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1946—？），山西临猗人。著有小说集《猪的喜剧》、《魔子》、《轻盈的脚步》等。
蜕衣小吏
我是一只蝉。我像蝉脱壳那样，一层一层地蜕下了我的皮——母亲为我缝制的衣服。
这个联想，是我看见妻子晾晒衣服时产生的。农历六月初六，在我的家乡，是晾晒冬衣的日子。如今住在城市里，妻子还保持着这个传统。早饭后，见天气好，她将压在箱底的冬衣取出，一件一件全搭在院子里的铁丝绳上。其中一件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件棉衣，面子是青卡其布，里子则是家织布的。红蓝白黑四线经纬交织成小方格，厚厚实实，远看很像一种绒布。袖口已磨破，露出白色的棉絮。这是我穿过的一件棉衣。15年前，大学毕业后，要去山区工作，母亲特意为我缝制了这件棉衣。在我的穿衣史上，它可说是个分水岭。从此之后，我再没有穿过这种家织布的衣服。
想起以往的穿衣史，我便产生了那个奇特的联想。蝉，从幼虫变为成虫，要蜕下一层皮来。而我，从小长到大，又蜕下了多少层母亲为我缝制的衣服啊。
我的老家在晋南平原的一个小镇上。这里盛产棉花，女人大都会织布。我家人口多，收入少，我和哥哥小时候穿的衣服鞋袜，全是母亲织下布做成的。几乎可以说，自呱呱坠地，剪断脐带后，母亲又用家织布这一新的脐带，将我们的身体和她连在一起了。
家织布，我们那儿俗话叫“棉子”。母亲是织棉子的好手。她织的布，名堂可真多，什么格格布，道道布，还有麻麻布。那麻麻布，很像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雪花呢。我穿着母亲做的衣服，常被不相识的妇女拦住，一面赞叹，一面研究是怎么“缕线”的。
记得50年代初，我们那个小镇子上，忽然兴起穿大氅的风气。大概是见别的孩子有，怕自己的孩子心里委屈吧，母亲彻明彻夜地织布，总算为我兄弟俩缝制了两件大氅。我至今还能回想起，自己穿着长及脚面的大氅（为了多穿两年，故而很长），冒着风雪上学时的快乐样子。
穿家织布的袜子可就不好受了。布袜子，怕现在的年轻人连见也没见过吧？那样子就跟古装戏中武生穿的软底短靴差不了多少，当然没有那么花哨，是全白的。布袜子有夹的，有棉的，却绝没有单的。乡下人讲究实用，觉得与其穿单袜子，还不如光脚板好了。我长这么大，夏天很少穿袜子，或许就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但是，这根维系着我和母亲的脐带，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脆弱了。
记得上初中时，夏天，我还穿着母亲缝制的蓝道道家织布衫子，麻麻布裤子。冬天则是一身黑棉袄棉裤。同学中也有穿洋布的，不多。
高中我是在运城上的。在晋南，运城要算大地方了。可能是考虑到儿子要去大地方念书，母亲为我做了一件白洋布衫子。第二年春节，又请人为我做了一身蓝咔叽布的制服，可以套在黑棉袄棉裤的外头，显得体面点。
第一次穿上制服，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母亲也乐呵呵的。可是，她哪里知道，这也便是我最终远离她的开始！
外面是学生制服，里面仍是中式棉袄棉裤，这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装束，一直持续到我考上大学以后。其程序是：春节前做一身新制服，过年时套在棉衣上；夏天当单衣穿；冬天再套上。一年一换，周而复始。
制服上衣里面套件中式棉袄还没有什么，制服裤子里面套件中式棉裤，那可就不妙了。明明直溜溜的双腿，总像罗圈腿似的。最难看的，还要数小腹和两腿之间那个地方。中式棉裤的腰是打褶的；一打褶、那个地方便鼓起来。外面穿的是制服裤子，里面却一天到晚鼓得高高的，许人多难为情哟。
唯独家织布做的内衣内裤，穿起来最为舒服。刚上身有点硬，洗过几水后，柔软如丝绸，又没有丝绸那种凉凉的感觉。可谓内衣中的上品。母亲知道我喜欢穿，总是旧的还未破便又做下新的，有时干脆同时做两件，让我替换着穿。
由外而里，可说是我的蜕衣史的又一个新时代。在我是一种进步，在母亲呢，那就只能说是一种退步了。她是高兴还是忧愁，直到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过来。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吕梁山的一个村子里教学。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家境十分艰难。当时社会上忽又时兴穿中式上衣，以咖啡色的绸子面最为贵相，连农村小伙子也争相仿效。我虽有工资收入，却做不起那样的衣服。母亲猜出我的心思，便为我做了一件黑咔叽布面，家织布里子的棉衣，即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件棉衣。这倒也符合我当时的身份。
两年后，我找下对象，是个农村姑娘。母亲欣喜之余，曾叹息地说：“往后有人给你做衣服了，你也不用再穿我做的衣服啦。”
这话叫人心碎，她老人家知道，她的儿子从此之后，再也不仅仅是她的儿子了。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母亲为我做的最后一件棉衣，这多少年来，我一直舍不得丢弃，虽说早已不穿它了。
粉碎“四人帮”后，妻子和儿女都转为城镇户口，妻子还参加了工作，后来又举家迁到省城。母亲年事已高，又离我千里之遥，连见一面都不容易。我这一辈子，怕再也穿不上她老人家用家织布为我做的衣服了。每念及此，总叫人心里不是个滋味。
夜不能寐，遂披衣而起，记下这一切，姑名之曰《蜕衣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