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建开平时忽必烈还没有做大汗。忽必烈的人生重大转变，基本上都是在开平完成的。开平北枕龙岗，南濒滦水，四山拱卫，地处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地上。当时在联络和林与燕京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作为都城却显得底气不足，一为新筑之城，百姓无几，二为一块草地也供养不了急剧增加的各色人等。此外随着统治重心的南移，开平也有许多不便之处。
和林始建于窝阔台，完成于蒙哥。十分有趣，他们二位一面残破行将并入自己版图的异人国度，一面却又依照被摧毁的异域建筑样式兴建自己的国都。但经过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数番争夺，和林已呈破败之势，而且它太靠近敌人海都的领地，实际上已地处前线，成为草原诸王争夺之地，因其远离汉地促使忽必烈放弃定都和林的想法。
只有燕京勉强被忽必烈接受，但燕京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缺点：无法满足忽必烈的草原口味。不过，从政治上考虑，燕京的确有它独具的魅力。忽必烈的家臣曾向他建议：“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潍，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自古以来燕京就是中原通往辽东和漠北的枢纽，也是中原王朝抗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牧的军事重镇。在争位战争中，忽必烈就是依托燕京，借汉地丰厚人力、财力而取胜的。忽必烈随版图的南移与扩大、巩固，统治中心也势必要着眼于加强农业城廓地区的控制，李璮之乱也加速了他的选择。1264年二月，忽必烈开始修复琼华岛，揭开营建都城的序幕。同年，因去年升开平为上都而改燕京为中都。1272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
为弥补燕京的遗憾，忽必烈一方面准备辟城外的农田为牧场，另一方面一年中仍留一半的时间在上都。这与蒙古诸汗逐水草季节迁徙的习惯相吻合，两都制逐渐形成。
深究起来，两都制的内涵不仅仅为忽必烈照顾自己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和林废置以后，上都便成为忽必烈笼络诸王、抵御海都势力东窥的基地。照顾草原诸王的情绪尤为重要。实际上，忽必烈正是倚上都驾驭漠北，行使大汗的权力；凭大都君临漠南汉地，以皇帝的名义向中原腹地发号施令。这也是忽必烈调和矛盾的极妙手法之一。
1266年十二月，忽必烈开始大规模同时营建开平和燕京。他之所以急于修筑超越古今的两都，还带有炫耀国力、张扬声名以威震四方的政治目的。这是中原王朝历代开国皇帝的惯用伎俩，忽必烈的拿来主义的确已臻上乘。
不论蒙古帝国的内部分歧如何，在西欧的教皇及其它外国人眼里，忽必烈是蒙古汗国的大汗。这个帝国横跨欧亚，疆域之辽阔在忽必烈逐步确立大汗权威的进程中，他本人也自豪地认为大业甫定、国势方张、都城宫室，非巨丽宏伟，不足以雄视八荒。因此在这一年开始修筑两都具有特定的政治含义。
此外，蒙古旧俗，也促使着忽必烈，促使忽必烈去营建新城。蒙古人对废弃的古城极为嫌恶，直接名之为“马兀”（坏或恶的意思）；而对斡耳朵曾经驻营的地方。凡是有过任何烧过火的地方，蒙古人从不再扎帐，甚至连从旧迹上走过都被视为不祥的征兆。自然，金国残破的宫殿，忽必烈无论如何是不会去触忌犯讳的。早在新城营建之前，忽必烈驻身燕京，就下榻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而不是屈身于金人的废宫。
忽必烈的堪舆专家刘秉忠选定以琼华岛为中心的湖区及其周围旷地作为新址，规划好城池、宫阙后，由张宏略、段天祐等负责工程的具体指挥和组织。筑建工程以惊人的速度进展。1272年三月工程峻工，1274年正月宫阙告成，忽必烈十分激动，在御正殿接受朝贺。
到1287年工程浩大的大都新城全部告峻，它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其气势之磅礴，当年成吉思汗不敢仰视的金中都城简直无法比拟。
大都城坐北朝南、呈方形、南北较长。周围总计28600米，共计11个门。比明清时的北京城大，同样它也带有忽必烈的浑雄气魄。都城内套皇城、皇城中又置宫城。皇城、宫城是忽必烈的活动区域，皇城以外的城区整齐划一，共分五个坊，是百姓的聚居地。
与历代中原王朝的都城相较，其特色显而易见：第一，城、殿布局一仍汉制。体现了《周礼·考工记》的“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原则，建筑风格、形制一效汉制，城门、坊名均从《易经》中命名。因此从总体上它是一座汉城。第二，城内由于水源充足，绿化方面显然带有蒙古草地方面的特色。各城墙间种植有大量树木，甚至还辟有草场，饲养鹿、麝等动物。第三，皇宫内部布置基本上照搬蒙古斡耳朵里的旧制。在正殿大明殿内，忽必烈与皇后座位并设，左右排列诸王、贵族和张薛官的坐床，前方备有巨大酒瓮，桌上摆放着各种传统乐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它又是一座汉蒙糅合的、体现了忽必烈性格的城市。
忽必烈在大都的生活区间，主要集中在皇宫内的两个部分：一是以大明殿为中心，这是忽必烈处理全国政务的地方；二是以延春阁为主体的另一组建筑，是忽必烈居住、日常生活的地方。
马可·波罗在大都生活了十几年，对“人烟百万”的大都他在回忆录中作了动人的描绘。他几乎将人类创造的美好词句诸如雄伟奇观、登峰造极、壮丽富赡、气势轩昂等等都倾泻到了大都城上。如果人们怀疑这是马可·波罗的信口开河，但随后的鄂多立克和伊本白图泰对大都却表示了同样的惊羡，大都作为13世纪城中雄杰，看来并不真是马可·波罗的信口雌黄了。
我们再随历史的记载去领略一下13世纪末的上都。
上都的建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刘秉忠所建的汉式城邑，也是由外城、皇城、宫城组成；另一部分是蒙古式的官帐，驻营在一个方园20多公里的御花园上。
与大都相比，上都给了忽必烈体昧真正草原生活的乐趣。在御花园内，沟渠纵横、草地丰美，许多品种的鹿和山羊在这里游食，与它们为伍的还有成千上万色白如雪的牡马和北马，以及200多种飞禽。忽必烈对这些动物禽类，异常珍爱，任何侵犯它们自由的人都将被震怒的忽必烈处以死刑。对忽必烈来说，飞禽走兽比人更可爱。
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忽必烈驻跸在气候温和的上都。每周他都去巡游这座天然的御花园，他骑马驰骋在这片草地上，带着鹰及数头小豹，行猎取乐。当他高兴时，忽必烈放出小豹，观赏豹捕鹿羊的雄姿。
忽必烈另一项娱乐活动，也必不可少，即：饶有兴致地观赏术士的表演法术、魔术。忽必烈最感兴趣的节目有两个：一个是乌云密布，倾盆大雨即将来临，但术士们登上宫顶，一阵妖法完毕，天空却渐渐云开雾散，由雾转晴。另一个节目则更不可想象，当忽必烈坐在御膳殿就餐时，不用忽必烈以及侍卫们动手，术士们就能将酒或饮料注入杯中，然后杯子在空中飞越十数步，直接到达忽必烈手中。当忽必烈饮完后，杯子又会自动飞回原处。忽必烈曾不无得意地问基督徒：“你们会这样的法术吗？假如能，我就改信你们的宗教。”
跟随忽必烈到上都的还有中央机关的首脑们，在这里忽必烈也处理政事。另外，更重要的工作是举行蒙古传统的祭天仪式，除蒙古人外其他族人均不得参加。如果忽必烈的兴致高些，忽必烈还会屡屡举行草原诸王大宴会，宣颂成吉思汗的札撒，并让每个与会者都说一段必力格（箴言）。
两都制将忽必烈一分为二，在上都他尽情表演蒙古旧俗以取悦诸王，放纵他爱好自然的天性；在大都他尽量装出一副勤政爱民的皇帝样子，批阅成堆的枯燥奏章，倾听腐儒们哕嗦的说教。忽必烈留3个月给上都，一面避暑，一面游玩；留6个月给大都，一面过冬，一面处理全帝国的政务。另3个月忽必烈要去海滨或大草原行猎取乐。
每当春暖花开，草青地茂，忽必烈便带领数万人的各色随从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进行游猎大旅行。
每年春季，忽必烈便率领他的后妃、诸王、医生、星占学家、鹰师和各类官吏、服务人员浩浩荡荡地从大都出发，向东北方向前进。因为忽必烈早在中年时就患风湿病，他的坐骑不是马而是从安南等地进贡的大象。四头大象共载一个木制亭子，这个亭子忽必烈称之为“宝盆”。其高度可想而知，这简直是一座移动的宫殿，亭子精雕细琢，里面衬着金线织的布作垫，外面则挂着狮子皮。忽必烈的举足一动都带有他的个性，其胸襟之开阔由此亦可见一斑。
忽必烈坐在宝盆里，两旁有12名最宠幸的侍卫、官员站在他的身旁，携带着12只帝国最凶猛的大隼。在4只大象的两旁是骑马的随从。当骑马的卫士观察到鹤或其它鸟类飞近时，便马上禀报忽必烈，忽必烈拉开宝盆门帘，看到猎物后，便命令放出大隼，而他则躺在宝盆的睡椅上，观赏空中鹰攫猎物的搏斗。
随从忽必烈的还有多达一万人的鹰师和两万人的猛犬看管者。狩猎不同的动物忽必烈豢养有不同的猎具。他用豹和山猫，追逐野鹿；用狮子袭取野猪、野牛、驴、熊、鹿、獐等；用鹰专门训练捕狼；用隼搏击飞禽。他养的许多狮子，皮毛光泽，颜色美丽，将它们关在笼内用车运至狩猎地；他养的鹰体大有力，犀利凶猛；他还养有最少5000头猛犬和猎狗。忽必烈十分喜欢观赏狮子追逐野兽，狮子凶猛的气势和捕获猎物的敏捷灵活，给忽必烈带去许多乐趣和启示。但给他带去启示最多的是围猎的壮观景象。
忽必烈将数万人的狩猎队伍分成许多小分队，从左右两个方向突进，犹如撒开大网，然后合围，将所携的猛犬、狮子、豹、鹰一起放出，而忽必烈则安然地坐在他的高大宝盆上，置身于围场中央，欣赏围场内从四面八方扑来的猎人们的奋勇搏击。鹰犬的迅猛追逐，其震憾人心的盛况，恐怕连忽必烈本人也难以用语言描述。由此，我们想到忽必烈的灭亡南宋，其场景与这围猎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猎物由猛兽换成弱宋的臣民、江山而已。
忽必烈的一切似乎都是气势非凡的代名词。大行猎的官帐其大而豪奢也令人难以置信。这顶帐幕宽敞异常。据马可·波罗说，一万名士兵能在里面排列成阵，而且还留有高级官员和草原贵族们的坐席地。帐幕的入口处朝南，东边另有一帐幕与它相通，构成一个宽敞的厅堂。它的后面是一间华丽漂亮的大房间——忽必烈的卧室。每间厅堂或卧室，用三根雕花并镏金的柱子支撑，帐幕外面用白、黑、红条纹相间的狮皮覆盖、缝结紧密，既不进风，又不透雨。里面则衬以贵重的貂皮和黑貂皮。这是忽必烈的寝宫，也是召见官员、议事，处理紧急政务的地方。如果将它比之为移动的宫殿简直是恰如其分。整个春天，忽必烈就消磨在令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游猎生活里。然后，他去上都避暑。
如果人们觉得忽必烈在大都的生活过于沉闷，那么，忽必烈用大朝宴和万寿节、白节弥补了它。
白节（指蒙古族的新年）这一天是新年伊始，所有在京的官员及各类公务人员都齐聚在皇宫的殿前向忽必烈磕头拜年。之后，忽必烈一除中原皇帝的小家子气，他不是检阅军队而是检阅由5000头大象组成的象队。全部大象都披上用金银线绣成鸟兽图案的富丽堂皇的象衣，每头大象的背上都放着两个匣子，里面满装着宫廷用的金属杯盘和其它器具。象队后面紧跟着庞大的骆驼队，同样也驮装着各种生活器具。整个队伍排好后，列队从忽必烈前走过，接受忽必烈的检阅。
九月二十八日，是忽必烈的诞辰。这是仅次于元旦节的另一个隆重而盛大的节日。所有的佛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道士及各色人等，都必须分别虔诚地祷告他们的神主、祈求保佑忽必烈万寿无疆，其势之盛，无法形容。
在白节、万寿节或其它值得庆贺的节日忽必烈还举行大朝宴。参宴的人员常达万人，只有少数人能够入座，大部分官员乃至草原贵族都必须坐在大殿的地毡上进餐。珍馐佳肴的丰盛，超乎一切的常规。宴罢后，忽必烈开始欣赏喜剧演员的各种俏皮术和术士、魔术师们的各种戏法。
当我们撩开忽必烈神秘生活的面纱，你是不是会觉得那一小片思俭草是那么的柔弱无力，弱不禁风，以致它在忽必烈的生活里显得可笑、可怜。这就是忽必烈的生活与性格，荒诞而又合理。
在中国的史书里，每个朝代、每个帝国必有奸臣。奸臣似乎没有国界、民族之分，蒙古大汗、大元皇帝忽必烈身边的第一位奸臣是中亚花剌子模费纳喀忒人阿合马。将阿合马列入《奸臣传》本不需要争论，但假如忽必烈的在天之灵拜读了宋濂的《元史·奸臣传》，他会觉得有欠公允。如果让忽必烈去写阿合马传，他一定会从汉法派和“富国”理财派的长期斗争角度以理解阿合马一生的功劳。忽必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俯瞰不同族属的矛盾，可以肯定，他要比宋濂理解得透彻。
忽必烈是崇尚实际的政治家，他附会汉法自实效始，疏远汉人也自实效始。中统建元前后，忽必烈采用了儒家治术中的积极部分，也就是治国实践部分。义、利在忽必烈的初期政治生活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他身边的汉人儒士操术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姚枢、窦默、许衡儒学义理之流与王文统法家言利之辈均能为忽必烈所接受。
李璮的背叛将忽必烈的用人计划全部打乱了。这让忽必烈不摒弃了言义的儒流，就连言利的王文统等人也被忽必烈所摒弃。但忽必烈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此，他并不会因为个人就中断汲取汉法精华的脚步，所以他依然沿汉法的道路去建立统治国家的方针政策，逐步完善新的制度。直到1271年，忽必烈将国号改为大元，他依然在这条道上蹒跚前行，没有回头的意思。
其实在附会汉法的这条道路上，无论是忽必烈还是汉儒，他们本身都感觉到辛酸无助。忽必烈一旦被个人触爆了他装满猜忌的弹药库，那么朝中争斗的硝烟马上就会弥漫开来，紧随其后的结果就是阻止了他们在附会汉法的道路上的脚步。但对于一个新建立的政权来说，最迫切的就是需要建立中央、地方的政权机构，这一点忽必烈早有认识。但忽必烈出生于蒙古贵族，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思想，在他的内心深处和大多数蒙古贵族一样，认汉制对于蒙古帝国来说可有可无。因此这更加重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疑，这让他有一种自小建立起来的信仰被玷辱的感觉，他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现状，只能痛苦地接纳着不得已而为之的汉制。因此这就致使忽必烈在附会汉法的道路上犹豫不决，时退时进。
满腔热情去再造蒙古大汗的汉儒们也被兜头泼上一盆冷水。理想被幻灭和在被怀疑、被牵制的氛围里忙忙碌碌的汉儒，也痛苦地品味着现实。1264年左右，忽必烈还没有从猜忌中喘过气来，致使中统年间“忝处朝端，谋王体而断国论”的汉儒群的一员王恽发牢骚说：皇上“今则日：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骂完忽必烈的愚，王恽承认，儒士已处于“用与不用之间”。
政治摇摆的恶果是蒙古旧制过多地积淀到新政权中。如分封采邑制，遍及各生产领域的驱奴制、手工业中的官工匠制、商业领域中的斡脱制、朝会庆典的滥赐横赏制、贵族世袭的选官制、后宫中的斡耳朵制、怯薛制、贵勋投下制、遍布全国的达鲁花赤命官制以及各项民族歧视的法令，都被原封不动或稍加改造后搬到忽必烈的新政权的各个角落。中原王朝本来就有不少的奴隶制沉淀。中国的奴隶制发展不充分，因此造成秦汉以来的封建政权很容易就接承夏商周的奴隶制观念，直到19世纪徽州还有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由此对中国封建制开端的热烈讨论，我们也可以给予理解了。现在突然又涌进大量蒙古游牧民族的奴隶制度，忽必烈的施政思想就不得不引起汉儒的不满了。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强心针不是更先进的雇佣工资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逆流而施的更落后的奴隶制，中国文明后期的发育迟缓便可想而知了。推究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那么长和为什么17世纪后的中国反而大大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请不要忘了忽必烈，也不要忘了中国封建社会原本就是一个大杂烩。
谁也不会否认忽必烈的伟大，但也别忽视忽必烈大汗前后的蒙古贵族给中国文明注射的落后毒液，其余毒甚至到了20世纪初还能使中国文明感到阵痛。忽必烈摇摆政治的另一恶果是以盘剥为能事的西域商人登上帝国的历史舞台。王文统之流的言利要员，退出新政权后，高谈阔论的汉儒鄙薄理财，因此也无力肩负起筹划帝国庞大开支的重任。他们理想中的仁政与忽必烈的急需相去甚远，这样便出现一个讲求实效、忽必烈认为能够富国裕民官僚集团的空档。忽必烈除了利用汉儒去建造文职官僚系统外，就必须寻找能给他带来财富的第三支官吏集团，并用这支势力去牵制已使自己不放心的汉人集团。自然，以善于理财、经营的，以回回人为主体的色目人便成为忽必烈填空的最佳选择。因为蒙古骑兵虽然在攻城掠地、杀人、强暴掠夺上都很在行，但对经商和治理国家却稍逊一筹。
于是，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以阿合马为首的色目官僚集团粉墨登场，势力迅速膨胀。
阿合马势力的崛起与骤衰，基本上反映了忽必烈时代1282年前的政局走向。20年间以1271年左右为分水岭，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阿合马悄然崛起，后期阿合马独擅朝政。
阿合马的背景材料极少，他不是靠显赫的家族和卓著的战功进升的。在中统二年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据中外史籍的零星记载，阿合马很可能原是中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的商胡。在蒙古西征时被弘吉刺部按陈掳为家奴。十分机灵的阿合马在察必还是个姑娘时就获得了她的欢心，所以察必在出嫁忽必烈时作为陪嫁的滕人而进入忽必烈的生活，供职于察必的斡耳朵。
也许就是因为察必的缘故，忽必烈才觉得阿合马是可倚重的心腹。中统元年，阿合马被忽必烈任命为上都开平同知兼太仓使。次年五月派他到燕京去检点万亿库的货物。阿合马以忽必烈的财政管家身份，到达燕京后，提议立和籴所，充填仓禀，颇具成绩，其理财才能从而被忽必烈赏识。1262年十月，李、王文统之变后，阿合马借东风，乘忌雨，被忽必烈倚任为中书左右部的长官，并兼诸路都转运使，阿合马从此掌握了财赋大权。在此任上，阿合马干得十分出色，他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将铡冶之利笼为国有，由官府兴煽铁冶，然后卖农具给百姓，使忽必烈的国库迅速充实。二是整顿盐法，使官盐的销售在帝国弥久不衰，获利甚丰。三是整治策划了有关财赋方面的规章制度。阿合马一系列充盈国库的措施无疑使急需大量军用物资、粮饷的忽必烈极为高兴，比起汉儒的满嘴仁义道德，阿合马的实政自然使忽必烈更为欢心。
1264年，忽必烈撤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改任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中书令是真金并不理事，平章政事上是左、右丞相。在短短的4年间，阿合马以奴仆的身份被忽必烈升迁到宰相的高位，其速度之快令同僚望尘莫及。
1266年正月，忽必烈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宰相位兼领使职。1270年忽必烈为筹措进攻南宋的军需，撤销制国用使司，特别成立尚书省、综理天下财用，原属中书省的六部及天下行省都归隶尚书省。尚书省的权力膨胀至中书省根本无法抗衡的程度，中书省虽然存在，但仅是备员而已。而忽必烈任命的尚书省长官就是阿合马。
阿合马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在中央迅速达到炙手可热的地步，至阿合马领尚书省事，其权势被推向高峰。
实际上，忽必烈的每一次改组中书省等中央机构，都为阿合马铺垫了一块权力的基石。1264年阿合马进阶宰相位后，首先排挤了与他同级的廉希宪、商挺。接着次年忽必烈罢免了中书省的所有宰相，包括汉人张文谦和汉化较深的线真、耶律、赛典赤铸等。任命木华黎曾孙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伯颜为中书左丞相。在此之前的中书右丞相线真、史天泽根本无法与阿合马的能言善辩抗衡。在忽必烈面前，阿合马常常显露自己的生花妙舌，将史、线二人常常驳得无言以对，讷容不语，忽必烈更加“奇其才”。1270年的建尚书省与1272年正月的并尚书省于中书省，为阿合马的气焰再添柴薪。
以汉人儒士和汉化较深的少数族人组成的汉法派和以阿合马为首的、有忽必烈撑腰的理财派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多次较量。
阿合马任职中书左右时，忽必烈对待汉人的态度已颇显冷漠了。此时阿合马的势力已令中书省官员忌惮。因为权力与赃物的分配不均，阿合马党徒间发生内讧、互相攻击，忽必烈“命中书推覆，众畏其权，奠敢问”。处处学习魏徵的“廉孟子”挺身而出，“穷治其事”，将所查结果如实上报忽必烈，忽必烈下令杖责阿合马，罢左右部。这是阿合马第一次败阵于汉法派。但阿合马因祸得福，忽必烈已离不开这位财神爷，不久反而超拜阿合马为宰相。随后又专门为阿合马立制国用使司。在阿合马任制国用使时，1268年汉法派与理财派再次交锋。在一群汉法派的建言下，忽必烈决定完善政权机构，在中央设御史台，于各道设提刑按察司。对于弹劾监察百官的机构设置自然对阿合马是一种限制，对这种威慑专总财利的阿合马立即提出反对说：“庶务责成诸路，钱谷付之转运，如今再设御史台及下属机构，绳治其上，怎么干事？”廉希宪力争抗辨道：“立台察内则弹劾奸邪，外则察视非常，访求民疾，自古如此。如果撤去，促使上下专恣贪暴，事情就好办了？”阿合马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在此之前，18岁的安童任相前后，对附会汉法忽必烈已心怀动摇。安童少有大志，13岁时就是忽必烈的四怯薛长，出语惊人，尤让忽必烈亲重。安童深肖曾祖木华黎，与许衡、姚枢等汉儒关系密切，对实行汉法持积极态度。安童可算是汉法派的重要人物。安童人相后，上书建言十事，但却引起忽必烈的大怒。理财派阿合马之流又趁机构陷中书省行事“大坏”，忽必烈怒从天降，准备惩治中书省的宰相们，汉法派惶惧异常。姚枢冒险奏谏忽必烈说：“中统以来，附会汉法、承继祖制已取得重大成就，本应继续光大，比美先王，臻于至治。以陛下的才略，达此宽绰有余。但近来臣下却听说陛下圣听日烦，朝廷政令日改月异。树刚栽下，溉拔移别处，屋刚建成，就复拆毁。远近臣民，不胜战惧。臣恐大本一废，远业难成，实为陛下忧虑。”忽必烈认真咀嚼了一番这忠恳之言，怒气渐息。姚枢的“大本”说穿了就是汉法，在理财派的节节挺进下，看来汉法确有废置之虞了。
阿合马排挤安童没能得逞，接着因围困襄阳，急需筹备军需，1268年廷臣议设尚书省总理财政，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企图架空安童，向忽必烈建议宜升安童为三公。忽必烈还真当回事，交诸儒议拟意见。汉法派商挺倡言道：“安童是国家的柱石，如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实夺之权，决不可行。”忽必烈还不想在南宋未下就将汉法派摒弃，只好作罢，而且两年后才设立了尚书省。
阿合马的理财能力在帝国群臣中的确是出群拔萃的，连汉法派对阿合马的个人才能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蒙古人有一个特殊的爱好，他们非常重视口才的培养，每次聚会每人都要说一段箴言妙语。忽必烈也十分推崇能言善辩的人，阿合马便具有口才天赋，而且他还足智多谋。“急于富国”的忽必烈大惊其圩，“授以政柄，言无不从”。将进攻南宋的一切军需调度大权全部委拜给阿合马。
借军事行动几乎全揽了帝国中枢权力的阿合马，骄横刚愎，决策行事从不咨文中书省。尚书省设置后，阿合马根本不依铨选旧例，擅将亲信党徒、子侄亲戚充委其间，导致中书省形同虚设。从而激起了中书省长官安童及顾问许衡等汉法派的强烈反对。
安童向忽必烈一再诉苦：阿合马的尚书省事中书省一概不知；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也不咨会中书省；阿合马分管各路民政和财赋，还插手刑事案件。阿合马的种种骄纵，连忽必烈都为之惊诧，感到此人有点过分，抚慰已被架空的安童说：“汝所言是。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敢如是耶？其不与卿议非是。”但阿合马将忽必烈的话置若罔闻，甚至反驳道：“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这句话使我们坚信，忽必烈一定有事无巨细全部委托阿合马的意思，不然，机巧到眼睛毛都会吹口哨的阿合马是不敢忤逆主子的。安童无可奈何，只好向忽必烈请求：“自今以后，唯重囚犯和任命上都总管两件事，交移臣理，其他全部委付阿合马。”忽必烈马上满口答应。
耿直、古板但极有学问的许衡屡次被阿合马排挤出朝。许衡虽迂阔，但敢直谏，说心里话，不怕死。1270年许衡得知阿合马任命其子忽辛为枢密院佥书，主掌兵权，激辞进谏忽必烈：“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忽必烈大为不满，反问许衡：“卿虑其反邪？”许衡毫不怯弱道：“彼虽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马火冒三丈，反诬许衡避辞利禄，是“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阿合马多次伺机报复，举荐许衡出任中书左丞，以便借事倾陷。许衡力辞不就。后来许衡听从朋友劝告，为避免夜间“卒有横逆”，向忽必烈力请告老还乡。
以阿合马为首的回回人势力异军突起，其前10年阿合马先掌财赋大权，进而控制了朝廷中枢政权。在阿合马的幕后，实际上的操纵者是忽必烈，阿合马势力的消长，基本上反映了忽必烈对待汉法的态度。1270年以前，忽必烈之所以没有令阿合马嚣张到为所欲为的程度，是因为他还需要建立适应汉地的封建专制官僚系统。而修补“文治多缺”又不是阿合马集团所能力任的，因此，对历代典章制度烂熟于心的许衡之流虽一再辞呈还乡，或一再被罢相，但过一段时间忽必烈仍不得不再安车召回。但帝国的政权建设一旦大体草就，许衡之流实质上已陷入飞鸟尽、良弓藏的境地了。所以，在下一个阶段的两派斗争中，汉法派迅速败下阵来。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后，阿合马的擅权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直至1282年阿合马被杀。
后10年的朝廷政局与忽必烈时代前期相比，出现实质性的根本逆转。后十年阿合马只栽过三次跟头，一次是尚书省被撤，一次，是真金殴打了他，另一次是阿合马被王著用铜锤砸碎脑袋，除此之外他一直春风得意。相比之下，汉法派凋零得连忽必烈都不堪回首。
1272年，在中书省的一派牢骚声中，忽必烈也觉得中书、尚书两省并置，职掌不清，冗员太滥，他还没有见过如此臃肿的宰相集团。因此忽必烈决定将两省合而为一。阿合马揣摸到忽必烈的心意，雷厉风行，奏请以安童为太师，企图借此撤中书省而尽揽政权。阿合马担心适逢入京参议其事的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陈祐提出异议，私许陈祜任尚书省参知政事，条件是附声附和。但颇有汉人良知的陈祜在讨论两省合并的会上却力言中书省乃国家政本不可废黜，并批驳阿合马议立太师之位是使之徒具虚名。汉法派群也力言痛谏，忽必烈于是撤尚书省并入中书省，但阿合马仍任平章政事。安童乘此疾风，向忽必烈控告：“阿合马、张惠挟宰相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荼毒黎民、困无所诉。”并揭露其党羽劣迹，忽必烈仍采取安抚手法，说：“若此者，徵毕当显黜之。”但这只是说说而已，阿合马的宰相之位仍无动摇。
这是以安童为首的汉法派最后一次垂死般的回击。自此，汉法派的命运便直转逆下，一发不可收拾。
改组后的中书省宰相，伯颜、史天泽主持南宋战事，许衡辞职，廉希宪和耶律楚材子耶律铸被罢，实际上主持中书省工作的是右丞相安童，左丞相忽都察仅是虚名而已。剩下的恰伯、张惠等都是阿合马的同党，汉人中只有张易和赵璧，赵璧此时已老病缠身，拜平章政事后竟毫无作为，而张易则“视权臣（指阿合马）奸欺，结舌其傍”，虽有不满，但只潜沉心底，表面上则唯唯诺诺。1275年，安童终于被排挤出中书省，忽必烈命他陪北平王那木牢去出镇阿力麻里，名为重边，实为罢相。1276年，赵璧病死。二人走后，中书省却没有作相应人事调整，中书省右丞相虚悬至1281年。中书省的权力实际上已落入平章政事阿合马的囊中。
在朝廷中还能走动的旧日幕僚，仅剩下张文谦、张易、赵良弼三人而已。其余的一大批金莲川幕僚，大多亡故，刘秉忠、史天泽于1274年、1275年相继去世，接踵其后的是姚枢、许衡、窦默、董文炳、廉希宪、王恂、李德辉等人。硕果仅存的三位，结舌其傍以谋自保的张易抛开暂不管他，赵良弼先是忙于出使日本，返国后签书枢密院事，在蒙古人一手垄断的枢密院工作，实际上毫无施展能力的机会。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良弼屡以疾辞”。张文谦为人“刚明简重”，“数忤权俸”，遭到阿合马的猛烈轰击。阿合马再次奏请撤诸道梅察司，这实际上是剥夺御史中丞张文谦的饭碗，同时也摆脱台谏机关的牵制，张文谦力争，恶陈利害，才在忽必烈的游移不决中保下监察机构。他也为自身的生命担忧，“力求去”。至此，汉法派已一败涂地。同样虚弱的忽必烈终于感觉到耳边清净了许多，只剩下阿合马动听的谗言了。思索一下汉法派覆亡的原因，对蒙古人、汉人来说，都意味深长。首先是汉化问题。游牧人人主农耕定居的汉地，如果企图保持长久统治，就势必要采取驾驭农耕文明的权术，而积累了上千年权术势、霸王道经验的一整套统治术则是现成的。凡是从北方和西北俯冲到中原的少数民族无一不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取舍汉法。但游牧民族和汉人相比人数很少，进入汉地，采行汉法很容易消失到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如何保留本民族的个性、统治和特权，又不被汉人同化，这个度则很难把握。
忽必烈头脑十分清醒，全面改行汉法便意味着全面汉化。全面汉化的命运将同辽、金一样。对汉化，忽必烈十分警惕，他处处以金世宗为楷模，既采用汉法中的治术，但又倡导国俗，遏制汉化的速度。两都制和大游猎本身就带有这种性质。尽管忽必烈作了许多努力，而实际上进入中原的蒙古人，草原的落后习俗与汉文明的腐朽消极成分已经拥抱，特权的庇护温床已垂下帷幕，结合的后裔是蒙古草原的淳朴、强悍和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向奢侈、腐化、懦弱和惰怠转化。
而汉化是汉儒们挟带而来的，忽然排斥、猜怠、疏远与打击汉儒，在一旦确立了国家政体之后，便不难理解了。
其次是汉儒本身问题。
忽必烈崇喇嘛教而薄禅宗，徒单公履投其所好，1271年建议实行科举制时譬喻说：“儒亦有是（佛），科举类教（喇嘛教），道学类禅。”忽必烈闻之震怒，召姚枢、许衡与耶律铸廷辩。恰巧董文忠从门外过，忽必烈发泄道：“汝日诵《四书》，亦道学也。”忽必烈还说过：“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对汉人不务实用的风气，忽必烈的鄙薄之情溢于言表。
对“廉孟子”希宪忽必烈也发过怒。因廉希宪拘泥于诏书，释京师重囚匿赞马丁，忽必烈大怒道：“汝等号称读书，监事乃尔，该当何罪？”廉希宪被罢相后，忽必烈得知廉希宪整日在家读书，不满地说道：“读书固朕所教，然读之而不肯用，多读何为？”
许衡、姚枢也有许多迂腐滥调，根本无法解决帝国关乎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对忽必烈来说，空谈等于犯罪。忽必烈对汉儒的疏远不能不说，汉儒本身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第三，元廷费用浩繁问题。
忽必烈的帝国不是处于只有只牛拉辇车的开国时期。它是以豪奢巨赏而著名世界的蒙古帝国的继续。因为忽必烈继位的不合法性，忽必烈的岁赐例赏便更殷勤。维系贵族的奢侈需要银两；大兴土木，修建两京需要银两；而连绵不断的战争更需要银两的资助。各项支出让国家财政更加空虚。
忽必烈只能保证百姓不致饿死，但他不能仁慈到攻打南宋的军队不向百姓搜粮刮税的地步。时值灭亡南宋的前后，压倒一切的是增强军力，保证财用。腐儒无力担起重任，忽必烈只有依赖经营策划有方的理财派。
阿合马通过兴铁冶、铸农器官卖、增盐课、括户口、增税、推行钞法、滥发交钞、清核诸官府、追征逋欠等手段使帝国财政得以应付，为忽必烈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忽必烈自然会喜欢、倚重这个财神爷。忽必烈就曾这样评论、称道他的宰相：“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了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
忽必烈的言外之意，就是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堪任宰相之职的臣子了。实际上回回人正是中书省的权力执掌者，因此，无论汉法派如何抗议、揭露阿合马，忽必烈也不会对其进行处置。甚至在汉法派受到打击，逐渐凋零之后，忽必烈还曾经帮助阿合马铲除异己。由此看来，综合以上的众多原因，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法派会在斗争中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