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本来是广州的商人为了防备盗匪抢劫，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一个自卫组织。在成立的初期，他们是很自爱和安分的。广州历次的变乱，商团总是保持中立。
到了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广州革命势力日渐发展壮大。外国势力对此十分恐惧，便和买办阶级联合，为了颠覆广州革命政府，除了积极策划陈炯明叛军向广州进攻外，另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收买广州商团，企图从内部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从1912年开始，英国汇丰银行驻广州沙面分行买办陈廉伯便联合各大商家，呈请北京政府批准备案，准予商团持械训练。第一任总司令为广州保险经理曾伯华，后由陈廉伯继任，司令部设在广州西瓜园。1924年初，在英国的支持下，商团团员由初创时的一千五百人猛增至五万人，仅广州一地就有一万三千人。
外国势力对当时出任商团团长，入了英国籍的大买办陈廉伯鼓吹：“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商团就越来越倒向外国人，并最终成为英国政府颠覆和破坏广州革命政府的工具。
1924年5月27日，陈廉伯主持召开商团乡团会议，宣布要在8月13日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以他为团长，李颂韶、邓介石为副团长，并定于8月14日推翻元帅府，取而代之。
广州革命政府对于商团的叛乱阴谋早有察觉，并已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1924年7月，陈廉伯为了武装商团，向英国南利洋行购买大批枪械，于8月8日秘密运进广州。广州革命政府获悉后，即命长洲要塞司令蒋介石派舰前赴沙角截缉，将其扣留，存储于黄埔军校，并下令通缉陈廉伯。
陈廉伯运械事件被破获后，8月11日，他一方面携眷进入沙面英租界转赴香港，另一方面煽动商团一千余人，向孙中山请愿，要求发还枪械，并以总罢市相威胁。8月20日，商团总机关迁往佛山，由佛山大地主、副团长陈恭授主持。8月22日，罢市由佛山开始，迅速蔓延到广州和全省数十个市镇。8月23日商团向孙中山提出三项要求：（一）无条件发还全部枪械；（二）准许商团成立联防总部；（三）取消革命政府对陈廉伯的通缉令。8月25日，商团总部由佛山迁回广州。广州商人实行总罢市，且在各处商号挂出英法国旗。商团军也配合散发大量反动宣传品，并通电各县商团，驱逐县长，宣告“独立”。与商团有联系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以调解为名，向革命政府施加压力。8月27日，英国以沙面各国领事团的名义向广东省省长廖仲恺进行恐吓，声称如商团受到武力攻击，驻香港的“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8月28日，英国驻广州的总领事也向广东省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趁机集中炮舰九艘于白鹅潭江面示威，炮口直指中国军舰及大元帅府，对广州政府进行武力恐吓，一时人心惶惶。
孙中山发表《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谴责英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并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但广州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惧怕英国的炮舰，便暗中抵制孙中山的主张。此时，孙中山因和奉、皖两系有反直系联盟的关系，齐卢之战发生后，即离粤北伐，支援卢永祥，广州便由胡汉民代行元帅职务。胡汉民在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共议，决定与商团妥协，发还被扣枪械。商团见革命政府妥协退让，便再暗中策划，并与地方军阀勾结。
对于商团的反革命行为，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士力主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陈独秀撰文指出：“商团军纯粹是帝国主义工具……一切国民的最正当的主张，便是不但扣械不能发还，而且要解除商团现有的武装。凡是罢市赞助陈廉伯买办的，国民都认为是民贼。”廖仲恺一面命驻粤各军缉拿陈廉伯、陈恭授归案查办，一面电告各地商会，晓以大义，劝其复业，不要附逆作乱。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共同推动下，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学生军、工人代表会、农民协会、妇女团体纷纷到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进行请愿，反对商团罢市，要求孙中山下令讨伐。
1924年10月10日，广州三十多个团体在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庆祝辛亥革命十三周年大会，到会的群众约六千人。大会由谭平山主持，周恩来发表演说，谴责商团叛乱，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下午三时，与会群众进行示威。当游行队伍途经太平路与西濠口之间时，遭到全副武装的商团军袭击，当场打死工团军二十多人，伤百多人，被捕数十人。他们甚至“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割头断脚，把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场面惨不忍睹，史称“双十惨案”。第二天，商团军进一步封锁市区，构筑工事，迫令商店一律罢市，钱庄拒收银行纸币。同时散发攻击孙中山广州政府的传单，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野”等标语。而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准备进攻广州作配合，外国停泊在珠江上的十余艘军舰亦蠢蠢欲动，声言如中国政府当局向市区的商团军开火，外国军舰即进行武装干涉。霎时间形势变得十分危急。
在这千钧一发的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再次要求孙中山当机立断，“立刻以少数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令，以决最后的死战”。中共广州地委和青年团广东省委联合发表《告广州市民》书，号召各界团结起来，“解除商团武装实行国民革命，建立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广州反帝大联盟等几十个团体联名致电胡汉民，要求解散商团，严惩凶手，赔偿死难者的损失等。
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以及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也都纷纷表示愿意尽一切力量帮助政府镇压叛乱。黄埔军校学生则全体决议出发到广州作战。在这众志成城的形势下，孙中山对商团采取了断然的措施。
在惨案发生的当晚，广州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任会长，廖仲恺、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谭平山、陈友仁任委员，作为平定叛乱的最高指挥机关。10月13日，参加北伐的全部警卫军和部分湘军、粤军，星夜兼程回到广州。10月14日，孙中山发布平定商团手令，任命蒋介石为总指挥，廖仲恺、谭平山为正副监察，负责平乱。限令在24小时内务必解除商团的武装，以绝后患。
1924年10月15日凌晨，革命委员会下达总攻击令。黄埔军校学生军、工团军、农民军、警卫团和部分粤、湘、桂、赣军等兵分五路包围广州西关，一起向商团发起进攻。商团军不堪一击，15日上午西关大本营便土崩瓦解，广州其他各处的商团军亦纷纷缴械投降。政府军占领了西关各处。同时，佛山的商团也投降。陈廉伯、陈恭授等首恶分子逃亡到了香港。就这样，由外国势力、地主买办和地方军阀串通合谋的武装叛乱，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终于被彻底粉碎。
可是，由于商团的大本营所在地设在西关，在激烈的枪炮战斗中，大部分的房屋均遭到炮轰和焚毁。使人感到非常惋惜的，一代武学大师黄飞鸿设在西关十三行仁安里的宝芝林医馆，不幸也遭遇到同样的劫难。
参考/节录资料：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的《简明广东史》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