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结构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关于拉丁美洲通货膨胀问题的结构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之中。1965年经钱纳里使用后才广泛流传。钱纳里认为，结构主义的基本假说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认为，发展是一个可以确定的增长和变化过程，在所有国家中发展的特点都是相似的，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不发达经济利用什么样的经济机制，使国内经济结构从以仅能够维持生存的传统经济转变为现代化、城市化、多样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
在发展经济学的早期阶段，结构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结构主义理论，如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赫希曼的“平衡增长”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分析、纳克斯的“贫穷的恶性循环”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由这些理论引申出的基本政策主张是用中央计划推动对物质资本的大规模投资，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国内工业化，用外援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用贸易保护政策扶植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这些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
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到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变化，与结构主义对立的新古典主义逐步复兴，成为发展经济学第二个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他们面临的任务与结构主义不同。如果说结构主义要回答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未取得发展的问题，他们则要回答为什么有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得快，有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慢的问题。如果说结构主义关注发展初始条件的差异，他们则更关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政策的差异；如果说结构主义依赖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则更依赖微观的一般均衡模型。
新古典主义对发展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价格机制及其作用的认识。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开辟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旨在纠正市场运行缺陷的“影子价格”理论和方法。第二，对资本质量的强调。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并把农业置于发展的首要地位。第三，重新评价国际贸易对发展的作用。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解释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用的“剩余出路”理论和分析公共政策扭曲的保护成本理论。
4.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主题：寻求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调1997年年末，世界银行与麦克阿瑟基金会曾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由世界主要经济学家参加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探讨和筹划21世纪初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这一新的研究方向起码在三个方面有别于以往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其一是进一步肯定了市场的局限性。其二是技术知识对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获得了进一步确认，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国的技术知识差距的拉大需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三是需要强调制度因素在发展中的关键性和持久性作用，如要素市场完善、宏观政策调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的把握等，都必须以由组织能力、政治适应性构成核心内容的制度完善和创新为条件。政府还应在制度和政策方面跟上技术变化和全球化的步伐。
5.发展经济学对技术知识和信息的关注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商品和服务生产中作用的进一步增强，技术知识和信息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明显提高。一般认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将是一国对新知识的获取、采用及改进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
为了加速知识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有必要对技术知识是纯私人物品的观念进行反思。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虽然许多知识和信息的开发成本是相当高昂的，但却可以很便宜、很方便地复制，这在客观上给其传播带来了便利，而这种廉价的传播对社会经济发展又是十分必要的。
（三）发展经济学与“东亚模式”
1.保罗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1994年第6期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引起很大反响。在这篇论文中，克鲁格曼首先分析了经济增长的两个来源：一是投入的增加，包括就业的扩大、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机器、厂房、道路等实物资本的增加；二是每个单位投入的产出的增长，如更有效的管理和经济政策，而长期因素主要是知识的增加。
克鲁格曼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他发现这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完全是因为投入的快速增长，为了今后的生产牺牲眼前的消费。他指出，当今发达国家150多年来之所以实现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因为技术进步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即每个单位投入的国民收入持续增长。苏联东欧国家只实现了投入的快速增长，而效率增长比西方低得多。因此他得出结论，那种认为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具有优越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近年来，人们对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普遍持乐观态度，克鲁格曼经过分析认为“东亚奇迹”对西方没有多大的示范意义，未来东亚经济发展的前景是有限的，将不会再有什么奇迹。克鲁格曼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同苏联东欧国家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通过极大的资源动员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在谈及中国经济发展时，克鲁格曼认为尽管中国仍很穷，人口多，但哪怕中国只达到西方国家生产率水平的一半，它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他指出，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很困难。
文章最后，克鲁格曼批驳了三种观点：一是世界技术不断地扩散，西方国家正失去传统的技术优势；二是世界经济重心将不可避免转到西太平洋的亚洲国家；三是比西方自由更少和计划更多的亚洲模式具有优越性。
2.“东亚模式”的内涵就“东亚奇迹”或东亚经济的崛起而言，主要是指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3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及理论概括意义上讲，“东亚模式”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东亚模式”本质内涵的分析和概括却存在较大分歧。如认为“东亚模式”是“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等等。这些观点只是对东亚经济起飞和发展中某些现象或具体特征的描述，并未揭示“东亚模式”的本质内涵，实际上，这些观点的相左也只是表面或形式上的。由于受到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影响，许多国内外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基于新古典主义“市场至上”的经济哲学，对“东亚模式”进行概括和解释。在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历史、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的前提下，分析和概括“东亚模式”必须抓住其最具共性和根本性的特征。从整体上讲，可以从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两个方面，将“东亚模式”归纳为“制度模式”和“区域产业循环模式”。
3.“东亚模式”对发展经济学的挑战“东亚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不存在一种孤立的、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或发展模式。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或发展模型的设计和运用，都有其固定的、各具特色的历史传统、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试图探寻一种普遍适合的经济增长或发展模式，其结果无异于盲人摸象。
在研究“东亚模式”中，难免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政府的行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颇大，且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所谓“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范畴，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就不能仅仅运用西方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理论来分析，因为它们仅仅注重纯粹经济学分析的研究方法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东亚经济的起飞和发展证明，长期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充分解释经济增长，或者说他们的理论未能有效地支持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增长与制度的重要关系。正是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将制度省略或者抽象掉以及将制度看作“外生变量”的方法，使西方发展经济学陷入了困境。
（四）建立新发展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培刚提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倡议，并经过几年时间主编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据学者分析，《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特点如下：
1.把发展中大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将“低收入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但却不包括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新发展经济学”认为，既然作为“发展经济学”，却又不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纳入其研究范围，这在学科建设上是一个缺憾。因此，只有把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作为研究对象，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真正有利于人类社会摆脱贫困。
2.明确提出农业国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新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化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这是经济发展理论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主线。
3.更新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新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有二：一是拓宽了研究领域，把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也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二是摆脱了单从经济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方法，而是从多层次、全方位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这是因为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对外关系问题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如果不对此作一番冷静思考，不理出一个头绪或思路来的话，那么所谓的综合性考察中多学科研究就可能始终是一句空话，发展经济学也就难以以此为突破口，找到解脱困境的出路。
4.为大国经济发展作了开拓性研究“新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大国经济发展时涉及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区域差别和外向型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新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区域差别时，首先讨论了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分析了地理决定论和地理虚无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地理上的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地理因素对于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常明显和更加特殊的表现形式。
关于外向型经济，“新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大国一般不应片面强调和全面推行外向型经济战略，而宜采取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总体发展战略。
四、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一）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问题如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经济的均衡与非均衡分析、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政策等展开了广泛研究。与此相联系，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也形成一个热点。在关于经济周期的讨论中，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发生机理、表现形式和经济性质上是基本相同的。但也有不少论者认为不能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套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上，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一个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这两方面的论点主要有以下表述。
1.社会主义经济波动非周期性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虽有波动，但不具有周期性。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基本经济规律如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消除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客观基础。中国历次发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破坏导致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失调和经济工作指导上的不合实际、急于求成造成的，不是中国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必然现象，没有一个规律支配着经济的周期运行。
2.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不是周期危机波动不等于危机，危机不仅仅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阶段。波动分为两类：一是常态波动；二是超常波动，或者叫危机式波动。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看，一共出现的七次经济波动中，出现危机性状态的有三次（1961—1962年、1967—1968年，1976年）。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危机是偶然的，不具有周期性，但并不能因此否定经济波动的必然性。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讨论综述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未来15年的发展目标，关键是要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此后，理论界围绕这两个转变展开了讨论。
1.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经济学界有以下不同的理解：
（1）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粗放型，也叫数量增长型或投入增长型，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投入量的增长来支撑，或靠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来推动，不注重改善经济管理与推动技术进步。集约型则相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来推动。
（2）速度效益型速度主要通过加大投入，铺新摊子，上新项目，依靠生产要素的扩张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通过高速度带动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效益增长。效益则是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即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3）质量效益型其经济增长内容主要包括：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投入减少，产出增加；结构趋向合理、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2.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含义的理解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含义的理解，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从外延型为主向内涵型为主转变。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从外延的粗放型向内涵的集约型转变。
（3）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两种经济增长方式是相互包容的。现实经济中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其实并非相互排斥。在外延增长的情况下，也可以包含内涵增长的内容，同样内涵的增长往往也包含有外延增长的因素。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从轻型向重型转变。持这种观念的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是总量理论，它研究生产要素组合对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有鉴于此，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概括成轻型和重型更恰当。
3.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与存在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1）经济增长方式是与一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战略及经济体制密切联系的。
（2）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利用效率过低。
（3）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同传统的国有制有必然的联系。
（4）经济增长方式长期未能根本转变，症结在于经济组织方式。即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按照政府的偏好，以行政方式配置资源，控制社会经济。
（5）实现社会目标的需要。粗放型增长方式持续至今而势头不减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政府为安排解决庞大的就业人口压力，不得不铺新摊子、上新项目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及转变途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中，国家应进一步强化宏观调控。经济体制转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能光靠增量调整，要有存量的盘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矛盾在转变资源配置机制，把数量型资源配置机制转变为效益型资源配置机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调节作用，取决于资源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短缺经济向均衡经济的转变，客观上已经对经济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要求，关键是体制改革要适应客观形式的变化，形成有利于集约型增长的投资体制，正确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严格把好投资立项关。“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最新的发展观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它不仅成为许多国家选择发展目标和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理论，还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的热点。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市场体系完善有论者从市场经济发展这一框架中讨论经济增长问题，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市场体系完善相联系，认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是推动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最重要的基础，指出应当在控制经济适度增长和加快企业制度变革的条件下，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提高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调节作用。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高度化
1.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成长模式。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结构来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态。其次，经济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又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最后，经济增长越快，产业结构变换率越高。
2.产业结构低度化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主要原因由于产业构成中技术密集产业所占的比重决定着国民经济单位产出的技术含量、物质资源的消耗水平，所以在技术密集产业比重低下、低技术的初级加工部门的比重很大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消耗上升、效益下降。中国经济增长格局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消费带动、消费品为主导的增长格局转变为以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投资需求带动下的经济增长格局。
3.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协调发展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化带动的非均衡增长，这是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换的一般发展规律相吻合的。然而，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又有与一般经济增长过程相区别的特殊规律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产业结构配置顺序的超前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等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靠农业提供的剩余积累来发展轻工业，靠轻工业的积累来发展重工业，而是要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国效应”等有利条件下，提前把现代产业部门引入产业结构体系，提前实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化顺序与发达国家的差别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五、知识经济及“新经济”理论研究
（一）知识经济学探讨
1.信息与知识根据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三个世界”的理论，信息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关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它反映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第二类是有关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隐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感受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处于意识、思维状态。第三类是有关客观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这三类信息都需要经过不同程度的加工才能成为知识，但有时第二类和第三类信息也可能直接表现为知识。
2.知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观点认为，知识经济学是系统研究知识物化过程客观规律的一门新兴经济学科，它以分析知识劳动在现实物质财富的创造与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为主题，通过对知识由间接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过程的研究，剖析知识渗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另有论者指出，所谓知识经济学，将主要研究知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如何依靠知识的进步实现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的规律。这主要涉及经济对知识的依赖、吸纳，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知识向经济转化的过程、方式、途径，知识的生产、交换、积聚、使用，还将涉及企业制度的改革、生产方式尤其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功能的转变等一系列制约、影响乃至决定知识经济发展的因素的系统研究。
知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物化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1）知识通过对劳动者的渗透，提高其劳动技能；
（2）通过对劳动资料的渗透，提高生产工具的使用效率，最终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3）通过对劳动对象的渗透，提高资源利用率，扩大生产领域，创造更多的物质产品。
3.知识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第一种观点认为，知识经济学以“知识”作为始点范畴，“劳动”作为始点经济范畴，“知识劳动”作为主体经济范畴，其理论体系的构建，通过范畴的演变分层次展开，以知识劳动者分析作为贯穿理论体系的主线，其逻辑体系严格遵循这样的主题：知识劳动的形成与发展是科技进步、知识增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知识经济的形成是知识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第二种观点认为，知识经济学由八个部分组成：知识经济学学科的构建、知识劳动价值论、知识劳动具体形式分析、知识劳动宏观分析、知识劳动过程透视、知识经济论、知识经济与中国现实、知识经济与未来。
第三种观点认为，知识经济学是横断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学科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科。它与信息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思维科学与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知识经济特征第一，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这是知识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在经济活动中，知识作为一种生产投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投入可以代替物质投入，从而达到节约物质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在知识经济中，体现于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中的知识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
第二，知识密集型产品（即软产品）的比例大大增加。如果说工业经济是以物质生产为主的话，那么知识经济就是把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组合起来，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资源，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也就是说，产品包含的知识越来越多，包含的物质越来越少，“无重量”经济现象越来越明显。
第三，知识经济是“低耗高效”型经济。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以物质资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传统工业经济的衰落。由于微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在传统产业中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物耗、能耗。
（三）知识价值论及分配方式的变革
1.知识价值的形成有论者分析说，知识价值包含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知识、科学、技术、信息已凝结为一定产品中的劳动，它们本身具有价值。作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知识可以转化为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从而转化为商品的价值。二是指知识的载体——知识所有者身上所蕴含的知识和能力有效地开发就会创造价值，合理应用得越多，知识价值也就越大。知识价值的形成说到底来源于劳动，但形成知识价值的劳动有以下特点。
（1）知识价值形成于“间接活劳动”
一般商品的价值内含物化劳动与活劳动，而知识价值内含的劳动质量不同于一般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知识价值蕴含的物化劳动更多地表现为知识形态的东西。另外，知识价值中蕴含的活劳动大量表现为间接的活劳动，不像一般劳动形成的价值那样主要是直接的活劳动。
（2）知识价值形成于“超级劳动”
在现代高科技企业里，需要对知识要素进行选择、组合和重新配置，要把新知识、新技术、新管理模式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劳动就是一种超级劳动。它需要具备结合各种劳动的能力，既要懂技术，又要懂管理；既要具备经营决策能力，又要兼有市场开拓能力。
（3）知识价值形成于“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
“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的提法起源于《资本论》。马克思在工业经济的起飞阶段就已注意到了科学技术对商品价值形成的巨大魔力，指出了“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更多。”
（4）知识价值形成于“创造性劳动”
创造性劳动是人类进行新发现、新发明，创造新技术、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和开辟新市场的活动。创造性劳动具有高效化、独特化的性质，它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一般性活劳动的交换价值与物化劳动交换价值的总和，两者之差额就形成了产品的知识价值。
2.按知识价值分配在知识价值论的认识基础上，有不少学者提出了“按知识价值分配”的观点。
按知识价值分配这一概念可以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劳动的知识化，即生产财富的劳动中的知识含量越高，劳动的知识化程度越高，在财富增长中的作用也就越大，在分配中的实现程度也就越充分；第二是知识化的劳动，即知识经济时期财富的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广义的范畴，远离直接生产（或狭义的财富生产）过程的知识生产、知识创造都是财富生产和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决定财产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作为以知识的进步来实现财富增长的知识经济来说，这种创造知识的劳动是财富的更为重要的源泉，完全应该在分配中得到充分体现，或者可以说，按知识分配是知识经济时期的广义按劳分配。
按知识价值分配的理论论据是：从所有制结构看，知识产权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财产所有形式；从使用价值的产出看，知识在财富创造中的贡献越来越大；从价值的形成看，知识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从生产要素功能的实现条件看，知识成为第一生产要素和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从分配关系看，按知识分配能彻底改变“劳资”权利的不均衡。
3.按知识价值分配的操作规范
（1）建立和健全统一的“知识要素”市场知识要素市场不健全，发育不良，其价格就无从形成，科学合理地评估知识要素的价值也就失去了有效手段。因此，要确立知识要素的市场形成机制，使其优化配置，就必然要建立和健全统一的知识要素市场，如人力资本市场等，这也是为经济利益主体提供均等机会的要求。
（2）科学合理地评估“知识要素”的价值“知识要素”投入对产出贡献的大小成为确定其收入分配份额的依据。这就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与指标，对诸如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知识要素的贡献大小分别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与价值判断，为知识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提供基本依据。
（3）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发挥税收杠杆在调节收入过程中的作用。允许“知识要素”参与分配，既有理论依据，同时也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公共选择的结果，从而明确了知识收益的合理性。
（4）加强产权保护加强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建设，提高执法效率，以健全创新机制，保护知识收益权利。
4.关于“新经济”的讨论“新经济”是美国经济学界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1994年12月美国《商业周刊》提出美国经济已进入“新经济”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产业、基因工程等高技术产业的带动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股价也一直在上涨，同时却保持着低通货膨胀率。经济学界将这种菲利普斯曲线和凯恩斯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高增长、低失业和低通胀并存的经济称为“新经济”。
根据一般的理解，新经济是以高科技及其产业为支撑，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为主要内容，以经济全球化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它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是经济形态发生质变的有别于传统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新经济在以下方面呈现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
（1）高增长、低通胀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及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物价下降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高增长、低通胀”正日益成为新经济最重要的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1991年以来美国经济呈现出“三高三低”的良性循环。所谓“三高”，一是指经济增长率高；二是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三是企业经济效益高。所谓“三低”，一是失业率低；二是通胀率低；三是财政赤字低。不仅美国如此，高增长、低通胀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共同趋势。
（2）边际收益递增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领域边际收益递增取代边际收益递减成为新经济的第二大规律，正在引发经济学新的革命，经济发展流程正因此而发生转折性的重大变化。
（3）非线性增长与传统经济和传统产业相比，新经济和高科技产业更多地呈现非线性增长的态势，如IT产业、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非线性爆炸式增长的特点。
（4）产品寿命周期超短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产品生命周期平均为3年，到1995年已缩短为不到2年，特别是IT产业一些关键零部件及中间产品的寿命周期已缩短为3个月至半年。
根据摩尔定理，计算机芯片的处理速度每18个月提高1倍，而价格却以每年25%的速度下降。
（5）全球化导向高科技产业通常都是典型的全球化产业，IT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的生产60%以上面向国际市场，跨国投资较为集中，甚至科研开发全球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部门内贸易乃至公司内贸易成为高科技产品国际贸易的主导方式。信息和网络技术的突破及广泛应用使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因特网更成为全球经济化的典型代表，将全球经济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6）虚拟化趋势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市场的完善。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科技股市场的兴旺成为新经济的酵母。另外，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推进，企业组织乃至银行的虚拟化也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新经济的虚拟化正在具备越来越多新的内涵。
关于“新经济”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讨论。有学者指出，高技术产业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在诸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要使高技术产业更快地发展，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地发回建立起必要的组织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这样的组织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包括：明晰的产权、健全的人才市场、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和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风险投资体系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经济的确是以高技术为基础，但新经济的核心不在于高技术本身，而在于高技术的应用和服务。中国必须更加开放，才能在以互联网为背景的全球化浪潮中更加积极主动。关于制度变革，这一观点指出，脱离最新的生产力来谈生产关系调整，是传统市场经济论的痼疾；现代市场经济论必须将生产关系的调整，与我们时代最强劲的生产力动力——信息革命结合起来。信息革命是生产力革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构建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及改革意见
（一）对政治经济学现状的评析较多意见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理论已面临极大的挑战。现在的政治经济学不少是在拼凑：马克思主义一块，西方经济学一块，中国现实问题一块。一些应用性、操作性的知识也在冲击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存在观点、理论之间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劳动价值论和所有制理论，与现实经济的矛盾更突出。
有些学者分析了所谓“传统政治经济学”（指以1950年以来从苏联引进并重新进行编排的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经济理论）的主要缺陷。
第一，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反映，所探讨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
第二，传统政治经济学在体系结构上大多由三大块组成，即公有制、三大经济规律、商品经济。对市场机制的内涵及作用却分析较少，这种体系结构及安排，很难涵盖和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相违背。
第三，在分析和研究方法方面，原有的教材几乎都表现出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抽象分析过多，而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和具体分析过少的特点。
有的学者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
（1）片面运用抽象法的倾向。
（2）轻视实证的倾向。
（3）轻视数学工具的运用。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思考
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争有的学者认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其任务、目的并不完全相同。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是揭露其矛盾，揭示其发展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则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服务。
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由国情决定。中国的最基本的国情：一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是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因此，应该把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另有意见认为，政治经济学应主要研究三方面的内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一定体制条件下现有经济运行的关系；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也有观点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另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关系。对这种市场经济关系的研究，既包括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也包括对经济运行的研究。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其特点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研究生产即研究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要根据实践的要求来确定，取决于当代的历史条件，而不能由主观意志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面临的历史条件，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必须集中于如何发展经济。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比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上有两种主要的意见：一是认为经济学是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研究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二是认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研究生产方式也包含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但资源配置从属于生产方式，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方式以及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上述观点分歧，从更广阔的经济思想史背景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分歧。
在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而是在于：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有种观点指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是既有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虽然二者都强调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要在社会、生产单位内部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但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而马克思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三）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革意见
1.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改革有的学者指出，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着两大缺陷。第一，缺乏内在的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教材一般都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包含垄断前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两部分，不同部分明显地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第二，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缺陷明显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政策解释学”和“政策宣传学”，随着中央文件和政府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存在许多理论上的错误，结构上缺乏逻辑联系，仅是经济规律、经济范畴和各部门经济关系问题的汇编。另有观点指出，中国现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仍然是以“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组合为基本框架，两大块之间完全是一种对抗性关系，无法构成一个合理的学科体系。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革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革，大体上有两种思路：一是在原有的框架中修修补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内容添加进去；二是抛弃原有的框架，建立一种全新的分析概念和体系结构。
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新构造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很不发达，各种经济矛盾和规律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不成熟的经济关系还不可能形成完全科学的经济学体系。与其靠前人的假说和逻辑推理去演绎体系，不如深入地观察现实，以概括出各种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特征。
有种观点指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体系构造上存在着两个突出的缺陷：一是理论上的封闭性。这种理论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为源，二是体系上的因果论。这种理论的整个体系，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来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申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必须改变这种封闭式的研究和因果论的推导，而要现实地研究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但要研究生产关系，更重要的是要结合生产力的现实运动来研究生产关系；不但要研究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更重要的是要结合具体的生产力和具体的生产关系来研究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二、政治经济学范式之争
（一）范式的方法论意义“范式”一词首先是由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提出的。他指出，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综合体。库恩认为，在一门科学发展的某个时期，往往会形成“科学共同体”。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东西。范式的内容包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这些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心理上共同的信念；指导和联系理论体系和心理认识的自然观。
经济学的范式概念是从科学哲学的理论中移植过来的，但保留了科学发展的范式概念的基本含义。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中移用科学发展的“范式”概念，意味着将经济学界定为科学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把经济学的历史发展纳入科学思想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考察。
（二）政治经济学的“苏联范式”批判
1.对传统范式的态度有的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理论界，应该说是发生了一场“经济学危机”，其表现就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感到了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认识到新的实践要有新的理论与之相适应，而这样的理论是原有的范式所没有或不能提供的。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如何重建中国经济学、发展新的理论“范式”问题。大致上存在着以下三种理论主张或理论倾向：
第一，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正确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原意”，在于加进了许多斯大林的不正确的观点。
第二，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地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
以上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原有的范式基本上还是可用的，但存在着缺陷或严重的缺陷，因此需要的只是修改或补充。
与此同时，在一小部分较早学习和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青年学者中间，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第三种理论主张，认为原有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是过时的，已无法面对经济现实，因此应采用新的范式，也就是运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运用100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