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当代我国伦理观念的现状与影响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三大社会形态在历史上本来表现为一个历时性的依次更替过程，但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生产力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为了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改革开放这场深入持久的“第二次革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为实践载体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这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它是无法从马列的“本本”里直接找到的。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初级形成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互交织，“自然人”、“经济人”、“自由人”（初级）同时并存。
社会主体的这种多元存在状态必然对道德意识形态产生决定性影响。中国是以漫长的封建历史和发达的农业文明著称于世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使血缘关系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家一国”一体的社会体制与社会结构。正如黄建中先生所说：“中土以农立国，国基于乡，民多聚族而居，不轻离其家而远其族，故道德以家族为本位。所谓五伦，属家者三，君臣视父子，朋友视昆弟，推则为四海同胞，天下一家。”这种以血缘家族为本位的传统社会结构正是“人的依赖关系”的典型形式。近代以来，历经多次社会变革的洗礼，传统社会结构遭到了巨大冲击，当前仍处于急剧变革之中。但作为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作为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它仍然顽强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发挥着它的影响和作用，这在农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市场经济观念和利益原则逐步开始渗透到农村社会，并日渐取代血缘纽带的基础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依赖关系”的消失。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依然沿用了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小生产者习惯势力仍顽强存在并发挥影响，传统的血缘伦理观念仍固守在寻常百姓的心头。这种“人的依赖关系”即使在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农村依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民营企业的“家族化”现象、乡村社区的“能人治理结构”等都是其表现形式。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绝对优势，血浓于水的古典家族一个人主义对现实道德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30多年来，我国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可以说，它是一个从“人的依赖关系”走向“物的依赖关系”的自觉历程。这一历程带来了双重的道德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使计划经济条件下尘封已久的人的主体性得以复苏，并获得人格独立的现实基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多极主体间平等的经济交往关系的总和。人们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他是社会活动的担当者，而且表现为他是各种社会角色的主体，是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广阔的经济舞台给人们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和自由选择的可能，促使人们在竞争中不断地丰富自身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同时，市场经济提供了促使人格独立和主体性高扬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在人对象化为“物”的过程中，巨大的物质财富源源流出，使得“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语）、“人不仅为自然立法，而且为自身立法”（康德语）之类主体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基础上变成人的主体性的真正实现。它扫荡着传统小生产习惯势力和古老的“人的依赖关系”，使人们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也进行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革。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物的依赖关系”潜在的消极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市场经济使人普遍地物化为“经济人”，人们的市场行为内含了个人本位的逐利冲动。在社会关系上，它遵循的是铁一般的物质利益原则，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联系了。“经济人”内在的这种利己主义的逐利冲动若不加以有效引导，就会使“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贿赂、普遍收买是一回事”，就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
当前，我国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经济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权力介入市场”的不正常现象，使“经济人”的逐利冲动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来，社会道德领域的混乱、失范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积极道德影响的同时有效抑制其消极的一面，已经成为一道现实而迫切的道德难题。
从理论上说，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抑制其道德消极面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条件。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与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首先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在发展过程中将带来阶级差别的消失，使“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这样以往的旧社会就转而为“自由人联合体”所代替。此外，“自由人联合体”正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精髓所在，其本意在于确立一种合理协调人群关系的普遍价值准则，既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性关系，又突出在处理各种利益中正确理解社会普遍利益的优先地位；它内涵了对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真实的集体必然代表广大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并以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手段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的正当利益需求。因此，集体利益就是社会成员个人利益所在，反之亦然。而背离集体利益的特殊个人利益和背离社会成员普遍个人利益的虚构集体利益，则必然损害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而言，一方面，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确立，公有制的社会组织成为“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在这样的集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对于个人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个人与集体、社会的统一使人不仅从自然界而且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纯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时期，以上理论意义并未在现实中得以体现。这是当前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的症结之一，事实上是不可回避的。
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自由人联合体”，现阶段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体现的是同一企业范围内劳动者平等的联合劳动关系，它只是初具“自由人联合体”的性质，至多只能说是“自由人联合体”的雏形。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的并存，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不尽合理，农村小生产习惯势力的顽强存在，市场经济对人的物化以及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种种不公正现象等，使“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与初级形式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互交织，“自然人”、“经济人”、“自由人”（初级）同时并存，这些都使人们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追求出现了多元化、复杂化的倾向；同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现代个人主义、古典家族一个人主义等多元道德观念的并存、斗争、消长、融合，演绎着道德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际进程。
应当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的多元生存状态和多元的道德观念又在斗争和融合的变革过程中呈现出一体化的未来趋势：市场经济大潮荡涤着传统社会“人的依赖关系”，陶铸着社会主体的独立人格，现代社会的自主、自由、平等、竞争、法制意识取代了古典家族——个人主义的陈腐观念，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在人走向物化的过程中抑制其自发的利己主义倾向，使人在物化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社会财富成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在经济生活中，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使我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存在初具了“自由人联合体”的雏形，而公有制在实现形式上的不断合理化将进一步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意味着在扬弃计划经济时代僵化的公有制模式基础上’注入市场经济释放出来的主体精神，使公有制获得了不尽的生机和活力。由此，市场经济内涵的主体精神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内涵的集体主义精神在现实的基础上得到了统一，社会劳动者将在“自然人”、“经济人”、“自由人”（初级）的碰撞与整合中成为融社会主义觉悟和现代主体精神于一身的时代新人。从道德视角看，新旧交替式的改革过程展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程：整个社会的利益取向从计划经济时代虚构的“无人共同体”回归到真实的个人，又在真实的个人基础上回归到通过平等的社会交往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而联结成的真实共同体的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一致的、兼容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现代主体精神的新型社会主义道德终将出现。
（三）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科技革命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进人了加速度的前进快车，而当代科技革命被人们认为是造成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代科技革命究竟怎样影响和改变了当代社会，应该怎样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对当代社会进行分析，怎样根据变化了的当代社会去丰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答的时代问题。
1.马克思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提出并阐述了他的社会形态理论
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对事物、现实、感性，不应该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该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他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845-1846年，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进一步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生产力制约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在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作为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成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这样，他在阐述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初步提出了他的社会结构理论，并提出了从分析现实的、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社会要素出发，进而分析社会关系，揭示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论思想。1846年12月，他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提出了“社会形式”的概念，他说：“社会一不管其形式如何一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1847年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又进一步提出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的思想，他说：“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他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他说，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最初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在历史上解体的结果。不过，又有整整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存在于交换价值控制了生产的全部深度和广度的现代世界和这样一些社会形态之间，这些社会形态的基础是一种公社所有制。1859年1月，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形态理论作了一个经典表述，他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指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经历的具体社会形态的划分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又有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两种。五形态说是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概括，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经历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所谓三形态说是指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根据人与人关系和人的发展的不同情况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五形态说中的前三个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属于三形态说中的最初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五形态说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则是三形态说中的第二大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五形态说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就是三形态说中的第三大形态，即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
总之，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形态就是指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所形成的社会有机体，不同的生产力要求着不同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所组成的不同的经济基础要求着不同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说明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间断性、阶段性，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联系和继承说明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唯物史观就是利用社会形态范畴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描述为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演进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有力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为未来的新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共产党人制定革命纲领和行动路线的理论基础，同时成为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
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自己有两点重要的声明：
第一，当年马克思在《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可以到处套用的历史哲学公式。在这封信中他还说：“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第二，马克思强调要对具体社会作具体分析，他说：“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实际上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区分为三个理论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一般论述，它们对人类社会是普遍有效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论述，它们对于人类发展历史的整体来说是有效的；第三个层次是关于具体社会形态的论述，它们只对具体的社会形态才是有效的。不同层次的理论，具有不同的真理普遍性和不同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2.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分析当代科技革命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分析的范围和理路
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社会结构仅仅理解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理解为利益性的社会结构。当代科技革命的社会影响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当年曾经论述过而为后人所忽略的社会结构，即由生产力的技术工艺性质、人与人之间的技术组织关系、社会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社会科学认识所构成的社会组织管理结构，或者说功能性的社会结构。利益性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性的社会结构的辩证结合构成了现实社会的整体。因此，只有既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利益性社会结构的影响，又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功能性社会结构的影响，我们才能对当代科技革命的社会影响作出全面的判断。
第一，当代科技革命塑造着新型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
在当代科技革命影响下，社会正在形成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力、资本密集型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生产力，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当代科技革命成果的应用。
当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加快着新知识、新理论的形成和传播速度，加快着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的速度，加快着管理决策、资金流通、生产周期、市场交易的速度，从而在总体上导致了这种新型生产力的高速乃至跳跃式的发展。当代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是在向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力、资本密集型生产力挑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高度竞争性是这种新型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重要特征。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生产力曾被恩格斯称为具有社会性的生产力，不过，这种社会性在19世纪还主要局限于某些地区、国家范围内，那时的世界市场还不是很发达。今天的局面则完全不同了，这种新型生产力的社会化已达到了世界性的程度；传统的机械化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这种生产力也暴露出了与人性相对立的特点。当代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是在克服机械化生产力的上述问题中形成和发展的，它追求着技术、生产人性化的发展方向。
生产力技术工艺性质的重大变化总会导致人们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机器的采用曾经把手工工场的生产方式改造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形成的新型生产力也正在形成着新型的生产活动方式：机械化的机器系统所形成的是机械化生产方式，自动化系统则形成着自动化的生产方式。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地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中退出来，从车间转入控制室和操纵台；机械化生产方式是一种呆板、划一的刚性生产方式，天（机器）不变，道（产品）亦不变。当前，这种生产方式正在改变，刚性生产方式正在变为柔性生产方式，同样一套制造系统可以灵活地生产出各种不同的产品；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生产力造成着集中型生产方式，包括机器、原料、人口、产品和市场的集中，大工厂、大企业、大城市都是这种集中型生产方式的产物。当代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抑制了不断集中的发展趋势，为分散型生产方式提供了条件。但是，这种分散决不意味着倒退到工业化以前的那种小生产方式，而是建立在由现代交通、运输、通讯手段所形成的广泛的乃至全球的联系基础上的分散。这种分散不但没有否定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趋势，相反却是生产力社会化发展趋势的新的存在形式。机械化生产是一种分割型生产方式，当代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既保留合理的科学的分割和分工，又从整体目标出发，形成着系统整体型的生产方式。
其次，当代科技革命建构着新型的市场交换方式
当代科技革命为市场交换提供着新手段、新形式，对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对知识、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使知识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显地扩大了市场交换的客体。这类市场与传统的物质产品市场一样遵循着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但这类市场又有其特殊规律。当代科技革命所提供的交通运输和通讯工具使人们冲破了地域位置上的阻隔和障碍，人们利用这些现代化工具可以同时在区域市场、国内市场、世界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可以方便灵活地从一个市场转入另一个市场，从而不断地扩大着市场空间，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发展。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工具加快着资本、商品和信息的流通速度，迅速提高着交换速度和交换频率。市场主体可以迅速地从过去的交换活动中脱身出来去开展新的交换业务；现代信息技术改变着交换的形式和手段，改变着银行业务的开展方式、股票交易方式。电子市场开始取代昔日售货员的叫卖市场，而自动提款卡、银行卡、信用卡、结算卡和电话卡等各式各样的塑料卡正在使支付手段、支付方式发生变化，利用这些技术设备，人们可以坐在家中购物，也可以手持一卡走遍天下有钱花。历史上每次流通手段的变化都导致了商品交换方式的革命。今天，电子信息取代纸币而成为流通手段，使得市场交换朝着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的这一崭新方向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把供求双方直接联系在一起，使市场的透明度不断增加，市场主体越来越可能把自己的经营活动建立在对市场准确分析的基础上，极大地减少自己行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从而推动了市场机制、体系和功能的不断完善，使市场竞争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第三，当代科技革命架构着新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当代科技革命不断地开发着新产品、形成着新产业，不断地更新着原有产业的技术基础，从而使社会的产业结构、人们的就业结构经历着重大的改造。
就社会的产业结构而言，其变化表现为：新兴的科学技术密集型产业、高科技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一种新技术开发成功，就会生产一种新产品，形成一种新产业。引人注目的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当代科学技术革命还以自动化、信息化的高新技术使服务业也具备了现代产业的新面貌。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挑战面前，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根本改造，使制造业也走上了自动化、信息化、电子化的发展道路。
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就业结构的相应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概括为“三增三减”：传统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传统的体力劳动型的就业岗位（蓝领工人岗位）减少，技术型、脑力劳动型的就业岗位（白领工人岗位）增加；全日制就业机会在减少，非全日制就业机会在增多。这表明，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正在形成新的职业和就业结构。当代社会的职业集团已经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职业集团。那时社会上最大的职业集团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产业工人集团，今天这个集团在缩小，而从事技术性、脑力劳动性职业的白领工人集团在不断壮大，成为最有发展前途的职业集团。这种变化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它使得现代社会以不同于近代社会的特点和规律向前发展。
第四，当代科技革命形成着新的财产占有方式和社会分层结构。
财富具有社会的、历史的性质，它的构成及其存在形态都是历史的演变的。当代科技革命不断改变着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今天，知识、信息、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更为重要的一种资本。知识致富、信息致富、技术致富正在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着人们致富的新途径。由此也相应地形成着三种新的社会阶层。一些拥有知识、信息、技术专长的专家和风险资本结合起来，创办科技密集型企业、高科技企业，经过高度紧张的创业和奋斗，获得成功之后，他们就会获得高额收人，成为科技企业家阶层；一些掌握知识、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受企业股东的聘请，走上企业经营管理岗位，形成了以总经理、经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阶层；一些文化素质高、技术熟练的工人可以获得稳定的职业、体面的工作条件、丰厚的报酬，还可以获得各种福利和保障，从而成为工人中的富有阶层。因此，随着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知识、技术、信息成为新型的资本、新型的财富，成为社会成员从一种财富阶层跳向另一种财富阶层的重要因素。
社会各阶层的人数比例正在由过去的金字塔型结构转变为纺锤形结构，传统的雇佣方式也受到了挑战。当然我们应该看到，高技术的发展也造成新的社会分化。有些人因为天时地利而获得成功，成为信息“富有者”；另一些人因机遇不利而失败，成为信息“贫困者”。
最后，当代科技革命形成着新型的权力和组织管理结构。
权力历来同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财产所有权导致了各种经济权，而经济权又导致了政治权。今天，在当代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组织管理活动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活动，组织管理权力成为相对独立于经济权、政治权的一种新型权力。这是一种由经营、组织、管理活动的职能所派生出来的权力，具有技术操作的性质，能否行使这种权力取决于经营者、组织者、管理者的才能及其掌握的专门知识。这也是一种工具性的权力。不同的社会集团因不同的经济政治地位而具有不同的利益和目的，但却可以使用相同的经营、组织、管理的体制和权力；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管理结构，就是下层众多的管理科室和人员隶属于上层少量的管理处室和人员的一种组织管理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高度的集中统一，权力都集中在上层的管理机构。面对当代科技革命挑战引起的社会急剧变化的形势，传统科层制管理结构的各种弊端和问题日益暴露，正在逐步演变为网络型组织管理结构，即除了由下层到上层的垂直的信息传输渠道之外，还有同一层次的各管理机构和人员之间的横向的信息传输渠道，不仅管理高层可以及时获得全局的信息，而且处在任何管理层级和岗位上的人们也能及时地获得全局的信息。管理权力不是只集中在管理高层，而是分散到各层次、各方面的管理岗位和人员。各种管理岗位上的人员都有一定程度的决策和管理的权力，形成了一种分层决策、分层管理的权力结构，信息和指令的传递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向反馈型的。这样的组织就不再是那种按机械原则形成的“机器”，而是由系统网络联结成的一种“有机体”，是一种快速灵活的决策系统，也是一种高效高质量的管理系统。现代信息系统既为人们获取信息也为人们表达意愿提供了条件，“网上论坛”、“网上议会”、“网上法庭”、“网上政府”之类的形式不断出现，促进着人们的民主意识、民主观念和民主要求，也在实践中开辟着民主活动的新形式。人们开始不满足于通过自己的代表来表达意愿并行使权利的方式，而要求直接参加决策和管理，出现了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直接民主演变的新动向，预示着人类文明的新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