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到1969年，山西省革委会连续三年在昔阳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会议观点和口号一次比一次“左”。受其影响，晋城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逐渐演变成政治运动。
1967年5月25日至28日，晋城等县各级领导干部近千人，由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地革委统一组织，到大寨参观学习。7月15日，地区核心小组、地革委、晋东南军分区作出《关于在全区深入开展学大寨、赶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各县核心小组和革委会根据《决定》精神，在全县布置开展“学大寨，赶大寨”运动，试图以此稳定混乱的局势。但由于派性斗争引发的武斗升级，这次运动并未奏效。
9月10日至17日，在全省第一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上，在任领导对原省委主要领导人及晋中地区主要负责人所谓“反大寨罪行”进行了批判。陈永贵在他所作的题为《红太阳照着大寨前进的道路》的报告中，集中阐述了大寨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山西日报》社论说，这次会议“是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起点，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全省学大寨运动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有评论认为，这次会议是山西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偏离正确轨道的开始。
1968年8月27日至9月6日，晋东南地区革委会在平顺西沟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晋城县秦庄大队向会议介绍了经验。时隔不久，10月15日至11月2日，省革委在昔阳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会议认为大寨是“七斗八斗”斗出来的新大寨。学大寨的根本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大抓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号召掀起一个“学大寨人、立大寨志、兴大寨风、走大寨路”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学大寨运动。会议期间，《山西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大寨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粉碎中国赫鲁晓夫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典范。并宣称：“学不学大寨，是在农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山西省的代表外，还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会后，“农业学大寨”作为政治运动被逐步推向全国。
1969年10月至11月，全省第三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要求各地狠抓学大寨的落实工作，响应晋中地区向全省发出的学大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倡议，迅速掀起学大寨的社会主义竞赛活动，让大寨红旗插遍全省农村。会议期间，10月30日，晋东南地区革委会召集全区农业劳模和农业先进单位进行座谈，全国劳模李顺达等人代表劳模和先进单位向全区农业战线发出了“学大寨、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倡议。11月下旬至12月初，晋城等县相继召开农业学大寨三级和四级干部誓师大会，全面回顾检查了各地开展学大寨运动的情况，制定了1970年及以后农业生产跃进计划。会议还总结交流了各地涌现出的学大寨标兵和先进社、队经验，并发出热烈响应李顺达等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书。会后，各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由点到面，全面展开。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听取了陈永贵关于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推动农业学大寨的经验介绍，讨论了如何在北方各省、市、自治区开展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问题。会议重申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强调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肥料，发展养猪，加速农业机械化等增加农业生产的若干措施，这对于稳定农民的思想，发展农村经济起了一定作用。但会议的主题是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为纲，把所谓的方向问题和路线问题提到学大寨的首要地位，渲染“七斗八斗”的“斗争哲学”，蒙上了浓重的“左”的政治色彩。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指出：学大寨，“就是要像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是大寨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强调“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只有始终抓住阶级斗争不放，才是抓住了推广大寨经验的重点”。社论还向全国各县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十分逼人而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1971年9月，山西省委在太原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旨在把“昔阳经验”全省化，“把全省每个县都建设成为像昔阳那样的大寨式的县”。会议以所谓举旗抓纲为核心，认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学大寨、赶昔阳的根本”，“县委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是建设大寨式的县的关键”，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学大寨、赶昔阳的根本；离开了这两条，任何企图走小路、抄近道的做法都会偏“线”离“纲”，走上“邪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由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向建设大寨式的县发展。会议刚刚结束，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县代表就急忙赶回县里，尽快召开了各县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尽快建成大寨县的问题，并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举旗抓纲学大寨，奋起直追赶昔阳”及“尽快建成大寨县，‘四五’期间跨长江”的号召。这年底，各县纷纷制订出“四五”期间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粮、棉亩产双跨江，粮食总产翻二番，实现人均半亩水浇地，一人一亩大寨田，每人一头猪，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大地园林化。
1973年2月21日至3月7日，山西省委再次在昔阳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人民日报》以《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为题，全面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会议对学大寨的新认识概括为三条：第一，学大寨，首先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向农民群众不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第二，搞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第三，建设大寨式的县，关键在于建设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
1973年11月18日至29日，山西省委再一次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进一步把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态度问题、思想认识问题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认为许多县三年没有改变面貌，主要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思想路线问题”，是“感情上对大寨、昔阳不爱”。要求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揭露矛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保守思想。特别是对那些学大寨数年，山河依旧，老样子不变的县，要注意那里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样，就把对学大寨、赶昔阳的态度问题上到了“纲”的程度。
1974年，是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十周年。6月13日，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纪念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十周年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使“批林批孔”成为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11月20日至12月6日，山西省委在昔阳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认为过去学大寨运动迈不开大步的原因，在于各地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端正。
“文革”期间，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本质特点被扭曲了，给人的印象是农村极左的典型——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这个责任主要不在大寨。
在被树为全国先进典型之前，大寨的实践是自发的，大寨的成绩是自为的，大寨的形象是自塑的。在成为全国先进典型之后，很快进入“文革”时期，大寨的举措不再是自发的，大寨的成绩不再是自为的，大寨的形象不再是自塑的。陈永贵批判大经济学家孙冶方，郭凤莲批判“中庸之道”，那文章绝对不是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可以断言陈永贵读不懂孙冶方，郭凤莲说不清“中庸之道”。“文革”期间，大寨人做什么，怎么做，不是大寨人能够左右的。报纸对大寨报道什么，如何报道，不是大寨人能够“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新闻记者可以自由决定的。
大寨在“文革”中追风造势的举措，不是自发的，不是自愿的，有些甚至不是自为的。
在“学大寨”的年代，到大寨采访的记者需要提交采访计划，经有关部门批准，然后才可以“有组织”地拍照。
“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灾难；“文革”扭曲并毁掉了大寨这个本来朴实无华的先进典型。
毛泽东、周恩来最初提倡“农业学大寨”，旨在倡导一种精神，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文革”中后期，“农业学大寨”不再是一种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而是以政治为主导、以农村和农民为载体的政治活动。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与大寨的沧桑历程有密切联系，但不属于同一个范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是非得失，不是大寨的责任，或者说大寨的责任有限。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后在昔阳和北京举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作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交流“农业学大寨”特别是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研究普及大寨县的问题。会后，山西省委于10月24日至11月2日，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进行了传达贯彻。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会上作了题为《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提出了今后五年在全省普及大寨县、改变生产条件、实现农业机械化、加快农业生产发展等方面的奋斗目标。会上，省委决定用三年时间，结合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认真进行整党整风。会后，省委组织了五千七百多名干部组成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全省七个地区和一些县，投入到普及大寨县的“战斗”中。
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会议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继续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会议还提出，到1980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山西省委在传达贯彻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时，进一步提出要苦战四年，力争到1980年把全省一半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
1977年2月22日至3月3日，山西省委在昔阳召开省、地、县、社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对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具体的安排。2月底，根据省、地委的部署，除原先已由省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晋城、高平外，又先后分三批派出工作队，到阳城、陵川、沁水的数百个重点大队，开展以清查“四人帮”帮派势力为目的的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3月下旬，晋东南地直机关又抽调近六百名干部组成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和抗旱工作队，在地委主要负责人的带领下，分赴高平、阳城、沁水等县，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社员群众一道，开展建设大寨县的工作。这个时期的各级党组织仍然把大寨作为政治斗争的典型，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作为一场政治斗争来看待，提出“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大寨就是走资派”，要求各级党组织“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组织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认真地、细致地学习大寨经验，以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还具体要求各级党委、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要把学习“大寨经验”作为农村整党整风的一个重大问题来抓，要把揭批“四人帮”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教育”的结果，就把晋东南地区乃至晋城各县无数基层党员干部打成了“反大寨”的“走资派”和“四人帮”的黑干将。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之后，各级党组织在传达贯彻十一大精神时，依然强调要加快普及大寨县步伐，并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大寨。
1978年1月19日，晋东南地委又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心议题是落实省委的指示，大张旗鼓地解决学大寨与反大寨、真学与假学的问题。会议把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当作“反大寨”的典型，错误地进行了批判，并强调推广“大寨经营管理上的一整套经验”。
“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开始，到1978年底结束，持续时间长达14年之久。其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第二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逐渐走上歧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