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的反思
（一）再读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
人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是，当前人们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多是共时态的结构分析，注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历史条件、实现途径等研究，而缺乏对人的发展作历时态的宏观历史透视。这里就马克思有关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的提出及其不同内涵作些探讨。
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通过对象化实践活动不断创造出自己的生产力，而且在此基础上生产和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关系，生产和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本质。实践作为对象化活动不仅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且使现实的个人成为对象性存在的个人，使人与现实世界之间发生对象性关系，其实质也就是社会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正是把社会理解为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的自我“生成”，把社会历史理解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才科学地说明了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历史是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深化的结果，是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自己的内在本质力量即人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发展总是表征着人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自身发展的历史。在此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的著名论断，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的发展大致将经历以下三个历史形态（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等。
1.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的发展的最初历史形态。“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其历史内涵主要包括“自然化”的需要、“原始丰富”的活动、“依附”的社会关系和“缺失”的个性等。
第一，“自然化”的需要。
在该阶段的初期即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极其微小，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进程所改变。他们的需要极其简单，类似于动物的本能需要：需要的对象是某些天然的自然物（野生植物、弱小动物等），基本上没有超过大自然恩赐的范围；人还无法通过自身与自然交往以满足与发展自身的需要。随着人的生产能力的提高，人开始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开始通过自己的活动改造自然外界对象以满足与发展自身的需要。但这种改造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人的生产资料既简陋又匮乏，其生产只是在低水平下简单重复，人们的生活需要和生活方式非常简单，吃饱穿暖是生活的最高目标。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与实现方式具有典型的原始的“自然化”特征。
其次，“原始丰富”的活动。
在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致使作为活动主体的人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尚未分离，人直接与大自然发生交往并与大自然形成自然的统一关系。人的活动具有天然的“原始性”，而且社会分工极不发达，人作为劳动者独立完成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活动，人与对象的交往蕴涵着多方面的属性，其本质力量能够通过多样性活动释放出来，使人的发展具有全面性，亦即“丰富性”。但是这种“原始丰富性”是没有自由发展的全面性。一方面，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完全受制于自然，人没有成为与自然对立并征服自然的自主存在，个人不能支配自己。“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是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十分有限，“生产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封闭、保守的小生产方式使得人如同一个个马铃薯一样具有天然的同质性，缺乏相异于他人的独特能力和独立本质。
第三，“依附”的社会关系。
在这一阶段，与人完全受制于自然相一致，人的社会本质极度萎缩，人完全受制于社会，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自主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依附”性。社会对于个人来说，不是具有独立个性的人的自觉组合，而是决定个人生存，具有无限权威的强制性集合力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完全屈从、依附于社会既有的等级或特权。“虽然个人之间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际关系，但他们只能作为某种具有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相互交往如封建主与仆人、地主与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或隶属于某个等级等等。”人的一切活动都为已存在的社会规定性所支配和限制，个人只是等级共同体锁链中的一环，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所在等级的先在规定再生产自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如此。
最后，“缺失”的个性。
这一阶段由于人的活动及其社会关系发展的自身局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呈一体化状态，这使得个体的人无论在自然面前，还是在社会之中都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自主性，人的个性还没有浮现在人之发展的历史平台上。人的活动具有天然的同质性，他们都以相同的方式（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生产方式）并根据同一不变的规则（遵循同一秩序和规律即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进行着，相对大自然而言，没有任何个体选择的自由或发挥个体能力的自由的活动。个人的生产活动的同质性表明，个人缺乏相异于他人的独特能力、独特本质，他只能依赖于共同体，以共同体的肢体的身份而存在，人的个性发展缺乏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个人不是消融于氏族共同体之中，就是被特定的阶级统治所吸纳。生存与发展只是在共同体的画地为牢的地面上的生存与发展，原始人是不可须臾离开共同体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原始人是依赖并归属于共同体的。而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则依赖并归属于不同的等级，且彼此间存在着不对等的统治与被统治、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典型的便是奴隶对奴隶主、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与归属。在这种人身依附与归属的主奴关系下，奴隶和农奴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人的身份，任凭奴隶主和封建主指使和处置。人的个性发展缺乏最起码的社会空间和条件。总之，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人的个性的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
2.“以物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发展的第二大历史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其历史内涵主要包括“商品化”的需要、“能动一片面”的活动、“物化”的社会关系和“独立一物役”的个性等。
第一，“商品化”的需要。
在以商品和货币为中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需要商品货币化，人超出直接的自然物质需要而通过商品化的物质生产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本质。市场经济是交换价值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形式，在这里，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特殊产品，即同个人的特殊需要发生特殊关系的产品，而是为了货币，即一般形式的财富。人的物质需要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得到满足，而发达的商品交换离不开货币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货币能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可以换取任何需要的对象，对任何特殊性都是一样的。这种追求货币、追求物质需要多样性满足的欲望使人们超出自然需要的界限而以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去生产。商品生产的无限扩大使人的需要和人的活动无限扩大。马克思曾充分肯定了商品经济的这一历史进步性，指出：“资本家……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由此，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需要。需要的商品货币化，使得社会生产的发展同人的内在本性需要的发展实现了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吃饱穿暖不再只是生活的唯一内容和最高目标，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开始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以求自身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
其次，“能动一片面”的活动。
与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人自身有限的体力及其群体联合而艰难地同自然界抗争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则学会用科学技术作用于自然，用科学支配自然的秩序，把外部自然改造为服从、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现实世界”。人不再依附、屈从于自然，而是成为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这是“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过程的转化”。结果是社会生产已远远超过单个人的体力及技能的自然局限，而一跃成为社会化的大工业生产。社会化大工业生产标志着社会成员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他们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价值。这样，资本运用科学技术全面地“调动”起全世界上的各种自然物的有用属性，唤醒自然界沉睡的潜力，使之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服务。“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意味着人类在自然界中首次确立起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为与自然界相对立的“能动”的存在物。但大工业生产是社会分工和机器化程度都很高的现代生产力，它在创造出人支配自然的强大主体能力的同时，又使人的活动和能力呈片面化、畸形化发展的趋势。每一个人都被牢牢地固定于某一特定的分工角色上，成为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部件”。
第三，“物化”的社会关系。
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的主体，主要表现为设定和确证交换价值的活动，如马克思所说，商品经济要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化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物的能力就是货币的能力即货币的力量，它要求以商品和货币等物的形式表现人们之间普遍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每个人生产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交换价值，为了换得货币，每个人需要的产品都要用货币来换取。这样个人生产与社会需求的依赖和个人需求对社会生产的依赖就集中表现为对货币的依赖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依赖关系就表现为物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物化”，是该阶段人的发展的核心本质。
最后，“独立一物役”的个性，亦即“以物为基础的独立性”。
大工业生产，不仅使人真正摆脱了完全受制于大自然的“自然依赖”，而且使人真正摆脱了完全受制于社会限制的“人身依附”，从而为发展人的独立个性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就人的活动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力空前增强，人作为自主性的实践存在独立于自然界，赢得了在自然界中独立的地位和自主的尊严；另一方面以分工为前提、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使得人的劳动及其产品在质上存在着差别，这打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同质性，造成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利益的独立化、职能的专业化、能力的差别化，使人的活动、能力、需要等具有了异质性，从而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主体双方在人格上是独立和平等的，互不依赖，这使得人从天然的血缘关系如形形色色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有了个性独立和按个人自由意志行事的可能性。但这种独立是表面上的独立，是“以物为基础的独立性”。离开了对货币（物）的依赖，这种“独立性”则无从谈起。对“货币（物）”的依赖，是“物化”社会关系的本质，而“物役”的个性则是“物化”社会关系的必然的逻辑推演。总之，“以物为基础的独立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自由发展受到了新的限制，缺乏真正的个性独立。如果有个性的话，也是依赖于物，为物所役使的“物役”个性。
3.“自由个性”是人的发展的第三大历史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该阶段人的发展的集中体现。其内涵主要包括“真正丰富”的需要、“自由自主”的活动、“自由全面”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个性”等。
第一，“真正丰富”的需要。
在产品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社会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维持个体吃饱穿暖的初级需要成为当时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主题。资本主义初期，劳动者的需要则被压低到动物性需要的简陋水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日的缩短，闲暇时间的增多，需要有了向多方面发展的可能。但资本家为谋利而制造的虚假需要又掩盖了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真正需要。马克思在揭露了资本对人的需要的扭曲的同时，指出这种多样性的需要背后的真正需要是对货币的需要，“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只有到了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的产品经济时代，人的劳动将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生的需要。它应该是物质需要或生存需要的紧迫性和相对重要性在下降而发展需要和精神需要（包括社会关系、精神生活中的各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自由的需要等）的重要性在上升。人的需要将呈现出空前的多层次性和不断的超越性，从而实现了人的需要的真正丰富性。
其次，“自由自主”的活动。
在自然形成的旧式分工和与之相应的私有制的条件下，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异化”的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人逐渐从机器中解放出来，“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另一方面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人的活动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由此，旧式分工（强制意义上的、固定化的分工）和私有制日趋消亡，这在根本上消除了个人活动的旧有属性。人的活动不再是依附于机器的片面性劳作，而具有自由自主的性质。个人的活动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自主的活动，既不受他人的强制，也不受物的关系的奴役。
第三，“自由全面”的社会关系。
随着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社会生产直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旧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已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物化的经济元素被消除，自然也不会形成物的依赖关系。人成为社会的主人，重新复归于社会，并在社会中自由发展，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自由人联合体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自由的。同时，市场经济所开启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届时将基本完成。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个人的个体局限、职业局限、地域局限和民族局限将彻底被摆脱、被超越，从而在人与人之间形成普遍的社会交往，与之相应，每个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能力的发展、活动的实现等都必须依赖于整个人类的生产。
最后，“自由个性”。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私有制被消灭，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不仅生产（生活）资料为社会共同占有，而且“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生产不再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取而代之的则是为满足社会成员个人全面发展其自由个性之需要的产品经济，那时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志趣和意愿自由安排自己的活动与时间；人成为社会的主人，人与人之间结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真正共同体的条件下，每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这样，人就发展成为自由、自觉、自为的主体，人对财富的追求变成人对自身全面发展的追求。人剥夺了物的社会权力，并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物的价值从属于人的价值。人类全部力量的发展成为人的生产的目的本身，财富仅仅表现为个人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表现为人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和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人最终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4.自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
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自由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范畴。怎样完整准确地理解自由范畴的内涵，是把握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要环节。
所谓自由，应当既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也不是全面发展的主要表现，而主要指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将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对自身发展的限制消除或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处于一种自主、自觉的状态中，从而按照自己的愿望、兴趣和爱好发展自身多方面才能。人的活动的自由状态在马克思所谓的第一、第二种社会形态的条件下并不存在，要实现人的活动的自由状态，必须消除限制人的全面发展的种种因素。因此，自由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和要求。
首先，必须消除时间对人的发展的制约，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足的自由时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要提供充足的自由时间，一方面需要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实现“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劳动的普遍化和科学化。既使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在劳动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从而使自由时间增加到最大限度，为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可见，自由时间的增多，是实现“人类能力（自由）发展”的最根本内容。
其次，消除社会关系的限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对人的全面发展来说，只有到了“社会关系允许他均匀地发展全部的特性”的时候，才可能实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需要形成普遍、丰富的社会联系。马克思在谈到人的片面发展的原因时指出，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只有在具备了“必要的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的条件下，才能“使我们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第二，普遍的社会交往和联系被人们认识和掌握，服从于人们的共同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已形成了普遍的交换和交往关系，但是，这种普遍交往对他们本身来说表现为一种物，人并不能利用这种普遍的交往关系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特性。而只有在人们都能够自由地利用普遍的世界性的交往和交换关系，与之发生普遍而丰富的联系的情况下，才能形成自己全面的能力，获得全面发展。
再次，在旧式分工的条件下，人在职业中的固定性和强制性，表明了人的活动的被迫性和不自由性，因此，消除旧式分工的限制，实现真正的劳动变换，成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重要内容。旧式分工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分担，每个人只能发展自身的某一方面，其他方面的发展受到限制。因此，要使人获得自由发展，必须通过消除旧的分工使人们自由地选择和变换职业成为可能，个人才能利用多种职业活动，形成自己全面而丰富的本质，从而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最后，消除私有制的限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自由的社会制度条件。在私有制条件下，一方面，剥削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人为地扩大和强化了分工，并使分工带上了对立的性质，造成了“一个阶级被排斥于发展之外”和“把这个阶级排斥于发展之外的阶级本身的发展也是片面”的现实；另一方面，剥削阶级把大工业奠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使人片面发展的手段，进一步促进了人的片面发展。因此，要使人的自由发展成为现实，必须消灭剥削制度，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自由的社会制度条件。
人的全面发展是类与个体逐步趋向统一的现实历史过程，而个性的全面发展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和落脚点。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考察，总是把它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在这种历史考察中，乌克思得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类的发展与个体发展逐步趋向统一的历史过程，而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历史归宿的结论。前资本主义社会为最初的社会形态，它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这一社会阶段，由于生产的不发展，每个人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全部；同时，人们的生产活动同求知活动、艺术活动和其他的社会活动表现为一种天然的融合。因而，个人则表现出一种“原始的丰富”，“一种有限的圆满境界”。只不过这种丰富和圆满是以人的对象性关系的狭隘和社会关系的贫乏为基础的。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其中，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迅速发展，整个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实现了类的发展的全面性。但是，与类的这种全面的关系和整体能力的发展相对峙的是人类个体对象性关系的极度贫乏和能力的片面发展。类的能力的发展是“靠牺牲多数个人”的能力实现的，社会多方面的需求以个人片面的需求为代价。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只有个人片面发展的现实性，而无普遍的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尽管人的片面发展是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这种类与个体相背离的状况既不符合人类的本性，又必然在一定阶段和程度上阻碍类的发展。因而，历史过程必将克服这一背离，实现类的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统一。
作为社会发展的第三种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自主经济形态或自由经济形态，是以自由个性为特征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之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与个人这种全面发展相一致的是类的发展的全面性。只不过这种类的发展的全面性，不再以个人的片面性为基础，而是以个人的全面性为前提。建立在个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类的发展的全面性以及类的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每个社会成员普遍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落脚点，因此，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反复使用了“自由个性”、“真正个人”、“社会全体成员”等概念，突出了个体发展全面性的重大意义。
（二）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演进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进行探讨和研究，他应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既考察了个人发展内容的各个方面，又把个人的发展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考察人的存在方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与人的存在方式
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对象化实践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而存在的现实存在形式。“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并以此“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在通过对象化实践活动不断创造出自己的生产力，生产和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关系、自己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本质的同时，也实现着人的历史的生成和发展。因此，人“是怎样”、“怎样生活”与他“怎样生产”是一致的。正是把人看作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而诞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存在物，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人的存在发展三形态学说，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形态和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状况。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形态，就有什么样的人的存在发展样式。当今时代，人的发展实践出现了既不同于自然经济下的“人的依赖”，又不同于商品经济下的“物的依赖”的新特质，其最大特点就是人的能力在人的存在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显。这是与当代社会生产领域中蓬勃兴起的强调和尊崇人的能力及其充分正确发挥的全球化知识经济相适应的。根据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我们认为，当代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依靠“人身依附关系”而存在和发展的生存状态，也改变了人在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依赖于“物”而存在，人通过“物”且为“物”所支配、所奴役的“物化性”发展的状况，使人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超越“物”的蒙蔽，转而依靠自身能力而独立存在，并通过人的能力的充分正确发挥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谋求自己的自由发展，正在走向以“能力依赖”为核心理念或主导价值的人的发展历史新阶段，开拓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新范式。我们把这种知识经济条件下人的新的存在形态简称为“能力依赖”。“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能力依赖”，它们作为人存在和发展的三种基本的具体历史形态和范式，各自具有其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时代历史内涵。它们的历史发展，集中表征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变革：不仅标示着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而且标示着作为存在方式之价值表征的人的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变，也标示着人之为人的内在精神文化特质亦即人格的历史变迁。
2.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
与人的发展历经“人的依赖”形态、“物的依赖”形态和“能力依赖”形态下的社会生产实践的基本方式相适应，人的生存方式的演进，表现为人由依赖于血统、特权或货币等外在异己力量的他为存在转向为依赖自身能力的自为存在的转变，亦即由非主体性生存方式向主体性生存方式的转变。“人的依赖”条件下的人身依附性存在是人的非主体性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在自然生产力条件下，源于自然肉体存在的人的体力，是人的能力在自然生产中发挥和实现的基本形式。人的能力发挥的自然原始性，人在自然界面前就必然渺小和脆弱，其结果是个人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群体——血缘群体或权力共同体才能生存，整体的存在与发展对于个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以对血缘和权力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前提和基础的非主体性存在方式。这一阶段的个体，其实质是以氏族共同体的身份而存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仍然不存在单个人的独立自主的生产活动。生产劳动要么以大规模的、强制的奴隶劳动方式进行，要么以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或封建庄园经济的方式进行，对特定权力共同体（奴隶主或封建主）的依附和归属仍然是个人从事生产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个体的人只不过是特定权力共同体的一个环节。
“物的依赖”条件下的物化存在也是一种非主体性生存方式。在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高度商品化和机器化的大工业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式。依靠工业生产和科技力量，人确立了其在自然界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劳动对科技、资本和机器的依赖，使人的能力发挥具有“物的依赖”特征的异化状态，人的劳动成为机器和资本的附属物。以货币为纽带的物化社会关系，打破了以血缘和权力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束缚和限制，消除了人的自然血统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先天限定，促使了独立人格的萌芽与发展。但是，这种独立是以人对物的依赖为前提的，从而又把人置于“物的依赖”之下。在此阶段，人的活动和关系普遍物化，对物的过度依赖使得人的力量和价值被物的力量和价值所遮蔽、所吞噬。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明显的非主体性特征。
“能力依赖”条件下的能本存在则是一种主体性生存方式。在以人的创新能力及其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能力取代人身依附和物的因素，成为社会生产和个人发展的主导要素。以人的能力及其充分正确发挥为基础的“能本化”活动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在“能本化”活动中，既不再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生产劳动的前提，也不再是劳动依赖于资本和机器，相反地，一切物质资源包括物质资本只有在人的能力、人力资本的统治和支配下才能进入生产领域，参与社会生产，创造劳动价值。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也主要不在于追求和占有物质财富，而主要在于充分正确发挥和实现人的能力，在于丰富和发展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同时人借助智能化的电子信息空间得以从劳动现场（包括对机器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劳动过程日益成为个人能力自由而全面发挥和实现的过程。人在劳动中不再是否定、反对自己，而是肯定、确证、丰富和发展自己。这样，人们不仅从资本和机器的物化统治中解脱出来，而且从唯物至上的精神统治中解脱出来，转而在自我实现的“能本化”需要的驱动下，凭个人兴趣、爱好、能力，在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进行创造性劳动。同时，人们在“能本化”活动中摒弃了血统、出身、门第、权力等人身依附因素和金钱、货币等物化因素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禁锢和束缚，转而以能力为纽带在充分发挥自身能力，谋求个人独立自主自由发展的同时，与他人结成能力组合的平等合作的社会关系。人由过去依赖于血统、权力和金钱而存在转变为依靠自身能力而存在，简称“能本存在”。如果说，血统、权力和金钱相对主体而言具有外在异己性，依赖于血统、权力和金钱而生存的存在方式是一种非主体性生存方式，那么，依赖于人的能力及其充分正确发挥而生存的存在方式必然是一种主体性生存方式。它既扬弃了“人的依赖”条件下屈从于自然力并为人的自然属性所凝固的自然自在的生存方式，又超越了“物的依赖”条件下依赖于物并为物所统治和支配的物化异己性的生存方式，从而开辟了向人的自为自觉的新生存方式变革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