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权力与教化：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的两个方向
如前一章所述，巫王合一的历史趋势已经显示出权力扩张与人文意义普遍性话语的关联根据，私有制统治使这一关联此后融化为人类历史上缠结甚深的政教合一现象。狭义的政教合一特指教权与政权合一。就历史顺序而言，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先于近代的意识形态；就逻辑关系而言，作为权力与教化的高度合一，政教合一又是前述意识形态的极端形态。因此，广义的政教合一指称人类历史上所有将权力与教化一体化的现象，它不限于实体化的教权统治。本书主要是在广义上谈政教合一，但有时也指狭义的中世纪教权统治时代。
政教合一，本质上只是权力统摄教化，尽管在表面上可以有两种方向相反的合一现象。
前边曾一再提及权力为追求全面统治而必然僭越形上意义界的规律性现象。意识形态这一用普遍意义话语论证特殊价值利益的观念形态，正是权力僭越教化的现代手段与表现形式。文明阶段的所有统治集团，都不仅需要论证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普遍性，而且要以精神道义的普遍代表自居。由此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假象受到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揭露：
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末，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就会完全自行消失。【3】
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以普遍性的利益自居，而这种普遍性来自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涵义冒充为意义，或者说是用意义掩饰涵义。这样，为构造意识形态，统治集团的权力必须引诱或者胁迫人文知识分子运用普遍性的意义话语为他们与全社会编织意识形态幻想（象）。这部分依附于权力的人文知识分子从而成为意识形态专家，他们构成权力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专家往往是受权力指使的刀笔吏工具，但在有些时代，当意识形态成为权力统治的枢纽、实现了政教高度合一时，意识形态专家便几乎享有巫术文化时代巫师的至尊地位，他们成为权力予夺的仲裁人与唯一的解释者。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成为攸关政权属性的最重大问题，陈伯达、康生等理论家便享有了“国师”的权力地位；与之相应，这一时期各级专事理论研究的“革命大批判小组”便成为各级政权机构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特殊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意识形态时代，以国家利益名义鼓吹爱国主义（实即民族主义）已有取代意识形态的趋势。甚至是在民主政体的美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往往被纳入国家利益的“文化战略”（“文化”竟然成为“战略”），如亨廷顿（S.P.Huntington）著名的《文明的冲突？》所代表的。【4】
政教合一也可以相反地来自教化的扩张运动方向。宗教从无权势、受迫害的文化信仰团体演变为与世俗社会相仿的教会、乃至教廷权力机构。伴随罗马帝国衰落而逐渐取代世俗政权职能、统治欧洲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基督教王国，便是这样的政教合一典型。在这类以教化扩张取代世俗权力的政教合一中，表面上是教化意义战胜世俗涵义、君权神授，但实质上却是宗教的世俗权力化：如汤因比的研究所揭示的，基督教从其建立的第一步开始，从名称到管理组织方式，无一不仿照世俗社会而来。【5】沉思苦行的修士成为拥有比世俗君主更高权势的教皇，这并不意味着意义教化的胜利，毋宁说是权力化与世俗化（对意义教化的世俗“教化”）的胜利。恰是在中世纪，贵贱等级的划分达到了最严格的程度。而且，这种来自教化扩张的政教合一，由于自始便保持在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神圣高度，其权力统治由此也自始即占有了超权力的扩张优势。
因此，无论是权力役使教化，或是教化扩张为权力，在政教合一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是权力的扩张与教化的异化。当然，就其复杂性与危害的深刻性而言，教化扩张为权力更值得重视与研究。
（二）政教合一与专制主义
政教合一可以导致极端的专制主义。
对于权力自身而言，与教化同一使得权力即教化，从而权力成为自我阐释的不证自明之物，其根源、前提与合法性的根据本体一概由己所出，从而在根本上排除了任何实质性的批判与审查。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教合一体制下或者为权力作曲意迎合的道义身份证明，或者沦落为给既定权力意志进行技术性手段性的论证解释。因此，政教合一使意义本体论成为权力论，任何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终极价值研究和本体论思考、乃至任何自由思想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本身就构成反体制的非法行为。康德即使生活在并非高度政教合一的18世纪，也能感受到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危险：
人民的启蒙就是把人民对于自己所属的国家的义务和权利公开地教导给他们。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仅只是自然的和出自普通人类悟性的权利，所以它们在人民中间的天然宣告者和阐扬者就不是国家所设置的官吏而是自由的权利的教师，也就是哲学家。哲学家正由于他们允许自己这种自由，也就有碍于一味总是要进行统治的国家，并且在启蒙者的名称之下被人诋毁为国家的危险人物。【6】
在政教合一体制下，权力的无限性依赖于以意识形态为中介的意义理念的无限性。因而，本体论、乃至任何具有基本原理性的研究都攸关权力统治根基而被垄断。这类人文知识分子的传统领域成为只有少数意识形态权威可以进入的禁区，任何独立思想者都客观上成为对教化垄断亦即权力本身的挑战。这就是圣奥古斯丁、圣阿奎那及其所阐释整理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观点何以要被神圣化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哥白尼以日心说怀疑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说，这在基督教廷眼中从不视为学术观点分歧，而必须以审讯与火刑柱严重对待这一学说拥护者伽利略与布鲁诺的原因。【7】
对于统治对象而言，政教合一使权力的统治范围从外在的政治、经济诸领域扩大为内在的精神意识统治。如一位无名氏纳粹诗人所简洁表达的：
我们已占据了所有的位置，
……
我们想要得到一切，
你们的心就是我们的目标，
你们的灵魂正是我们的猎物。【8】
对人心的统治是权力可能达到的最彻底的统治。政教合一之可能演变成极端专制，一个突出的原因正在于这种统治具有人格操纵的性质，这一点又使之带有特别残忍的非人性特性。
中国明代之所以成为集权专制空前发达的时代，正与程朱理学经永乐朱棣颁定独尊地位相关联。所谓“合众途为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就是指实现思想专制划一的统治。晚明大儒刘宗周以“慎独”为中心的修养，其《人谱》“记警”百条，衣食住行，种种细微心态意念均置于理学监督规范之中。直至近代前夕，这种精神专制的实质才被戴震说出：“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孟子字义疏证》）后来谭嗣同更深入地揭露：“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仁学》）锢心灭念，这正是权力凭教化才能达到的统治程度。
教化异化为统治之所以可能格外残忍与非人性，是由于教化普遍性的形上观念原本就超越于日常世俗涵义之上，一旦作为统治权力横行于日常涵义世界，会全然不顾忌日常观念束缚。例如，希特勒纳粹法西斯主义以“雅利安人高贵、犹太人是魔鬼”这种杜撰的神化观念为旗帜，煽动制造出非理性的狂热情绪，竟能摧垮日常生活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失去理性的群众成为无人性的灭犹刽子手。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人格精神控制使许多人实质沦为自虐狂患者。“革命”观念高悬于那一时代每一个人的精神上空，它不仅剥夺了个人的全部私人生活的合理存在，也摧残了人类文明社会最基本的人伦（母子、夫妻、师生、友人）与文明时代个人最起码的羞耻心、同情感、自尊自信乃至自我意识。
这种非人性的人格操纵无例外地以群体非理性的迷狂氛围为前提。但这并不是回到巫术文化时代。巫术迷狂是服务于人类的自我超越手段，而政教合一导致的非理性狂热却是私有制权力对社会民众的操纵。那是真正的魔鬼地狱，因为它把本应陶冶与教化的私欲反推入了无限理性的飞腾运动中。
在这种极端的专制形态中，我们看到了意义（Significance）向权力的完全转化：意义从人性的理想状态异化为灭绝人性的专制工具。然而，意义之异化，不应归咎于权力的强制或操纵，作为一种可能与方向，意义异化为极权，在意义自身原已隐伏着契机。第四章追溯巫王合一的开端时，我们已经指出了意义的超越性与权力等级的位格对应性质。本章前节在指出政教合一的两个来源方向时，特别强调了教化自身的扩张所特有的复杂性危险性。在我们展示了教化扩张对于极权专制的特殊作用后，我们不能不再度审视意义及其教化方式。
（三）激扬真理与爱之教化
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语言具有如下特征：
1.它是对抗或博弈关系中的语言，具有为自己辩护并攻讦对方的战斗性。
2.无论辩护或者攻讦，都具有欺瞒和夸张、歪曲和权诈一面。
3.染有情感煽动色彩。
4.由于垄断教化与居高临下的地位，攻击与辩护都具有毋庸置疑的独断（甚至神圣）语调。这种客观真理在握的自由独断与正义斗士的激情渲染恰到好处的结合，是法西斯演说与“文化大革命”辩论讲演最具煽情性的作品风格。
5.但对于大多数意识形态语言作品来说，由于此类语言自始就以集体大我与若干教条原则排除了自我个性；同时彻底泯灭了内省反思的私人语境，完全成为对外宣讲与统一人心的手段，从而公共模式的刻板规范化特征极为突出；而对个性思绪的清除过滤，不仅使语言干枯，而且绝少真诚流露。因此，政教合一下的意识形态语言最终只能流于平庸的官僚语言。
意识形态的魅力不可能来自权力，而只能依赖人文知识分子及其教化语言。在人文知识分子阐释并守护意义的语言中，有一个为技术涵义悠久浸染而极富进攻性的核心概念，这就是“真理”。这是一个极易同化于权力的统治意味的概念。
“真理”是与本质相符合亦即正确的认识，是行之普遍有效的观念。这种流行的真理观，表现出“真理”与占有性的技术涵义的密切关系。在此语用历史背景下，“真理”上升为普遍性的意义理念，却同时将实用性标准推广为绝对性标准。这种绝对性并未消除真理的功用性，在“手中掌握真理”或“恃有真理”的流行语用中，真理是以人为中心、以私有制权力为背景的一件武器；即使在“为真理献身”的语用中，真理似乎高于恃有真理者，却并未削弱真理的威慑力；反而使之成为一件普遍有效、超越于对立双方之上的“核武器”。真理的逻辑意义即消除分歧差异的同一性，成为统一一切对立差异的尺度与容器。统一，也就是权力社会学含义下的统治。大千世界中万事万物最终须统一于真理。
在这种语境中，挟真理如挟剑，捧真理如举法器，使真理的传播成为征服。在流行语用中，“真理”的这种征伐统一的斗争意味成为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为真理而斗争”、“为真理献身”、“捍卫真理”、“传播真理”、“服膺真理”……乃至深掘“真理”技术统治背景，力图使之诗意化的海德格尔，也引人深思地将真理视为“褫夺性的”（privativ）“冲突”。【9】
从“真理”中派生出了社会哲学的最高范畴“正义”。这是一个使人热血激荡，凛然联想到“正义之剑”的词，它使“真理”的斗争气质更加外露了。“正义”是革命家依托所在，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人文知识分子介入权力斗争的中介轨迹：从“真理”走向“正义”。
回溯这一轨迹，真理的如上观念便内在地使意义世界伏有杀机。穆罕默德一手拿剑一手捧经的形象绝非伊斯兰教所独有，基督徒终于不顾耶稣在十字架上垂首示范的善良形象而高举十字军战旗跨马东征，而在后世佛教徒万众意气激扬、如两军对阵的判教辩论中，灵山深邃的平和宁静也早已远逝。【10】在这种教化传播中，人们已经很难将传播真理与权力征服区分开来了。事实上，真理传播也就是征服人心。
因此，当人文知识分子对意义的阐释与守护火药味过浓时，当这种阐释与守护从谦卑友善迸发为意气激扬，乃至颐指气使的教训（或者表面与之有别的孤高自恃）时，人们就应当开始警惕教化向权力的转化，而不可简单地视之为某种风格个性。
但作为人文意义范畴的真理，原不应混同于科学规律。【11】作为教化过程，接受真理并非献身牺牲式的放弃个体自身，恰恰相反，如同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所论证的，真理有待接受真理者个性化的阐释才获得充实生成。权力意志性的真理传播只追求服从，并不考虑接受真理者本身的存在，而人文真理阐释，却使个性参与真理生成，并使双方交流循环发展。因此，真理教化，是召唤听者参与的平等对话。但又如利科所说，阐释真理者固因参与投入而“占有”意义，但“占有是要比应用于作品传达的语境中的理解关系主观性更少的一种相互理解关系，一种新的主观性理论就是根据这种关系产生的。通常我们说的占有不再是在主体哲学的传统中被理解，理解，不是把自己映射到本文中去，而是从作为解释的真实对象的意欲语境的理解中接收一种放大了的自我”。因此，“占有不仅是本文的间距的补充，而且是自我的放弃的补充。”【12】个体自我在意义阐释中既参与“占有”意义，又“放弃”自我、同化于意义阐释规则而上升到更为普遍的自我意义世界。这种既占有获取又给予放弃的意义阐释，被阐释学普遍地视作“游戏”。【13】
游戏整体并不属于任何游戏者个人所有，因此，阐释意义者从不因其真理性而自以为持有（占有）真理意义。本书愿引孔子“述而不作”的形象为典范，给阐释意义的游戏补充以必要的信仰态度。这意味着阐释真理意义的人无权自命为创造（占有）真理者，阐释者固然参与加入而贡献了自己的阐释内容，但他必得以前人的文本与整体的（游戏）规则为前提，就此而言，他又只是“述”者而非“作”者。
真理这种对自我中心的超越，不仅对个人而言，也是对人类而言。非个人亦非人类所能占有的真理在此才展现出意义（Significance）的本体论无限特性。海德格尔把真理视作人（Dasein）进入存在（Sein）意义的方式，真理因此也就是存在意义向人的显现。存在的意义并非具体实在的对象物，而是这些对象物缘因人而与存在发生的关联，其进一步的内容可以阐释为天地人神四元友爱的结合。因此，意义的本性是和平友爱。真理又是一种运动，所谓真理的“冲突”性是指：具体的存在物作为一种建立，为敞开存在意义提供了一处场所条件，也就是说，提供了一次可能的机会；但作为确定的存在物，它又划出了限定，必然因其特定方面的凸出反而遮蔽了它与存在的意义关联。特别是，作为对象化客体，它极易导致实用性与主体意志占有的凝聚。从而犹如一支亮烛，在照明周围的同时反使更广大的环境陷入黑暗。只有不断消解对象化所带来的功用占有观念与视野限定，动态地看待那凸出的存在物，使其凸出与遮蔽如实地相抗衡，而不是滞留于实体化的静态物或混沌无物的虚无割裂两极片面之中，才会显示出那生而不滞、生生不息的存在意义。这种显示，就是真理。【14】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意义之显示、即真理的发生有多种可能方式，但“真理在开放的存在物中建立自身的一种主要方式，是真理自身设入作品”，即艺术与审美。美不是真理之外的伴发物，美就是真理发生的基本方式。海德格尔以陶壶为例，将陶壶倾注酒水的片刻，视为天地人神四元友爱聚集亦即存在意义显现、美与真理发生的时刻。【15】对于我们重要的是，美作为真理发生的方式，在根本上已排除了征伐统治的真理观念。真理，意味着本然的友爱与奉献，意味着个性联合游戏地超出自我又丰富自我，意味着一个使人超越利己主义涵义界的人性意义境界。【16】
人文意义与真理在本性上是非暴力的。所有侵犯进攻风格的真理观念都可以还原为自我中心的权力统治涵义。
诚然，到现在尚未提到罪恶与不义，它们恰恰是迄今人类历史中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实性存在。美与善之人文真理意义当然不能避开罪恶的环境。人文知识分子对意义之守护，正是针对罪恶环境而言。有效的守护，如前章所述，必须与暴力具有同质性：只有刀才能击刀。本书高度尊敬与同情甘地非暴力主义，也信服其深远的实践可行效果（如在印度独立运动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那样），但守护意义不可能绝对非暴力。【17】
然而，历史事实却表明，对于人文知识分子及其所守护的意义来说，真正的危险并非由于善良而造成的软弱——从长远来看，持久而明智的善良软弱乃是无法制服的积极性存在，她是最终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导致暴政崩溃的中心源泉，暴力从不能真正战胜真理意义，因此它才求助于语言而转化为意识形态。真正的危险来自意义自身的蜕变。政教合一所导致的专制暴政表明，一种善良和平的意义真理一旦异化为权力，其残暴程度远非外在的强暴所能相比。防止意义异化为极权专制，不仅需要如人们已谈得很多的那样，将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分立、让恺撒与上帝分管俗世与天国、防止超越性意义直接操作权力，更为根本的一个方面是，人文意义自身就须要防止权力的侵蚀而异化为暴力。其中的一个关键，正是前边所梳理的真理及其人文教化的本性守恃；而这种恃守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界限则是非暴力精神。作为基本精神，不得诉诸暴力的意义守护，必须是真正自卫性质而非进攻性质的，而且它必须限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同时应当注意的是，这种非暴力精神是广义的，它不只指对身体行为的限制，尤其要恃守于意向观念与语言风格中：人文知识分子只拥有语言，但这是可以使人类走火入魔的语言。因此，守护人文语言的和平本性攸关人类社会的安全与幸福。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语言的巨大危险，也正在于它恰恰使人文语言权力化了。【18】
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语言是否真正和平，便并非单纯的私人个性风格问题。这绝非褫夺人文语言守护意义的战斗性，但无论在历史事件或在日常言谈中，都已充分表明：自卫守护与进攻（侵犯）扩张，区分几希！人文知识分子，一切以普遍性（分析哲学所指出的形而上学性）语言言说者，当以身处两个世界渗透压迫下的儒士格言自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