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义与阐释
康德否定了用知性逻辑把握意义本体的可能，而将这种工作归诸反思性判断及审美判断。现代语言分析哲学在更为精密地规定了逻辑语言的涵义范围之后，使意义本体的特殊把握方式成为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最末（§7）的命题即是：“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后来他在《哲学研究》中却试图“说”出这种不可“谈论”的（东西）：
对一种气氛的描写是对语言的一种特殊运用，为了特殊的目的。
把“理解”解释为一种气氛；一个心理动作。一个人可以构筑一种气氛将它附在任何东西上。“一种不可描绘的特点。”
……我想要说：“这些音符说了一些壮丽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詹姆斯说：“我们词汇是不完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找一套新的词汇？……【16】
在《哲学研究》中他不断提出，“什么叫理解一幅图画、一张绘图呢？”（§526）“音乐中的声音是什么意义？”（§529）“一个人是怎样引导另一个人理解一首诗或一个音乐主题的？”（§533）对这后一问题，他说，“对此的答案告诉了我们意义在这里是如何解释的。”（§533）“那么，‘理解’在这里是否有两种意义呢？”（§532）“当一种渴望使我喊出‘呵，要是他来多好’时，这里的感情已经给了字词‘意义’”。（§544）——“如果感情给了字词意义，那么这里的‘意义’就意味着重要之点（Point）。但为什么感情是重要之点？”（§545）……在这些思索中，不同于知性逻辑“涵义”的“意义”开始在肯定性方向下获得位置（两种意义），而这类意义又并非偶然地汇聚于艺术与感情，从而，也就有了知性逻辑之外的第二种理解。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上传》）“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艺术语言在这里承担起了把握知性逻辑语言无力抵达的意义本体的工作，甚至成为知性逻辑语言的母体。因而现代分析哲学虽然从康德不可知论立场排斥形而上学语言，却同时肯定艺术的相应地位：“艺术是表达基本态度的恰当手段，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手段。”【17】在罗素那里被视为消极现象的形象描述性的摹状词（descrption），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却成为悬撂专名概念，以呈现意义体（noema）的积极手段。沿此方向后期海德格尔终于以诗化之“思”实现了他前期苦苦摸索的对存在（Sein）意义的领会。罗蒂（Richard Rorry）认为分析哲学重要代表奎因（Quine）从新的角度对本体论的承诺“是纯美学性的”；【18】并对20世纪西方各派哲学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决定着我们大部分哲学信念的是图画而非命题，是隐喻而非陈述。”【19】
狄尔泰已经讲过，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有别，人文现象需要“理解”（Verstehen）。维特根斯坦将对有别于涵义（mean-ing，德文Sinn）的意义（Signifcance，德文Bedeutung）系于审美类型的理解。作为德文Bedeutung（意义）词根的deutung即阐释，“这是一个在德国神学的和语义学的阐释学传统中有影响的概念。”【20】因此，美学之父鲍姆加登并非偶然地将从前囿限于艺术学与修辞学的研究推广为对“意义”的普遍阐释，此即美学的哲学含义。【21】伽达默尔在其经典性的《真理与方法》中对“理解”—“阐释”—“美学”—“存在”之“意义”—“人文科学”（“精神科学”）作了如下相互包孕的概括：
美学必须在阐释学中出现，这不仅道出了美学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而且还指出了，阐释学在内容上尤其适用于美学，……理解就必须被视为意义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理解中，一切表达的意义——艺术的意义以及一切从前流传物的意义——就形成并实现了。
……这一点使阐释学成了整个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即人文科学）活动的基础。【22】
对意义本体的理解（不是知性逻辑的科学说明）是审美式的阐释，这一阐释构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美学从而成为阐释学。
审美之阐释，以阐释者一种合宜（合适）感觉为基础。这不是自然生物性的感觉，而是在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的劳动与文化审美中陶冶教化生成的艺术感觉。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将之列为人文主义的首要传统标志：
在教化（Bildung）概念中，最明显可见的是，这概念意味着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
教化作为向普遍性的提升，因而就是人类的一项使命。……他于此之中也就获得了一种特有的自我感。……作为这样的意识，人便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有意义……
这里，教化就不能仅仅理解成精神历史地向普遍事物提升的实现过程，而且，教化还是创造物得以存在的要素。……
……称之为艺术感和合适感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以教化这种要素为前提条件的。在这种要素中，精神就得以获得一种独特的自由变动性。
对合适感我们就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敏感性和对情境以及情境中行为的感受能力。我们从一般原则出发对这情境就得不到任何一种认识，因此，不表达和不可表达在本质上就构成了合适。【23】
教化不仅是意义阐释的前提条件，也是意义阐释的目标与成果。只有在人们普遍合宜的有文化教养的感受中，意义才活生生地存在着。这已指示了意义向涵义现实转化作用的途径。人在教化过程中不仅使自己从任性狭隘的自然受动状态上升到了普遍的自由人性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教化过程中意义才被生成。也就是说，作为阐释内在过程的教化，同时也就是意义的创造。
阐释的对象仍然是现实生存的涵义事物，但阐释以突出的想象力超越涵义对象而生成意义之境——意境。意义阐释不是涵义认知的逻辑推导或量的归纳，即不是涵义认知自身自发的派生物，也不是对一个现成意义的表述，恰恰相反，阐释把操作涵义纳入意向以做目的性定位，从而赋予涵义以意义，因而，意义有待阐释才能生成。因此，阐释是创造性的一环。这是阐释超越性最重要的含义。阐释之超越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况：
（1）将局限的功效性涵义系统化为意义。杜威说：
认识意义的方法不可胜计，各种思想数不胜数，人们可能在仓促之中只是抓住效果来确定意义，从而割断了效果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如果这样，也就无法形成更广泛、更持久的概念。或者，我们认识到的意义和形成的思想会把宽阔的视野、永恒的见解和高度的鉴别力结合起来。第二种意识不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完善或目的，它把存在的持续过程中各个阶段上产生的意义都纳入自身之中。它标志着长期的努力、锲而不舍的探索和试验的硕果。简言之，这种思想就是艺术、就是艺术品。【24】
涵义是思维的初级成果，关于涵义之涵义的反思（沉思），成为阐释生成意义的艺术。
（2）消解涵义的僵硬绝对假象。苏格拉底著名的诘问式对话成为分娩意义的手术引产过程。这种对话以对涵义固步自封状态的层层击破为前导，最终呈现意义真理。现代派艺术的一项工作则是设法以更鲜明直观的境况对比凸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统治性的逻辑涵义在总体背景下的荒诞无意义。
西方现代文艺学提出，文学语言是使司空见惯而熟视无睹的日常语言“陌生化”的新鲜语言。陌生化，也就是消解使操作性主体麻木化的涵义概念，它成为激活新鲜语言意义的准备。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特别发挥了诗的语言是“‘Zaum’即无义语言、纯能指、语音与字母的诗”的看法。【25】美国哲学家L·W·贝克也强调“有意义的艺术是一种没有所指的涵义的感情表现。如果让我们来解释康德的话，艺术就是‘没有所指的意义’”。他认为，对概念涵义的“语义游离”或“语义抑制”是艺术阐释生成新意义的前提。艺术在疏离、中止涵义性的能指与所指的确定联系后，无（涵义）所指的艺术能指反倒获得了无限潜在所指的可能性意义。贝克因此进一步认为，原始语言的能指符号混淆为对象所指，正是艺术发生关键所在。【26】
（3）回溯涵义源初语境的朴素化还原。前文所述L·雷维的“命名能力”理论已指出，语言命名本身即是人性化超越，但在漫长文明中所积淀的涵义却大都丧失了原创性的命名语境意义。禅宗以激烈的毁弃经籍、“不立文字”的革命方式，力图超越佛教义学涵义沉重的历史积累，正是回溯“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佛教原初开悟境界。胡塞尔现象学悬撂（Epoche）任何遗忘本已体验的流行概念涵义，以“回到事实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为口号，以呈现意义对象（noema）。海德格尔宣称：“……沉思正下降到它的前行的本质的赤贫状态中去。此沉思正凝聚语言以成简单的说。语言是存在（Sein）的语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一样。这个沉思正以它的说把不显眼的沟犁到语言中去。”【27】这种对“前行”、“赤贫”、“简单”、“不显眼”的强调，正是针对逻辑堂皇的概念涵义而言。
（4）消解单一执著的涵义思维意向，以深化与拓展意义视域。禅宗以破“执”为靶的，造成了十分自由流动的意义理解与想象空间。所谓“山是山”、“山不是山”、“山复是山”的著名三重境界辩证，便是自由变动意识视点而达到的整体意义领悟。英国当代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认为，执著的“焦点意识”（focal awareness）以固定的对象事物充塞视野反倒导致无意识状态，而起转意识（from-awareness）才使主体摆脱物体对感官的俘获而赋予物体以意义。他以一块红布为例：当主体沉浸于对象时，顶多产生红色感觉，却不辨对象为何物。在反思意识抬头之后，意识摆脱红色焦点控制而获得一定自由，从而判定对象“是一块红布”。当主体进一步超越眼前的直接感觉与涵义认知判断，使自己进入民族文化大背景时，联想与想象使国旗的色彩形状溶入对象，此时，这块红布便隐约唤起了神圣的感情，这就进入了意义境界。【28】
（5）意义寓于涵义，此即现代阐释学极为重视的隐喻性。阐释从而成为解喻。隐喻包含着表层涵义与深层意义的张力关系。阐释推动涵义展示丰富的意义。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第十编中对新旧两约的预言与符号所象征的精神意义作了详细的阐释。这一阐释的前提是把《圣经》看作具有“两种意义”的象征喻义体系。【29】帕斯卡尔的阐释方向，是从《圣经》所载的特定的、历史的、实在的涵义升华推广为普遍的形而上意义。应当说，对于《圣经》以及一切精神信仰性、人文性的文本来说，帕斯卡尔这一阐释方向都具有正确的示范意义。
人文隐喻中意义是本质性的。因此，当文献学证明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属于误传幻象、真实历史中的海伦当时在埃及时，布洛赫（Ernst Bloch）作出了如下激动人心的人文意义辩白：“这件事情的真正深刻之处在于：特洛伊的或者说幻影的海伦比埃及的海伦更为优越，因为前者在梦中活了十年，并使梦想真正获得了实现。这是不能完全由后来的真正现实所取消的；……只有特洛伊的海伦而不是埃及的海伦和军队一道行军，只有她使她的丈夫度过十年苦苦的徒然思念的岁月，使他备尝痛苦与又恨又爱的感情，使他背井离乡地度过许多夜晚，尝尽艰苦的军营生活，急切地盼望胜利。砝码已经被轻易地互换了一下：在这个迷惑混乱之中，同一个罪恶的、受苦的但主要是有希望的世界连接在一起的、幻想出来的特洛伊的诱人的女妖几乎是唯一的现实，而现实倒几乎变成一个幻影。”【30】意义的实在性不可能用涵义的事实性抹煞，在隐喻中尤其如此。当然，对于实证科学的研究旨趣而言，这一方向恰恰须要颠倒过来。可是这一颠倒在现代却导致科学涵义对人文意义的吞并，从而破坏了在帕斯卡尔那里意义与涵义合理并存的状况。例如，今日中国一批学者利用现代实证科学正雄心勃勃地把从上古神话到古代典籍的人文性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逐一还原为特定的史实。这种始自现代古史辨派的破除迷信，本有合理的科学意义，但这种“祛魅”完全否弃了研究对象所包含的形上意义，在今日已发展成对中国传统精神信仰资源的破坏与消灭。这种实证主义思潮是19世纪以来导致中国精神信仰历史性没落的重要因素，它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功过是非，尚是有待考察的问题。
（6）对意义的阐释是一种审美移情，它体现出阐释者对超出一己的事物的普遍同情力。【31】
（7）对意义的阐释是源初的命名。前述L·雷维“命名能力”说已指出这点。维特根斯坦指出了意义（Significance）处于涵义语言之外，后者是沉默无言之域。卢卡奇在其后期一系列论著中一再提及自然存在的人类的“无声性”，他指出：
劳动和分工也将只能在客观上扬弃人类的无声性；只有当不再是无声的人类不仅自在地存在着，而且还实现了自己的自为的存在的时候，才能真正扬弃人类的无声性。
然而要达到这个地步，在社会存在中就必须有一种关于在社会再生产中产生的自在的悟性，这种悟性肯定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人类体现也属于自己的——即也属于个人的——存在，就是说，通过一种价值设定而承认这样产生的价值。【32】
技术涵义的语言与言谈，在卢卡奇看来仍未摆脱生物类的“无声性”（维特根斯坦已承认了对选种超涵义领域的无可言谈），只有当以劳动为核心的社会存在历史地进入自为（自由）水平时才能扬弃“无声性”。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种对这一自为前景超前性的领悟，却是扬弃“无声性”的必要条件与实践开端：
难道劳动的目的论设定是有意识的了吗？无疑不是的（然而——就社会而言——产品和过程却不总是无声的）。没有悟性，固然就不能有劳动；但是这种悟性最初只能指明个别的劳动行为。劳动虽然在本体论上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体现着人的合类性，但在个别的劳动行为中，这还不能造成人对现实关联的任何悟性。……
我们必须自相矛盾地描绘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处在一种尚是无声的表现形式之中的已经不再是无声的人类。……
在人类总体尚处于自在必然阶段上的意义阐释，作为扬弃人类“无声性”的功能环节，是最早打破“无声性”的命名活动。这种阐释，是对人类自我意识的表达。这种能动阐释，卢卡奇强调需要有承担者：“因为它只有在这样的人的身上才能成为现实的，他们被普遍过程的现实的和客观的规定本身塑造成适合于发挥这种能动性。”【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