他们的自由经济理论也就有了为刚刚成长的市民阶级服务，旨在免除封建政权对他们的压迫、干扰，从而有助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意义。这里再举李雯和王夫之所主张的盐业自由经营的主张作一说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在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已明显出现，但还相当微弱。如果在盐业这一封建时代市场最为广大、盈利率又极高的商品行业中，能使带有雇佣劳动性质的生产经营方式占有一些阵地，那对加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盐业的生产几千年来一直是封建政府牢固控制的阵地，私商要进入这一禁区并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十分困难。而按照李霆和王夫之的盐政改革方案，不但能使几千年的盐禁一举荡除，使盐业经营完全成为商人自由活动的天下，还将引起这一领域里的生产方式的革命。这是因为历代盐业都是由灶户担任的，灶户被国家分派在固定的盐滩，不得移动，是一种特殊性质的依附劳动者。灶户使用官府给予的生产工具，由官府给予生活资料，产品归官，灶户的人身依附性就更甚于一般的农民，成了一种同农奴相近的封建性生产劳动者。而取消对盐区及灶户的官府所有和控制，将其分给商人自由经营。商人经营的商品关系也就在商人与灶户之间体现了出来。如果商人对灶户供给生产工具并给予一定工资，那就发展成了一种包买商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了。显然，这有着破坏旧的封建生产方式、促进新的生产方式发育滋长的积极作用。
自由主义思想家关于“经济人”的假定，把“自利”看作是人的本性，并且把它宣布为是一切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这应当看作是封建社会已近于没落时期的富民，尤其是同商品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富民，在私欲的驱动下力图通过经济活动以增值自己财富和利益的愿望的表现。他们的富民、反对抑兼并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着新时代内容：他们反对“抑兼并”，就是反对封建国家打着“抑兼并”的旗号来压制、侵夺自己的财富。这代表了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富民尤其是工商富民扩大财富、发展自己经营的经济要求。
总之，晚明的自由经济思想与当时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其理论上的积极意义也是十分显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