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人之魂
不过，任何类的概括也不能穷尽个体的特殊性，我们说抗战入蜀的外省作家缺少对巴蜀本身的情感投入，这也只是道出了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例外总是有的，而这极少数的例外却标志着作家对四川社会与巴蜀文化的更深入的接受。我认为，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路翎。
来自南京的路翎1938年人川时年仅15岁，当然，那时的他并不是一位作家，尽管他已向赵清阁的《弹花》投过稿，他甚至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中学学业，在北碚文星场、合川古圣寺，他继续念着初中和高中，直到投稿认识胡风以前，他也未曾进入当时的重庆文艺界。实际上，即使是在认识胡风以后较长的时间里，路翎在文艺圈的交际面也很有限。因为学生身份的限制和后来谋生的需要，他长时间“都住在重庆附近的乡下、煤矿区里和市镇、码头上。”更多的机会是“和矿工、农民、船夫、小商人和地痞、恶徒、恶霸地主等接触。”
我认为我们应当特别重视路翎的这段经历，因为它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路翎与其他入蜀作家的重要差别：这是一位在四川社会最后形成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青年，是来自四川社会的感受直接推动着他成长为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而且他也无缘过着其他成年作家似的书斋生活，这就决定了他将主要浸泡在巴蜀底层最真实的世界里。正是这一点将他从抗战入蜀作家的普遍境遇中挑离出来，倒仿佛与四川的乡土作家沙汀略略相似了。
所以说，在外省入蜀作家里，可能是路翎切人四川社会、感受巴蜀文化的程度最深。路翎小说对四川社会风习的表现最为丰富，从《黑色的子孙之一》、《卸煤台下》、《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到《财主的儿女们》，他重要的作品，作品中重要的场景大多是发生在那些肮脏、破烂而人头攒动的四川乡镇。酗酒、斗殴、鸦片、对头之间的争夺，这都是我们在沙汀、周文、罗淑等四川乡土作家笔下经常看到的“巴蜀意象”，而今却是被江苏人路翎所捕捉到了。路翎也不仅仅对这些社会风习作了敏锐而浮泛的铺陈，更重要的是他还能透过社会生活的表层意象，开掘着这一区域的人们的精神面貌，这样，在对生存形态的把握当中又渗透了他对区域文化的细微体察。比如，他告诉我们，这里的生存充满了蛮野之气，郭子龙、吴顺广、陆福生、黄毛这样的实力派大打出手，何秀英、郭素娥的家庭也都闹得不可开交；蛮野中充满了粗俗的调笑，倒也显示着与那些伪善的道德社会的巨大差别；这里的女性也都这样的泼辣、大胆乃至刁顽；而这里的知识分子却又如此的平庸、苟且和富有平民色彩，比如“石桥小学底初级部的教员，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这种人物在石桥乡场上可以找到一大堆。一个男教员从前是做道士，替人家跳鬼的；另一个是乡公所底师爷；第三个，教体育，专门会模仿女人们底动作创造跳舞。这显然是一种奇异的、令人恶心的天才，他梦想袍哥底光荣，在不能够加入的时候，他就冒充，以致于挨了打。”没有对四川乡镇社会的深入体验，是很难这样从精神特质上再现巴蜀的。路翎对四川人精神品质的开掘是相当深入的，不仅为当时其他的入蜀作家所不及，恐怕也令许多的当代四川作家自愧弗如。
作为一位外省流亡者，路翎也很喜欢写流亡、写漂泊，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当时的流亡文学很不相同，路翎笔下的流亡者（如来自江苏的张振山、陕西的郭素娥，来自杭州的林伟奇、湖南的左莎，来自河南与湖南的“黑色子孙”们，以及来自苏州的青年知识分子蒋纯祖等等）都投入到了四川最基本的社会阶层当中，与地痞、流氓、小市民、平庸的教员打成一片（就好像路翎自己那样），这样，他们的生存也就不得不是巴蜀式的，巴蜀丰富的社会文化景观将与他们同在，以致像张振山、郭素娥、“黑色子孙”这类人，我们已经很难把他们与周围的四川社会强行分割开来了。
但是，路翎终究不是沙汀，不是周文，不是李劼人，他笔下的巴蜀和巴蜀人另有一番景象，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路翎小说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强烈关注和表现。如果说路翎对四川人精神品质的表现已经触及到了其他外省作家所很少触及的“巴蜀之魂”，那么，他对精神世界那种执著（几乎近于偏执）的探求却似乎又最终超过了文化的层面，直追人物的生命内核，他最终要开掘的又不仅仅是巴蜀之魂，而更是人之魂。他能从一个普通农妇身上洞见原始的生命强力，把灵魂的解剖刀同时对准正面和反面的人物，以油画般的效果呈现他们强烈的精神世界的骚动。而且，在这种叙述中，路翎也从来不掩饰自己对生命潜力的激赏和对反生命的邪恶世界的批判。正如胡风所说：“在这里，作者和他的人物们一道置身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的风暴里面，面对着这悲痛的然而伟大的现实，用着惊人的力量执行了全面的追求也就是全面的批判。”可以揣测，路翎对原始生命潜力的发见多少得之于巴蜀初民文化的强悍之气，但是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四川最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却更加注重质朴的描写，力避对理想的渲染，出现在四川文学中的“力”也多半是与实力派的蛮横相连。艾芜也表现了原始的生命活力，但那却是在四川之外的滇缅边境，正是在这些方面，路翎仍然与四川现代作家存在重要差别。
探究这一差别的文化根源，我们实际上又回到了关于文化一个人的一组永恒的矛盾：文化形成了我们，我们却总是在文化中逃亡！四川作家不能冲出夔门，就无法挣脱洄水沱的漩涡，寻找到自由的我，因而他们对于故乡的生存不无痛苦的记忆，等返回头来再作表现时也就常常是冷静的。冷静是他们自我市视的基本姿态。像路翎这样叙写着四川乡土的作家，也很难直接对那充满痛苦的现实生存意象贯注情感，倾注理想。四川作家与巴蜀文化的精神联系更多地得从历史、从文化心理结构的里层去寻找；相反，路翎挣脱了自身故乡的文化羁绊，倒在巴蜀文化的领地上获得了自由成长的机会，虽然他对四川社会的审视也是批判性的，但“批判”根本就不会妨碍他面对自己所“发见”的生命样本大抒其情。四川作家对巴蜀原始生命的激赏可能会因自身文化的束缚而堕入对蛮野的膜拜（这正是他们不愿看到的），而毫无巴蜀文化束缚的流亡者路翎却敢于尽情倾洒生命和灵魂的能量。这里所包含着的乃是不同区域文化之作家在观照同一生存现象时所表现出来的根本差别！而路翎的意义则在于，他以一个闯人者的姿态按照自己对历史和人的理解，成功地开采着“异域文化”的宝藏，又把开采出来的成果向着一个更恢宏也更高远的层次升华，整个的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巴蜀文化与其他外省文化在碰撞中实现新的融合的过程。路翎以他的文学实践比较成功地完成了这种融合，他留给后人的启迪是十分宝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