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顾顺章又提到这一点，还加了几句：“老关在这里是毫无办法的。我的处境同你们也有相似之处。我想，只要有一丝自由，我就能活动，就能远走高飞，我为什么要困在这里？”他好像真在说他自己。
我心里明白，像他这样的叛徒、特务，在国民党那里，的确是永远得不到自由的。他说想办农场等等，无非是骗人或者只是骗骗自己的鬼话。但是，我同他完全不同。我是可以无愧地回到党里去的。只要我有一点自由，我真的就可以远走高飞。如果我长期被密封在这不生不死、不明不白的匪窝里，的确是毫无希望的。我捉摸着如何才能改变一下关禁我的形式。我要求把我关进正式监狱，我以为去坐牢我就可以争取公开，可以和狱内的同志们和外面党取得联系。但他们置若罔闻，毫不理睬。看来这一条是无法办到的了。那么，我可不可以设法使他们对我有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监禁？只要争取到一丝缝隙，能从这缝隙里透过一缕新鲜空气，一线明媚的阳光，只要有一点点，就可能生出一点胚芽。发了霉的生物都能长芽，那么我能不能找到机会让我的生命生发出一点点幼芽呢？一切都需要有胚芽，有了芽就能生长，有了芽才能有希望成长。我现在被关在密封的罐子里，没有一丝空气，也就没有一点生机。于是我整天琢磨，我幻想我母亲到了上海，我幻想“他们”在同国民党打官司，而且一定在公开抗议，如为被捕被禁的牛兰夫妇、为廖承志、罗登贤等同志那样的呼吁援救呢？他们会不会为我请一名律师，争取找保释放呢？这些事过去在别的同志身上都曾有过的。我有时很兴奋，但有时又很颓唐。我明白这都是幻想。因为我不是关在监狱。国民党一直不敢公开承认逮捕了我，他们怕引起纠纷，怕得罪外国人，他们会死不认账，那么他们不会放我，也不会把我转送监狱。难道我就真的只能枉死在这间阴冷的厅子里吗？我辗转思索，这时脖子上的两条紫痕虽然已经平复，可是我心中的伤痕，每天都要烙得我心疼。
十一欺骗敌人是污点吗？
一天，顾顺章把冯达找去谈话。回来后冯达说：“丁玲！过去我犯了错误，把家里地址告诉了别人，虽不是存心，事实上等于出卖了你和梓年，这成了我一生中无法挽回、万死不赎的罪过，我是没有前途的了。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我眼看着你自杀。本来应该是我死，而你却去寻短见。我怎能不痛苦？我惟一的希望、惟一一点要活下去的意义，就是想能帮助你得到自由，你能回到党里去。我以前不愿我们分开，现在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我们命定了要分开的，一定得帮助你回去。我呢？你什么时候走了，我就什么时候走。我无别处可走，只好回广东老家。只要你还不自由，我就留在你身边。我对你没有要求，我知道你不会再爱我，你对我只有恨。但我希望你能懂得，我实在也不好受。一切都是我的错误铸成的，我只能怨我自己。恨我自己。适才顾顺章找我谈了一个问题，如何放你的问题。我简截地告诉他你的态度。我说你宁可死，决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你放心，我决不会有什么事瞒着你。如果我现在还要背着你，同他们一伙对付你，那我成了什么人！别的不说，我们到底曾经有一年多的夫妇关系。”
我说：“拣重要的说吧。你说他们怎么说的，我该怎么做。”
他说：“顾顺章还是那么说，国民党不想杀你，杀你的确不合算。他们对你同对其他人不一样。他们自然希望你自首，站到他们一边，替他们做事；你自然不会干，这他们明白。但他们也不会放你，至少是现在不会放你。他说他个人以为，你不妨表示一下，可以归隐，归隐回家养母。实际归隐也可以说得过去，无害于人嘛，就说在家乡找一项工作，平平安安过日子。”
冯达又说：“我已经做错了事，我决不劝你、不拖你下水；你会以我为戒；但我也想，你的社会地位同我不一样。国民党对你同对其他共产党员也不一样。徐恩曾说你不是共产党员，暗示了他不愿把事弄僵。这是他给自己留的一个台阶，也是给你一个台阶。自然这个台阶不容易下。只是，我以为老是想死，在毫无希望中想死也没有意义。难道就不能想一点点活的路子吗？只是不要像我，把回家的路切断了。”
我对冯达的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我认为他怕死，想委曲求全。我却抱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但我的心却也不能不有所动。遇到困难，总得想出办法克服困难。为什么不利用条件，准备条件，想尽办法争取保持清白，活着出去？难道只有死路一条？我并不怕死，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但活着才能继续革命，表明心迹。天下那样大，我生得有脚，难道我不会走吗？如果国民党真的让我回家乡，回湖南，总算比较自由了，难道我就不能再离开湖南，远走高飞吗？我既然已经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就不会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会暴露自己真正的政治身份，更不会在国民党面前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呀”那一套，我不会讲出同志们的住址，更不会出卖同志、连累同志。我说回家养母，有什么不妥呢？谁无父母，谁不养母？又是孤儿寡母！也可以回家，回家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再离开家嘛！但对国民党我决不能轻信，我这样作了，他们也未必就会对我善罢甘休。这样的戏，他们演得多了。到了晚上，冯达又说：“我想过了，对国民党为什么不可以欺骗呢！你写张简单的条子，不要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有什么不可以呢？等离开这里以后，再想别的法子；兵不厌诈嘛！我看，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我想，我可以考虑一下，应当仔细考虑，我反复思索了好几天。我想，对付杀人如麻、诡计多端的国民党反动派，革命者为什么那么老实，不能欺骗呢？但是敌人比狐狸还狡猾，我用什么办法能骗过他们呢？怎样既能欺骗敌人、同时又不伤害党、不损害革命利益呢？怎样才能使自己继续回到革命的大路呢？我应该继续跟敌人周旋，可以采用新的方法跟敌人周旋。只是自己的社会经验太少，能力有限，得千万小心，要不授人以柄，不能伤害党、不能连累他人。
最后，我决定同意，可以写一张条子给他们，大意说我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出去后居家养母。我想，这样如果真能骗过敌人，我便先回湖南，以后再设法出来，我可以远走高飞，回到同志们中间，一时留在湖南，也一样能继续革命。我这样写无损于一个共产党员的清白，也没有断绝自己继续革命的道路。顾顺章拿来了一张八行信纸那样大的一张白纸，我就在那上边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还加了一句，“未经什么审讯。”这一句是按冯达的意思加的，表示我没有受刑，这张纸条不是刑逼出来的而已。我当时和现在都一直认为我写给国民党的这张纸条没有什么价值，既不是叛变、自首，也不表示动摇、妥协。对敌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用处。对我自己，则可能是摆脱敌人的一种手段。因此，我相信，只要设身处地、客观地细想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我的困境，便不能借此说我有什么问题，更不能就此责备我有什么政治问题。以后无论旁人怎样说、怎样论定，怎样揪住不放，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错事。一九八四年中央组织部在为我彻底平反的文件中也说：“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诬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一个星期以后，顾顺章传话说，明天可以动身，回湖南去。我赶忙问是不是恢复自由，由我自己回去？顾说：“派人送你去。到了湖南再放，就自由了。”我立刻明白，我并没有自由。而且我明白，他们想把我转移到湖南，到了内地，不只是没有自由，而是在地方军阀的封建黑暗专制统治下的更不自由。我回想马日事变后的湖南大屠杀，那暗无天日的生活，比地狱还坏，还黑暗，还残酷。我在南京，是所谓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国民党担心我会揭露他们在外国租界非法绑架的罪行，更顾虑社会上还有人主持正义，进行声援营救。如果把我押送回家，落在湖南内地军阀的陷阱中，我休想能活着脱离魔掌。于是我斥责国民党的欺骗无信，坚持要在南京就地释放，坚持让我自己回湖南，坚决拒绝国民党派人押送。这样僵持了几天，我天天骂国民党不讲信用，顾顺章也不再来我这小院了。又过了几天，他却又来传话，希望我能理解他们的难处，他们决定送我和冯达同上莫干山。我说，天气都冷了，已经到阳历十月上旬了，这个时候去莫干山干什么！但这是国民党单方面的决定，不是谈判，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赖着不走不行，骂也无用。三四天后只得动身了。国民党为了要加紧对我的防范和监视，决定在冬天把我禁锢在与世隔绝的莫干山上。看来他们对冯达也不能完全放心，所以在押送人员中，除了那些看守外，还增加了另一对夫妇。在一个还不亮的清晨，我离开了王公馆。影影绰绰中我走出了一扇巍峨而并不辉煌的旧的大门，像五月十四日在上海昆山花园路和五月卅一日半夜在南京的旅馆一样，我被一群人簇拥着塞进一辆轿车，离开了王公馆。那位王先生早已悄然隐去，再也没有露面了。十二奠干山的冬天汽车围着太湖绕行，我无心观看车外的景色，一点也不理会什么“避暑胜地”。我的欺骗手腕没有成功，敌人比我想象的狡猾得多，但他们押送我到湖南的计谋也没有成功。我们还要较量下去的。现在我从南京一个阴冷的禁锢地转移到杭州的一个凄凉的禁锢地。我每次被迫坐上这小轿车，就感受到压迫。轿车就像小时候看过的小说上描写的囚车。这囚车比古代的囚车更坚固，更灵便，更可恨。古时绿林好汉可以劫法场，打碎囚车救出同伙。而现在要从这车里劫走“犯人”却要难上千百倍。一路我禁不住胡思乱想，愤恨难平，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山下。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原来这莫干山当年便是国民党蓝衣社培训特务的营地。
那山势陡峻，上山下山只有一条路，路口有哨卡。过了哨卡，我换坐一乘软轿迤逦上山。上得山来，拐进一个小山坳，这里有幢独立的小洋楼，楼前一块小草坪。楼内正房是两楼两底。我和冯达住楼上的一间正房，另一间由同来的那一对夫妇住。楼下有一间客室。楼内原来就有厨师、佣人。表面上这些是看房子的，收拾房子的，其实都是我的“监护人”。这天在客厅后半截吃的晚饭。吃饭时我一言不发，像刚到王公馆时那样消沉。这里虽然没有那阴森恐怖的场面来威胁刺激你，但前途也确像高山上的深秋一样，凉飕飕地等着暴风雪的来大临。一切都与我无关、无缘、无情。我对一切便都冷漠视之。
这一带的小洋房都是单独的一小幢在幢。从我们住的屋里可以望见远处那些隐约在树丛后边的红色的绿色的小楼屋的一角。看房子的人说，在这里避暑的游客早都下山走了；山上一条最热闹的小街上的小店，那些卖冷饮的、卖食品的、卖手工艺品的、卖百货的全都关了门，门上一把锁。太阳虽然有，但因两边都是山，太阳很晚才出来，很早就下去了。看房子的还告诉我，再过一个月就要封山了，大雪封山交通就断了。他们正忙着从山下买菜，在山上运柴；还在楼下客厅里安上了一个铁桶似的炉子，再过几天就要用木柴烧起炉子取暖了。在这里，白天我只能呆呆地坐在院子里，遥望那烟雾朦胧的远山和那由绿变黄的山谷，痴痴地追踪那翱翔盘旋的苍鹰。许久许久，从被捕以来强忍着未曾流出的苦涩的泪水，常常潸然挂满一脸。上山后才穿的一件赶制的不合身的棉袍的下襟里子，每天被泪水湿透了一层又一层，深灰的布面上全是一团一片的褪了色的渍印，好像是一块染坏了的旧布。我一生的凄苦生涯，我的艰难困危的挣扎都一起涌上心头。我整天坐在这初冬的寂静的高山上，向往宇宙中的一切。万物皆自由，惟独我被困在这离地面一千公尺以上的山上，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些受罪的神。我的心像滚油在沸腾、在熬煎，但我却只能沉默无言。我要喊、要叫、要撞、要冲击！但又什么都不能，只能让泪水像涓涓的苦泉，一个劲地往下流，滴在衣襟上，滴入泥土里，到夜晚就又把枕头、被头浸湿。
来到这里，我曾几次抗议把我囚禁在这寒冷的高山，还禁止我出门。最使我心烦的便是一日三餐得陪着那位增派来监视我的、使人厌恶的从苏联回来的叛徒。后来他们才允许我能在山上各处走走。我自然又萌生了非分之想，每天都到外边游逛。先是那从苏联回来的叛徒紧紧跟在后边；后来我与冯达常常不等他们，不顾他们，自己往外走。走到山上，又走向山下。但不须走多远，总会有一位佣人忽然从那个竹丛里钻出来，笑嘻嘻地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每天都不顾疲劳地上上下下，却总也找不到一点机会。尽管我明明知道下山的路上是设有关卡的，即便我到了山下，也仍然走不出去；即使能偷着出去了，也会在公路上被抓回来。这里山上山下，四面八方都安得有密密的电话线路，我能走到什么地方？能躲到什么地方？
天气慢慢冷起来，十一月初山上就下雪了；不下雪的时候，也常常是云雾弥漫。我只有一件薄棉袍，白天只能拥被而坐，喝点白开水，翻翻旧报纸。楼下客厅里的火炉烧得很旺、很暖和，可是我不愿意同那位叛徒促膝而坐。南京来的那群看守虽然粗野、无知，但还可以以人视之；这位高等看守，虽然吃过面包、读书识字，也能谈点政治时事，如当时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或者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说轶闻，但实在鄙俗不堪。我感到他的灵魂太丑恶，令人难受，听了他的一些言词就像吃了苍蝇似的只想呕吐。因此，我整日整夜都呆坐在楼上屋里床上，以泪洗面。
冯达曾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来，我都把他当仇人似的看待。现在，我被隔离在这阴森的高山上，寒冷不只冻硬了我日用的毛巾、手绢、杯里的茶水，也麻本了我的心灵。我实在需要一点热，哪怕一点点。一点点热就可以使我冻得发僵的脚暖和过来，一点点热，也可以把我冻得死去的心暖活过来。这时我根本没有什么爱、什么喜悦，我整个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间还有一点点热，就让它把我暖过来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而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的确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竞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与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我没有权利把她杀死在肚子里，我更不愿把这个女孩留给冯达，或者随便扔给什么人，或者丢到孤儿院、育婴堂。我要挽救这条小生命，要千方百计让她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正常地生活和获得美丽光明的前途，我愿为她承担不应承担的所有罪责，一定要把她带在身边，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队伍里。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良心。哪里知道后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竟成了一条“罪状”，永远烙在我的身上，永远得不到原谅，永远被指责。甚至有时还要加罪于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让她从小到大，在心上始终划上一道刀口，好像她应该低人一等，她应该忍受一些人对她的冷眼和歧视。我有时不得不长叹“这人世实在太残酷了，怎么四处都像那个寒冷的冻僵人的冰冷的莫干山的世界呢？”自然，我这样说也许是过分了的。当一九四。年、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我对陈云同志、任弼时同志、周恩来同志先后陈述这段历史时，他们是谅解的。恩来同志还说，你要帮助那些不熟习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那时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们对此是容易理解的。他们都曾为此黯然良久。他们说：“这是很难怪你的。”因此在我的心上永久嵌着这些同志的名字。
那一对和我们一同上山，派来监视我们的夫妇当然看得出我一天比一天憔悴、颓唐、沉默，而更可能是他们也熬不过这严寒的日子。山上雪下得很大，那些挺拔直立的竹子都被压倒，横躺在地上。菜蔬也一天一天困难，那吃过苏联黑面包的家伙原来有肺病，以为监护我上莫干山他自己可以捞到疗养的机会，谁知时令不对，他天天唠唠叨叨，说咳嗽加剧了。这以后有一天，他宣布第二天启程回南京。果然一切都准备停当，人佚轿子，护送人员……在一片耀眼的雪光中，这个行列一步一步踩着一尺多深的积雪走下山去。是快过阳历年的时候了，我摆脱了那著名的避暑胜地。
十三该让母亲来南京吗？
山上下雪，山下也下雪，而且还下雨。漫天雨雪霏霏，满地潮湿泥泞。我又冷又倦，缩在轿子里，蜷在车子里，任它颠颠簸簸，任它天昏地暗；我以为我生病了，以为我快死了。过了一天一夜，我被送回到南京城里的一户人家，一户普通的住宅。介绍我认识房主人时，说是姓曹，称曹先生，高高个儿，像一个买卖人，很稳重的样子。他客气地对我说：“委屈你暂时在我这里住几天，房浅屋窄，照顾不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一声，我太太会替你办。”我这才看见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微微有点发胖的中年女人。他接下去又说道：“这院子里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坐坐玩玩，只是不好出大门。嘿嘿，这我们有责任，我们担不起。这条巷子很小，巷口日夜有人，要出去是很难的。”我心里明白了，这里仍旧是监禁，只不过稍稍换了一点形式。这时，押送我们回来的那伙人好像已经把物件都移交给屋主人似的就走了。这一对曹姓夫妇便把我们引进一间房子，一间新的牢房。
这间睡房是这家院宅倒厅的侧屋。通厅子的门从外边锁上了，进进出出得走厢房。厢房没有住人，就成了过道。厢房有一个门通正房。正房大概是主人夫妇住的。门上挂着门帘，我从来没有窥探过。也许这个门从那边锁着的，根本也走不过去。厢房外是天井，上边一小块天。天井前边是倒厅，走过倒厅是屏门，再走过屏门就该是大门了。在平常这是多么使人自得的地方。天井后边是堂屋，堂屋后边的后院，大约都是南方老式屋子的式样，后房哕、厨房哕、下房哕、后天井哕，这都在我的视线以外，我也无心去走访。
那个曹太太好像很能干，她自己到我房中来端饭送水，扫地、抹灰也不支使她家的娘姨。我每常看见她家娘姨把饭菜送到堂屋，再由她亲自给我送来。她家还有一个老太太，不知是姓曹的母亲还是岳母，她整天不说话，只坐在堂屋里守望着。还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好像很安于寂寞，放学回来就独自一人在堂屋里或天井里玩耍，偶尔站在厢房通到我房间来的那门边，好奇地看着我们，像看动物园里的老虎似的。一招呼他，他回头就跑。
我终顺坐在屋子里，从一扇小玻璃窗中望望天，或者从窗帘后看着堂屋里。这一家人，两夫妇、一老、一小、一仆，都像很有礼貌的人。他们不来盘查我的来历，我也无须了解他们的底细。每天碰几次面，点点头，疏疏落落，客客气气，倒也安静。阳历年过去了，我们是年前到的他们家。阴历年又过去了。大约因为家里住了我这样的客人，他们家过年过得真冷清，小孩放了一挂小鞭炮，年三十他们只吃四盘菜，也给我们分了一些。他们自己不出门，也不见一个亲戚客人来贺年。我心里明白，要从这里出走是困难的。他们还闪闪烁烁告诉我，巷子口上安得有人，这绝不是假话，不是为着吓唬我才说的。这时，半年多来，受种种折磨刺激，我的确病倒了，天天晚上发烧、失眠，像感冒，也像疟疾。冯达也成天咳嗽，整天都有低烧。这年三月间，在被捕之前，他已经发现患有肺结核，原打算请假休息一个时期，从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要来的二百元稿费，就是为他治疗肺病准备的，可是现在我们谁也不愿说。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看到对方的身体在一天天垮下去，可是说又有什么用？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熬着、等着。
静中也仍然不能不思动，我不免总还要做着没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因为国民党曾几次改变监禁我的地点和一些形式，我便幻想是否可能还会有所变动。如果我能走出大门，如果我能够发一封信出去，如果我能争取到这位曹太太的一星半点的同情，对我生点恻隐之心，或者我能争取他家雇佣的娘姨替我跑一两次腿，不是很好吗？
我耐心设法主动地同他们接近一点。当曹太太到我房中来时，我留她坐一坐；当她的孩子站到我房门口时，我也逗逗他，问问他的学业成绩；我有时也跑到堂屋去和那位老太太搭讪几句。但不行，一切尝试、努力，都落了空。我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这些雇佣人员都是经过选择，是愚顽可靠的人。他们对我守口如瓶，不露一点口风。那个曹先生整天不在家，晚上回来也只关在他们自己屋子里。我知道同他谈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他无非是国民党调查科下的一个小走狗，一个忠实的奴仆爪牙。他既无权、又无能，也没有胆量为我做一点小事，哪怕是给我通一点风、报一个信。他现在不纠缠我，不在我面前装腔演戏，就算够好的了。我在这里比在王公馆时安静多了，我依然是_名未经判决的无期徒刑的囚犯而已。
三月的一天，曹先生忽然喜气洋洋地走到我们房里，笑眯眯地说：“徐科长吩咐我们替你们收拾房子，说要给你们自由，你们自己过日子。他们还说派人去湖南老家，把你们老太太接来。要是老太太能来，那就最好了。”他还问了一些关于我母亲的年龄、生活现状等等，语气中都表示他个人对我和我母亲的同情。这是两个多月来从他那里得来的惟一的一点消息。
这是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呢？说是好消息，是我可以见到久别的母亲，我可以从母亲那里知道一点外界朋友的情况，我还可以借助母亲，设法同外边的朋友、同志联系，把我的真实情况透露出去。但也可能这是坏消息，就是国民党把我母亲也抓来南京陪我坐牢，至少是想把我母亲当成人质。我一个人如果要跑离南京是比较容易的，但我怎么能背负着老母亲一同逃跑呢？何况还有四岁的麟儿。麟儿生下来两个多月爸爸便被国民党逮捕，不满一百天，爸爸便被惨杀。我忍痛把他送回湖南，交给我母亲抚养。现在我母亲如果只身来南京看我，那麟儿将寄养在哪里？我们在家乡，早已没有一个亲人了。母亲如果把麟儿也带来身边，我怎能忍心把也频的亲骨肉留在屠杀也频的国民党刽子手们的魔掌里！母亲无论怎样是不能来的！他们可以饿死在湖南，流落在湖南。只要他们不死，或者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同志们会有人去帮助他们、救济他们。我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最后，我认为我母亲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不是一个平凡的女性，她既有能耐来，就一定也有能耐离开。她在家乡多少能了解外边的一些情形，我相信她能够理智地权衡得失、利弊。我为什么不相信她呢？她是经受过大灾大难的，她受过生活的严峻考验，她是坚韧不拔的。我应该相信她，我应该以有这样患难中可以依赖的母亲而自豪。我应该相信她。过了几天曹先生又来打问我的意见了。他像很有把握地、轻松地说道：“你们有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吧。老太太总会十分思念你的。她会很希望来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一封信就更好了。”我又开始了各种揣测。到底要不要母亲来一趟呢？若说国民党想就此把我母亲拘留起来，那是没有丝毫理由的。但是，母亲真若来了，国民党是要把她作为“人质”的。我同意让母亲来作为我取得某种自由的“人质”，那未免太自私、太残酷了。何况国民党至今没有肯定地说放我，完全恢复我的自由，只含混地说是可以自由居住，仍只限定在南京。我何时才能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完全自由的境地呢？母亲啊！你在苦难中的女儿是多么想念你呵！我到底应该何所适从呢？
过了两天，在极度矛盾中，我写了一封短信，给我的母亲。信中大约是这样说：“我失去自由已一年，你一定很想念我。现在有一个机会，你如能来南京一趟，我们或可相见。但这里能否适应，请您仔细定夺。”命运究竟如何，小船将怎样航行，将遇到什么风浪，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只是轻率地把选择留给我母亲。但我实在无从考虑，这有多大风险，这群魔鬼到底又在打什么算盘。但我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我不死，我一定得争取自由，争取脱离南京。时间可能会长一点，路途也会迂回曲折，但我的决心决不改变，我的愿望一定要实现。”
十四母亲呵，我感谢你！
四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曹先生家忽然热闹起来了。他家门口停了两部马车，进来了两个人，说是来接我们的，曹先生也陪着。等我上了马车，曹先生才神秘而且有趣地轻轻告诉我：“现在我们去轮船码头，令堂老太太乘坐的轮船快到了。”
我真没有想到她来得这样快，虽然我曾经写过一纸短简，但事情的确来得太快，我思想上还没有一点准备。母亲真的来了，我将对她说些什么呢？她总该有点精神准备吧，她将对我说些什么呢？我真有点昏头昏脑，我坐在马车里胡思乱想，又像什么都没想。我什么时候到的码头，我怎样走上了一只拥挤的船，我几乎是毫无知觉的。终于我被引进一间船舱，我看见了一个老妇人，一个十分苍老憔悴的老妇人。呵！这就是我的母亲，这是我母亲吗？
老妇人一下扑在我怀里，两手紧紧把我抱着，眼泪像泉水，像瀑布似的挂满一脸。但我怎么也感觉不到这便是我那慈祥、严肃、可亲的母亲。但这绝对不是旁人。细看她的容貌，不管怎样苍老也还是她。而且倚在她身旁的男孩，不管怎么长大了些，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一眼还认得出那就是麟儿，是我的儿子。他依旧带着那么一副总是用一对小眼睛审慎地看着周围一切的神情。这不是他们，还能是谁呢？我迷茫地痴痴地跟着曹先生，跟在一群陌生人的后边，在人流中涌着，挤出了码头，挤进了马车。马蹄得得，微风吹着车轮碾过后扬起的尘土。我失神地盯着坐在我对面的那个老妇人和那个小男孩，另外还有一个陪着我母亲来的中年妇女。我没有流泪，没有悲伤，我也没有欢喜。我不知该怎么说，说些什么。我应该安慰她们，可是我能用什么来慰藉她们？我遍身都是伤痕，我心头积满着愤怒，我能让孱弱的老母和孤儿来分担我如此深重的愁苦吗？
这一夜，我们一家挤在曹先生的那问倒厅的侧屋里，母亲拉着我的手，我怀里拥着我的儿子。我听老人家述说这一路来的情景。原来半个月前就有人冒称是我的朋友去看过她。她一看见信，认出是我的笔迹，就毫不犹豫地决定走，不管是天涯海角，要跟着接她的人一道走，而且带着麟儿，还设法带了一个老佣人。为了要见惟一的女儿一面，她准备承担一切风险。她反复申说，要把孩子交给我。因为她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加上战争风云，乡下也不太平。她过去能勉强抚养我，现在她再也无力抚养这个十分可爱的伶仃孤儿了！
我心里透明了，也凉透了。母亲的确已经衰老了。我不应该再加重她的负担，现在她只得依靠惟一的我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处理目前的这一切呢？
关于我自己这些年的遭遇，我决定什么也不告诉她。也频惨死的恶讯，过去我瞒着她，一直没有对她讲。现在我也不清楚她到底知道些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只得仍然瞒着她。我不让她知道我的处境，我的艰难，我的思想，我的打算，我的预谋。就让她暂时把曹先生当成我的好朋友，把冯达当成我的好丈夫吧，让她以为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切传说谣言都过去了，一切艰难危险也过去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让她担惊受怕，至少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抚摸着她枯干的手，冷静地说：“先住下来，等以后慢慢再说。你为我和也频把麟儿带得这么大，你在困难中替我尽了当母亲的责任，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才好。曹先生说已经给我们收拾了几间屋子，明天我们就搬过去。我们先暂时住几天，其余的事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曹先生亲自把我们送到新居，他的太太，他的母亲送我到大门边。那个平顺不爱说话的娘姨远远站在堂屋里望着。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曹公馆，离开了这个家。曹家的房子坐落在南京城的什么地方，他们一家是干什么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十五与姚蓬子为邻
离开了曹家，我们先后住在明瓦廊与螺丝转弯，这两个住处，每个地方住了多久，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好像是先到明瓦廊，后来才搬到螺丝转弯，在这两处一共住了四个多月。这两处房子都比较大，是老式的印子屋。一进前院或侧面院子，都住有同我们不相干、实在又大有关系的一些不认识的人。不言而喻，我们还是陷在国民党调查科为我们布设的罗网里。我在这里，表面上可以说是独立居家，自己料理生活。但实际是明松暗紧，仅仅是换了另一个方式的继续监视而已。在这里先后发生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凭我的回忆，我把它们记在这里。
回想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姚蓬子。回上海后，姚就常来我家做客。他那时住在法国租界马浪路，我们住在萨坡赛路，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一九三。年春，上海筹备成立左联，蓬子常常把左联的消息带来；他自己是否参加了筹备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谈鲁迅、讲左联的一些筹备人，冯乃超哕，冯雪峰哕，柔石哕等等，他们似乎很接近。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不久又和胡也频从济南回到上海。我们决定参加左联，便是潘汉年和他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谈话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我接受组织委托，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予被分配协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因此他和我就经常有联系。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编《文学月报》。只两期，便被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从此，我许久都未再见他的面。
我一搬进明瓦廊，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一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一下，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呵！我一下跳到他们面前，大声叫唤，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有许多事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头走进里屋，他的妻子敷衍着我。我一点不理解，我想问他们，我有一连串的事要问他们。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怎么落到这般田地？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好像很沉闷，看样子，他们不会告诉我什么。我只好颓丧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问房子里。
第二天，冯达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之后，我记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像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蓬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去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1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力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妄想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作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的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自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而要蓬子或冯达再干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十六冯达的打算
冯达同我的一次谈话，我永远记得。这大概是在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良心上的斗争。在搬到明瓦廊新居后的几天，一个晚上，他很慎重地对我说：“丁玲！我不应该瞒你，我一定要告诉你，离开曹家的那天晚上，我到他屋里去了一趟，他谈到了我们搬家的事。他说以后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让我们独立住家；但这不是说你完全自由了。你既然不自由，你就无法自己谋生，他们应该给你生活费，这我不能拒绝。不然，你在南京城里，怎样生活？没有犯人坐牢还得自付饭费的。至于我，情况同你不一样。我已经走错了一步，什么话我也不想说了，说了也无用。总之，现在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你想回去，而且可以回去，但是我却回不去了。我回去的路没有了，没有任何希望了，这只怪我自己。我曾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国民党眼中，我不值钱，他们瞧不起我！有我无我对他们无足轻重。我现在又有病，按一般情况，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铺保，或者我老家来人，具个结，我是可以被释放回家的。这也有先例。不过现在国民党不会这样做，这是因为有你，他们不能放你；他们也不能像对你那样对待我。那晚，那个姓曹的说，要我到一个翻译机关去翻译一点资料，算是为我安插工作，安排生活。这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差使，也不会有什么秘密，月薪是六十元。他还说这个机关人员不多，大都是一些懂外文的共产党员（自然是自首过的）；我不得不答应了。丁玲！我希望你懂得我，我也是为了你，我没有办法可以保护你，但我总想帮助你一点什么。你是要回去的，我就帮助你实现这个惟一的愿望吧。我在他们面前表示迁就，他们就会容易相信，以为我还可以牵制你。你就应该利用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蓬子弄来同我们住在一块，我看也有这个意思。他们以为过去你同姚蓬子是好朋友，据说你被绑架后，社会上一度传说你已死难，蓬子还写过纪念你的文章，很可能夸大了同你的友情，谬称知己，不管别人怎么说，都是死无对证。现在，你也要利用这层关系，你平常为人太单纯，太直率。但最近我不得不想，我们的处境，你的愿望，都应该仔细考虑。”我一时被他的这些话吓住了，冯达竞要去国民党一个机关做什么翻译，这怎么可以呢？他这不是越陷越深吗？如果他去国民党机关上工支薪，我一定得同他分开。过去一同监禁，我曾几次要求分开过。他分辩得那样诚恳，又说忏悔，又说帮助，我还有些相信，或者说是半信半疑。但他现在居然说要去作事，那不是也成了国民党御用的走狗么！我怎么还能同他关在一起？但现在我再提出分开，国民党仍是不会理睬的。因此，我生他的气，我骂他，但都没有用。过去，他也许是受了骗，上了当，以为可以混过去，所以讲出了我们家的住址，还可以说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但这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事后才对我说，可见他主意已经下定了。他总叹说他是没有希望再回去的，我以为这有一部分也是受了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宣传，他总以为党绝对不会饶恕他了，而且一定会采取非常手段来制裁他。但这又从哪里说起呢？我只说道：“我不同意你去。你既然知道你第一步错了，就不能再错。是一个人嘛，不能做好事，也不要做坏事，你的前途，只有不去那里当什么翻译。你如果真回去的话，我以为不会像你想的那么恐怖可怕。万一老家不收你，你倒霉了，也比在国民党这里好。你怎么不做更长远的考虑呢？而且，你去那里当翻译，不管你翻译什么，不管你做得多少，你总是进了人家的门，为人家做事，你不只绝了自己回去的路，而且叫我怎么做人？”
冯达听了，也很沉重，他说：“这与你无关。这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了很久，内心很痛苦，但我认为：我不忍拖你下水，也不能总像现在这样跟着你，我跟着你只能拖累你。有什么法子呢？我自然希望国民党对你的监视能够逐渐放松，然后你就可以找机会跳出去，脱离这个苦海。我说过，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你走后，我就回广东老家。我们是命定要分开的。现在我的身体很坏，肺部这半年来经常疼痛。我不一定能活得长，但我希望能够看到你自由。”我看到他的脸色发红，微微渗着汗珠，我不愿多想，只说：“那我们现在就分开。”他说：“分开！分开！一定要分开！只是你暂时不要闹出去。”他又说：“我明天要去那个机关，可能要填一份履历表。你不必为我担心，我会尽可能给自己留有余地。我最担心的就是不能断了你回家的路。我知道你一定能坚持住，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这一夜我没有办法阖眼，他好像也转侧通宵。事情怎么竟会变得这样，真是不能想象。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看来，只得过一时再说。但不管怎样，冯达现在是要到敌人的一个机关里去工作了。要应付姚蓬子，也要应付冯达，我将应付这越来越复杂的困难环境。既要提防他们，又要利用他们作为掩护，欺骗敌人，麻痹敌人，创造条件，使自己能和党取得联系，得到党的帮助和营救。我能做得到吗？天哪，我一定要做到！
十七张道藩三碰钉子
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的一天，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光临明瓦廊了，说是特来看望我和姚蓬子的。对这个人过去只知道他是国民党中央的文化官，传说是一个大官僚。对这种人我过去根本不屑于注意，只有仇视，但并不了解他的根底。我意识到此时此地到这里来看我的人，不管官大官小，不管怎样说得好听，名是拜访，实是审问，是了解，是安抚，是欺骗……总之，对这些人，我都要警惕。张道藩的样子看来很随和，说这次来拜访，是为了消除我的寂寞，他建议我写点文章，不愿意发表就不发表，又说写剧本最好。他说他现有一段戏剧材料，他愿意介绍给我，供我写作参考；如果我肯执笔，那就太好了。对此我毫不考虑，毫不动心，我推诿说身体不好，无意于此；我说我从来没有写过剧本。他见我这样冷淡，话不投机，没有坐多久就告辞走了。大约过了个把月，张道藩又派人用汽车把我同姚蓬子接到他办公的地方（不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不是国民政府），这是一幢有花园的小洋房。他单刀直入，阐述了第一次见面时对我说过的建议，希望我写这个剧本；我一定不写的话，无论如何，就为这个剧本编写一个故事提纲。但我又都拒绝了。他对此表示很遗憾；只得用汽车把我们送了回来。第三次又是他亲自来，他十分得意，欢欢喜喜地告诉我，剧本他自己写好了，只希望我看看，提提意见，或者就请我动笔替他修改一下。我简直奇怪，他太屈尊了。我仍用第一次见面说过的话拒绝他，说自己不懂戏，也无意于此。他才索然无趣地走了。从此以后，他没有再来，我也再未见到他。只是到了一九三五年或三六年，知道这个剧曾在南京上演，报上大登广告，轰动一时，热闹了一阵，剧名就是他同我谈过的。只是剧本内容我不知道；现在就连剧名我也忘记了。不过那时这个剧的确上演过，主要演员和演出的负责人，我都记得，他们当时曾托人给我送来了入场券。但我因为感情上很难受，无心去看就是了。半个世纪后看来，当年我拒绝参加张道藩提出的这个剧本的写作和修改，是在无意中对国民党企图利用这次演出打击左翼文化革命运动的如意算盘给了一个小小的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