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流派之一。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把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用于对西方政治过程的分析，既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为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开辟了道路。
1.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与对“社会福利函数”问题的理解是一致的。在某些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能对某些问题持较为一致的看法。只要有关决策能使每个人或绝大多数人获益，这个问题就是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但是，在另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在那些涉及社会中不同人或不同集团之间利益分配的问题上，人们的各种特殊利益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这时就难以甚至不可能形成任何一致的、可以称得上是“公共利益”的东西。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所表明的正是社会往往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正因如此，现代政治经济学认为，很难说存在什么公共利益。
正如布坎南所说的那样，在与公众有关的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在这样的问题上，经济学更应该是一种“契约的科学”，而不是“选择的科学”；而经济学家的作用更该像是“契约仲裁人”，而不是一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者”。
2.政治过程中的交换关系公共选择理论将交换关系引入政治过程，是源于威克塞尔的观点。威克塞尔认为，在政治过程中，个人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行动。如果迫使某人为某一项活动的费用捐赠款项，而该项活动并不促进他的利益，或者甚至可能与他的利益针锋相对，这样就好像是一种露骨的不公正。布坎南把选票比喻成货币，选民用选票“购买”于己有利的政策，官员们用对多数人有利的政策换取更多的选票，选民与官员之间的交换关系就是用选票联系起来的。
3.实证性选择与规范性选择公共选择理论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实证性公共选择理论，另一部分是规范性公共选择理论。实证性公共选择的主要内容是各种投票和选举规则，以及这些规则在实行中涉及的各种问题和解决办法。规范性公共选择的主要内容是各种规则的假定前提，人们对于一个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基本价值判断，以及这些假定前提适用的具体环境和这些价值判断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及弥合办法。此外，实证性公共选择理论与规范性公共选择理论所涉及的具体的公共选择也不相同。实证性公共选择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类决策：这些决策对集体中的所有人都有利，不会有损于任何人的利益。规范性公共选择所涉及的却是这样一类决策：这些决策只有利于集体中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却有损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类决策与沿着帕累托边界移动的情况相一致。
4.“多数票”选择方案公共选择中的“直接民主”方式，就是由“多数票”来进行决策，然后由政府执行这一决策。这当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合乎理性的无知”
当一个人在市场上用自己的金钱进行“投票”的时候，他会主动地去搜集有关的信息，因为一项错误的决定对他自身利益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但是在对公共选择问题进行投票时情况则不是这样。除非参加投票的人数很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选票无足轻重。这就是说，在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投对了票还是投错了票，对他自己来说，关系不大。但是，他要想正确投票，就需要去花时间、精力了解投票所要决定的社会事务的各方面有关情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民”就会尽量减少自己的成本支出，“合乎理性”地保持“无知”状态。投票所需决定的事情越复杂，参加投票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选择保持“合乎理性的无知”状态，投票结果就越无法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
（2）“选民冷漠”
选举程序本身也是要花成本的，并且有一些是要由个人负担的成本，当这种成本提高时，许多人就会干脆不去投票，特别是那些认为选举结果与自己利益关系不大，或认为自己这一票并不能影响选举结果的人。
（3）“倒霉的少数”
在竞争市场上，在多数口味相同的人获得满足的同时，少数具有特殊口味的人的特殊需要也会得到满足。但是在投票进行公共选择的时候，多数票原则决定了社会将仅满足多数人的需要。可见，即使用“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定义“公共利益”，仍然无法确定当这种“公共利益”得到满足时，社会福利是否有所提高。
5.“代议制”选择方式在范围很大、构成一个集团的人数很多的情况下，直接民主制往往成本过高，因而社会通常都会采取“代议民主制”的公共选择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公众并不直接对政府政策本身进行投票，而是选举代表，由这些代表来决定政府采取的行动。但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被选举出的政府官员或议员，也像社会上其他人一样，是合乎理性地追求福利的，因此不能假定一旦他们当选成为政府官员，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仅仅谋求公共利益而不再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
事实上，候选议员或政府官员在选举过程中可能就已经开始以其特殊的方式追求私利。在选举过程中，竞选官员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最多选票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他们将采取的战略就是宣布一些最能被“中间选民”所接受的政策主张。这时，越是定义不明、相互矛盾的政策大杂烩，就越是有可能成为“代议制”公共选择的最终结果，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所谓的资源最优配置。
（四）新经济史学
1993年10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以他们在新经济史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福格尔。他们在经济史学界发起了一场革命，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内的广泛的分析框架，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与创新为主轴的新经济史理论体系。
1.理论框架新经济史学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对新古典假定修正的基础上的。新古典方法假定：面对普遍存在的稀缺性这一事实，人们必须做出反映其欲望、需要和偏好的选择。这些选择是在丧失机会成本情况下做出的，因此追加工作的机会成本是闲暇的丧失。由于这种最大化定理断定个人对物品（和劳务）的需求是宁多毋少，又由于更多的物品可通过提高生产力来生产，为此社会中的个人将努力增进资本存量。资本存量规模取决于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和自然资源数量，进而依赖于决定人力资本技能的可用技术、实物资本质量和自然资源构成。技术变化被视为内生的，并被认为是社会成员在发明与创造上投资的结果。由此可见，在新古典世界中，决定产业的资本存量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知识的函数，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均被忽略了。
新经济史学指出，新古典模型关于经济行为的私人与社会收益、私人与社会成本相等，新知识的获取与应用不存在收益递减，以及人们的选择与其期望结果相一致等假定都是不现实的。他们认为解释历史中的经济实绩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和制度理论来加以说明。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指出：“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础是：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系统，这种理论解释了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理解。”这就是以制度理论为核心、超越于纯经济领域之外的新经济史学独特框架。
制度、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与创新，这组范畴序列是新经济史学的主轴。诺思强调，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实际上，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被打破的方式，结构变化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等，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一种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他们还指出，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认为“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建立扩大了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并且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形式——国家——去界定、裁决和行使产权”，而且一定国家的意识形态必须“令人信服地使现有的产权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合法化”，才能确保建立成功的政治经济制度。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呈现出这样的逻辑关联：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藉以维护经济增长。
2.重新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学分析了欧洲经济史中两个重要的人口与资源比例转折点，称为两次经济革命。第一次经济革命即人类由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的过渡。在他们看来，“狩猎的公有产权与农业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差异是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关键”。正是农业共同体中排他性公有产权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迁，使劳动逐渐由狩猎业转向农业部门，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关于第二次经济革命即产业革命，新经济史学独树一帜地指出：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不过是新技术的开发及在生产过程中应用的私人收益率提高的结果，即是经济增长的一种表征形式。而经济增长的起源可以远远追溯到前几个世纪所有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过程，该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和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为技术创新与扩散提供了激励。比如，英国在17世纪中期产生了鼓励创新的第一个专利法，消除了许多封建残余束缚，租佃制和合股公司取代了古老的管制公司，逐渐形成有组织的保险公司雏形、有价证券和商品市场及银行家阶层，并成立了中央银行。
到1700年，英格兰制度框架为增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产业管制衰减和行会权力下降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和经济活动中的创新；合股公司、存款银行、保险公司和英格兰银行降低了资本市场交易成本，鼓励了资本流动；更重要的是，议会的最高权威和纳入共同法中的财产权利，把政治权力赋予那些渴望开拓新经济机会的人，并且为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经济活动的立法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由此英国虽然晚于荷兰，但到1700年也已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并开始持续增长，这实际上构成18世纪上半叶产业革命的前奏。
所以，新经济史学通过实证考察证明了其理论观点。经济增长的历史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是与科学发展的历史融为一体，而是与作为组织人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权利体系的历史分不开的。欧洲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特点，在于它的所有权体系有其特殊的结构。该体系以一整套（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和制度形式，带来以往或在欧洲以外从未有过的更高的收益。
3.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国民财富增长原因何在？古典主义多强调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把提高储蓄与投资作为增长的主要条件，哈罗德—多马模型、麦迪逊模型典型地依循该传统；结构主义从一国经济、社会和技术结构出发，以非均衡方法展开分析；新古典主义侧重微观或个量分析，大多采用一般均衡、竞争性均衡和边际分析方法，研究影响增长的多种因素；新经济史学的增长观即是对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式的发展。
诺思用产权制度解释增长，指出：社会产权体系若能明确界定排他性权利，并为之提供保护，缩小创新外在效应的不可把握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私人收益，那么社会将更富有创新精神，经济增长也更持久和强劲。由此，经济增长不再是抽象的简化模式，而成为具有深厚制度背景的经济现实。
制度创新不仅推动人类历史演进，而且决定了各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经济实绩。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只是落后的表征，而制度异质性才是落后的实质。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才是摆脱贫困恶性循环，解决国民收入落后问题的根本出路。
（五）理性预期理论
1995年10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以其在理性预期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卢卡斯外，还有T.萨金特、N.华莱士以及巴罗等人。
1.对古典经济学理论前提的修正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上的，第一是假设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且经济主体在进行决策时掌握了有关的完全信息，并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第二是假设连续的市场出清。古典学派以后的经济学家能做到的是：要么否定这两大前提的存在，要么寻求更加紧凑而复杂的古典经济学式的前提。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走的就是后一条路。这一工作最初主要是由卢卡斯从两方面实现的。
第一，卢卡斯最早重视约翰F.穆思首创的理性预期理论，并把该思想最早应用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
第二，卢卡斯最早提出不完全信息观点，并将决定经济主体追求最优行为决策的信息由完全信息改为不完全信息。
正是由于卢卡斯上述两方面的贡献，理性预期学派才能在古典经济学两大前提下，尝试着建立有别于古典学派的理论体系，即不确定条件下的均衡经济体系，并致力于解释古典经济学所难以解释的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以及价格水平对实际产量的影响和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对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作了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政策的政策无效性说明。
2.理性预期假说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预期假说，它最初是由约翰穆斯在1961年于《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来的。理性预期具有这样两层含义：第一，通过理性预期，对某一经济变量的估计必须是该变量的数学期望值，而某一变量的数学期望值是对该变量长期出现的数值的最精确的估计。第二，在求出某一变量的数学期望值时，参与经济生活的人必须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包括一切与估计经济变量有关的有用的经济理论在内。
3.自然率假说在弗里德曼那里，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所自然形成的一个均衡失业水平。卢卡斯等人受此启发而提出的“自然率”概念，系指在既定的微观经济结构中，私人经济单位依据对通货膨胀率的正确预期而产生的相应行为所形成的特定的总产量、总就业水平或总失业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发生的总产量、总就业水平是高于、等于还是低于其自然水平，这同通货膨胀率是高于、等于还是低于人们已经习惯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有关。与自然失业率水平类似，自然率水平并不是一个常数，其数值是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率无关。
4.宏观政策无效假说卢卡斯等人以理性预期及自然率为其立论基点，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实际产量对于其自然率的偏离是与实际价格对于预期价格的偏离成正比的。
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对具有理性预期能力的经济当事人来说，他们凭借当时所得到的信息就可以预见到一切与经济状况有系统关联的政策、规则所产生的影响，并据此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抵消这种影响（如相应地提高名义工资或利息率以抵消物价的上涨），这样，实际产量或实际就业水平也就不可能偏离其自然率，即使在短期内也是这样。卢卡斯认为，由于经济系统中的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人，因此，其预期是在其充分掌握一切信息之后做出的。政府的预期不可能比公众的预期更加合理（理性），政府所掌握的信息也不可能比公众掌握的信息更加充分。
萨金特与华莱士进一步阐明：经济活动者的预期可能有误差，但绝不会发生系统的误差。因此，无论就长期还是短期来说，系统的政策必将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论者关于政府反经济周期政策无效的结论，是基于从货币学派的自然失业率概念与引申的自然率假说，以及作为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的理性人假说两者导出的。对于这种理论的出现，莫迪利安尼称之为宏观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的变革，是宏观预期理论本身的一次革命。托宾指出，由于理性预期学派把理性预期假定同从货币主义者的自然失业率引申出的自然率假说结合起来后，不仅凯恩斯主义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而且货币主义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都不复存在了。因此，理性预期学派不单单是向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挑起了一次论战，同时也是向货币主义宏观经济学挑起了一次论战。
5.经济周期理论卢卡斯的理论基于两点基本的假定：其一，厂商和工人被视为利益一致的集团。
其二，该生产者所掌握的经济信息是不全面、不充分的。卢卡斯认为，经济波动取决于生产者对其产品价格变动的反应。首先，劳动经济学上的证据表明，工人的劳动供给对于实际工资的持久性变动的弹性是很小的，而对实际收入的短期变动的弹性则相当大。生产者情愿在他的产品售价高的时候多工作以取得较高的补偿。卢卡斯由此得出结论：工资或物价的短期微小变化，就能引起产量与就业量的显著波动。其次，卢卡斯认为要说明经济周期，必须在经济体系中考虑所谓“名义价格”的不确定性。
由于物价总水平总在变动，生产者必须推测其中有多少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又有多少是因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所造成的，这是生产者决定增加或是减少劳动供给量的关键。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可得出结论：就业波动的幅度取决于生产者意识上的短期相对价格变动的程度。这样，当货币存量意外地增加时，预期的一般价格水平比实际水平低，生产者容易将这一部分未预见到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误认为是他们相对价格的短期上涨而增加生产，总生产量和就业因此而显著增加；反之，当预期的一般物价水平比实际水平高时，生产者误认为他们相对价格暂时下跌，厂商减产，工人失业，经济进入衰退。卢卡斯的上述周期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当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比较稳定时，政府利用突如其来的膨胀政策可能比较容易地制造“繁荣”，但利用这种政策的时间越长，生产者对它的反应也就越小，因为他们从经验中懂得这种价格变动并非相对价格变动的信号。
（六）企业组织理论
1.交易费用与企业的性质科斯在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解释了企业的起源及决定其规模的因素。在该文中，科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概念，第一次“成功地把组织（企业）和费用相联系”来说明“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给出了一个既现实又易于处理（指可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去分析）的企业的定义。
科斯从交易费用入手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科斯的解释是：虽然市场交易能协调分工，但要完成市场交易是需要费用的，企业是一种有别于市场的协调分工的方法。
不过，用企业方式协调分工、完成交易也是需要费用的，企业的出现一定是因为企业方式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方式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出现的原因。科斯的企业理论不仅使“企业”成为标准的经济学概念，而且引发了一场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科斯企业理论的理论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对企业性质的解释，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制度市场中不同的制度（如市场、古典企业、现代企业等）之间会发生竞争，决定胜负的规则是“适者生存”，即用最少交易费用完成一定量交易的制度安排将被选中。一种制度的产生，一定是由于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节约交易费用的缘故。
在科斯之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生产、信息费用和经济组织》、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科层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张五常的《企业的契约性质》都对企业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深化了人们对企业的认识。
2.交易类型与“规制结构”
威廉姆森的企业理论是科斯企业理论的细化和可操作化。他把交易费用结合到对企业的经济分析之中来考察企业的内部组织问题。威廉姆森企业理论的中心思想是：
特定类型的交易要用特定的“规制结构”来进行组织和管理以节约交易费用，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规制结构，企业和市场相互替代问题（即企业的起源和企业边界的确定问题），也就是交易和规制结构相匹配的问题。
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行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等会使得市场在组织某些交易专用性时产生过高的交易费用，这时，企业作为另一种组织交易的规制结构就有产生的必要。企业组织不仅能有效地约束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还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资产的高度专用性对契约关系的持续性和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类交易更适合于用企业体制来组织。威廉姆森把市场、企业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不同规制结构看成一个连续的谱系，这样，对企业的起源和边界的探究就包括在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交易与规制结构的匹配问题之中了。
虽然威廉姆森使科斯的企业理论具有了较多的可操作性，但威廉姆森对企业性质的理解并没有超过科斯很多，他的企业理论的要点，包括作为其理论支点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和资产专用性概念，都已包含在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了。
3.“团队生产”与企业组织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理论把动力问题置于核心地位，用“团队生产”的有效性和团队生产中监督的必要性来解释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和性质，揭示产权结构、激励机制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的解释古典企业意义的理论，“是通过逐渐退出科斯所指引的路径来达到的”。在他们的理论中，对团队生产和团队生产中计量各项投放的产出的困难，以及偷懒问题的考虑都是很重要的，而这些都是科斯企业理论所没有的。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团队生产会诱致一种被称为企业的契约形式。”团队生产的效率取决于向队员支付的报酬在多大程度上和队员的生产率相一致，但是，由于不能廉价地分别直接计量每个队员的边际产出，会诱致偷懒行为，所以，一个监督生产的人就成为必要。但谁来监督监督者呢？最好的办法是让他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这样，他就有了监督的动力。那么，企业组织的实质是什么呢？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回答是：企业的实质在于对团队生产的采用。
4.企业的契约性质张五常1983年发表的《企业的契约性质》调和了科斯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理论的冲突，使我们有可能形成一种统一的企业理论。
张五常认为企业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市场失灵，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代替市场方式来组织分工，而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其实质是“用一种契约取代了另一种契约”。张五常的企业理论推进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与他和消费者的关系没有本质区别”的观点，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或一组契约，与产品市场中的契约关系不同的是，企业内的契约是买卖要素的契约。对张五常来说，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企业是在下述情况下出现的：私有要素的所有者按合约将要素使用权转让给代理者以获取收入；在此合约中，要素所有者必须遵守某些外来的指挥，而不再靠频频计较他也参与其间的多种活动的市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既然企业关系不是对市场关系的否定和替代，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
按张五常的企业理论，企业关系和市场关系本质上都是契约关系，这两种关系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契约形式，分别适用于对不同物品的交易罢了。
5.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是迄今为止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
这一理论的创始人包括威尔森、斯宾塞和泽克海森、罗斯、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格罗斯曼和哈特等。这一理论大大增强了经济学家对资本家、管理者、工人之间内在关系以及更一般的市场交易关系的理解。
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建立在两种基本假设上：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即在一个参数化模型中，对产出的分布函数不起作用）；代理人的行为不易直接地被委托人观察到（虽然有些间接的信号可以利用）。在这两项假设下，这一理论给出了两个基本观点：在任何满足代理者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者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性合约中，代理者都必须承受部分风险；如果代理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即可以通过使代理者承受完全风险（即使他成为唯一的剩余权益者）的办法来达到最优结果。
6.“非利润最大化”厂商模型新古典厂商理论假定，厂商总是企图在既定投入和技术水平下，实现产量极大化和单位成本极小化。在新古典的传统观点看来，代表性企业是生产者的恰当研究单位；生产者是理性的经济人，企业行为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新古典厂商理论在假定厂商内部有效率的前提下，集中研究市场配置效率问题，这就是典型的“新古典利润最大化厂商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厂商就好像是单一的个人，其行为与厂商规模、所有制及组织形式无关。
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研究指出，厂商并没有实现利润最大化。西托夫斯基在1943年发表的《关于利润最大化及其含义的注释》一文中，讨论了包括收入和闲暇两个变量的经理效用函数。他的分析表明，要使这个业主型企业家（经理与所有者合而为一，不存在两权分离）追求最大利润目标，则闲暇利润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零（即企业家努力的供给是无限弹性的，而闲暇对企业家的边际效用为零）。但西托夫斯基认为，这种工作心理并不一定适合于每个企业家，甚至不能正确地反映代表性企业家的工作心理，因而利润最大化目标并不是切合实际的假设。
威廉鲍莫尔则于1959年在其著作《商业行为、价值与增长》中，根据他与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合作的经验，提出了“典型”的寡头垄断者目标是在厂商获取某个“最低”限制利润水平的约束下，实现销售量（总收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著名的“销售最大化模型”。鲍莫尔说，当利润和销售量彼此发生冲突时，企业家几乎总是优先考虑增加销售量。
彭罗斯和莫里斯则分别于1959年和1964年提出了另一种“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增长最大化模型”。这一理论被认为是适合于“公司经济的，它考虑的是“厂商扩展的时间路径”。经理们的目标被假定为追求“增长的最大化”，以满足他们追求权力和威望的本能，除此之外，或许较高的增长率与较高的薪金也是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广为引用的“非利润最大化模型”是威廉姆森于1964年提出的“效用最大化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威廉姆森把“非货币价值”并入他的带有“支出偏好函数”的动机与行为模型中。经理们试图在税后利润大于或等于某个最低水平的约束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在威廉姆森的“支出偏好模型”里，经理人对成本的态度是不对称的，他们对某些类型的支出的偏好胜过其他类型的支出偏好。根据这些分析，威廉姆森提出了他的“经理效用的最大化模型”。“可自由处置的最大利润点”不一定是“经理效用的最大点”，要使经理效用最大，还需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增加职工方面的开支，这就是“经理效用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矛盾。
以上介绍的各种非利润最大化模型中，除西托夫斯基的模型外，其他模型都是在“两权分离”的背景下提出的。它们都注意到经理人员对所有者目标的偏离，这是后来“委托—代理理论”所要分析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激励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所要分析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但在这些最大化模型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假定，即“企业组织”对实现经理人员的目标是“内部有效率的”。这就必然引起人们的疑问：
难道经理层与职工之间就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吗？或者说，难道经理层的目标与职工的目标就一定是一致的或激励相容的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必然要深入到组织内部，分析和考察组织内部各层次理性人的行为机制，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和行为约束，以个人理性为基础，解决整个企业各层次的委托—代理问题或激励相容问题，这是目前相当活跃的且意义重大的研究领域。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
一、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一）实证分析方法的影响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偏向于规范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是偏向于实证分析的。根据分析方法的不同，经济学也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尤其是对中青年学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们认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在它的分析过程中，假定各人不同的偏好是事先给定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对所分析对象有什么样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只是在给定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从此意义上说，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道德中性”的特征。
对上述观点，经济学界也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家谈不谈道德，归根到底是看经济学要不要探讨经济行为的道德标准，要不要探讨经济活动与经济制度之利弊得失的价值尺度。西方制度主义学派就非常强调精神因素和道德价值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经济学应探讨经济行为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
中国经济学有着深厚的规范分析的传统，致使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释现实经济。所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实证分析，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还决定了经济学的社会价值的大小。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摒弃规范分析。即使西方经济学，也不是绝对的实证化，随着福利经济学融入微观经济学以及制度分析的重新崛起，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了一个融合的趋势。但在规范分析积习很深的中国，强调实证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实证方法的训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中国经济学要真正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结构分析方法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理论界围绕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战略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一时期是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各种讨论不仅局限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判断，而且深入到经济分析方法和理论上的差异。由于产业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因此，随着对产业结构理论认识的发展，经济学界在对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概而观之，一派主张总量分析，一派主张结构分析。
结构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在于从“经济整体”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以经济过程内部结构变化作为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即认为经济发展过程的质态变化是通过结构转换而实现的。主张结构分析的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直接地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然而抑制总需求的宏观控制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显然，中国宏观经济的突出矛盾单纯用总量概念难以说明，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才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因此，理论上加强结构分析，实践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调整，才能解决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主要矛盾。
结构主义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是现代经济学中一种具有很大影响的理论思路。这一方法或思路的特征是从经济整体性及结构分解的角度分析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价格的相对变动对资源重新配置的推动作用很小，供给与需求向均衡点的运动不能自动进行，从而市场不能结清，缺口无法填平。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是自我均衡的体系，而是持续的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的主要根源是部门间的结构的差异。因此，必须把经济分解成几个构成部分，从结构联系的角度去分析经济发展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思想上和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上都发生了向结构主义思路的转变。结构主义的思路还影响到了政府的宏观决策，在中共十三大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及“七五”计划所提出的产业政策中，既注重产业结构的量的均衡，又注重产业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体现出结构主义的理论色彩。
（三）制度分析方法的影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及制度分析方法从20世纪80代末开始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90年代。在80年代末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中，经济学界就有观点认为经济分析必须以一种既定的经济制度作为前提。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前提的。但在中国，经济学分析所面临的是一个在历史上存在时间尚短、不成熟、具有过渡性质的经济制度。因此，在运用研究一个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经济制度的方法去研究一个还不成熟、还不够稳定的经济制度时必须注意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现存的经济制度并不是完善的经济制度；第二，现存的经济构造是一种不断演变过程中的经济构造；第三，现存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少方面仅仅具有暂时的意义。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总量关系的确定性只有在组织制度同质和稳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中国目前在计划经济系统和市场经济系统并存的情况下，总量关系的形成受到异质组织结构的不同运行机制和组织行为方式的影响。在同质组织结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总量因果关系的理论，对此便失去了解释和预测的能力。因此，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不应简单地因袭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应从经济现实的特殊性出发，进行组织结构分析，才能正确地找出新的因果关系。
制度分析及新制度经济学比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现实更具有特殊意义。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可以产生许多“悖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难以满足新古典经济学所据以展开分析的制度条件。而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为分析单元，以交易费用为主要分析工具，以产权界定为资源配置的核心，以经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并且将交易费用的大小与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相联系，这些都对中国经济学研究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大的启迪意义。
二、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学科框架的影响
（一）关于经济学的学科定位根据中国的传统理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社会科学。
而西方经济学家则多将经济学看作是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西方经济学家运用“边际分析”等工具，试图使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可以作定量分析。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力求精密的特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学界，一些中青年经济学者甚至提出中国根本没有经济学，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这种观点当然有失偏颇，但许多学者都同意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缺乏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方法和规范基础上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逻辑体系。
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上海三联书店开始推出“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包括当代经济学文库、当代经济学译库、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等四个系列。这套系列丛书的出版前言说：本丛书致力于推动国内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大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一些主要经济理论刊物上的不少学术论文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上模仿西方经济学家的方法，以几个基本范畴建立起理论框架，运用一些实证的分析工具，包括数学公式进行推导，以使逻辑体系和结论“精密化”。虽然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类论文的数量在全部经济学研究论著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但它们确实使人有清新之感，而且很有生命力，发展势头颇健。
经济学终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能用“科学方法”（有控制的实验）来检验其理论。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的行为，每个人的偏好及行为不可能像试管中的化学元素一样永远是一样的；效用也不可能绝对地用数学方法计量和比较。
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而言，似乎更应强调分析方法和理论范式的变革。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不同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有很强的实验性，直接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并且能够经受现实经济生活的检验。但中国经济理论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不能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一方面，理论不能从本质上说明现实经济关系；另一方面，现实经济活动在很多地方与理论的阐述不尽相符。要改变这种状况，倒是需要在经济学的学科定位、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上借鉴西方经济学，并进行大的变革。
（二）关于经济学的学科范畴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学科范畴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规定的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是有了很大的扩展。学术界一般认为，经济学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经济理论研究、经济政策研究和经济应用研究。
经济理论研究包括纯理论研究和现实经济研究。前者是对经济理论体系的修正、改进和完善，后者是对经济实际运行中所出现的新问题的理论研究，对有关经济现象做出理论层次上的解释，并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经济政策研究主要是指对社会经济的公共政策研究。其特点是利用已有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来制订政策方案。其主要功能是针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案，并通过方案的实施来改善社会经济的运行。经济应用研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应用经济学，包括财政、金融、贸易、工业、农业、证券、投资、管理、信息、会计、统计等社会经济部门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专门研究。其特点是在基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某一经济部门或某一分支学科的运作规律和专业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应用这三大板块已基本形成，经济学者也基本上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当然在定位上有交叉、有变化）。这种经济学研究的分类和分工与世界发展趋势是相符合的，也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向现代化发展的一个表现。
三、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融合趋势分析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直有各自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线索，分界是清晰的。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两大学科体系出现了互相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既表现在一些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涉猎西方经济学，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也感兴趣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又表现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找到了立身之地，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也被用于审视、评析西方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理论体系。前者的基本范畴是商品、价值、资本、剩余价值；后者的基本范畴是需求、供给、效用、利润。两大体系的基本前提、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异，要融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资本主义部分”中加进了均衡价格、成本收益、垄断竞争等范畴，在“社会主义部分”中加进消费函数、乘数原理、市场均衡等范畴，但只要它是以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变为基点，而不是以现实的经济社会运行为起点，就不可能与西方经济学融合为一体。所以，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融合，是指两大体系在若干范畴、概念、方法上的交叉和吸纳，而不是完全融为一体。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一种偏向，不少学者在理论研究中将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死搬硬套，认为非此不足以与国际接轨，不足以使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其中的许多前提、假设、原理、约束条件对于中国是不适用的。如果不顾中国国情照搬，很难产生科学的结论。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950年以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和研究十分有限，大抵限于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介绍和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此外，还从政治经济学史的角度对西方一些重要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理论被大量引入，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重点和阶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主；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转变为以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为主；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侧重于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在经济学学科定位、学科范畴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经济学逐渐显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相融合的重要趋势。
重要概念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新。政治经济学西。
方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融合。
思考题
1.1950—2000年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呈现出怎样的理论线索？
2.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如何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