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当今艺术你看着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去试图理解它。对于我，它不再与眼睛有直接的关联，实质上是作品背后与眼睛以外所发生的关系。选择判定关系本身已经说明了具有一种造型能力，作品的气度风采将全部取决于把握这种关系的准确性。
——王晋一九九四年六月于北京
西城三里河卧游精舍
我们无法知道，王晋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心里都在想些什么。看上去，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年轻人，在同画界的朋友们聚会时，大多数时间里他总是稳坐一角，据说要到了半夜十二点以后，才会突发其来地侃侃而谈。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一年期间，他任教于北京服装学院，同时创作一些综合材料的丙烯画作，在那些注入了抽象因素的画面中，他对于现实的反叛其实已初露端倪。王晋的素描功底扎实，国画作品多以传统文化作为素材，用大写意的手笔，传递出现代的精神状态。他的架上绘画颇具个人风格。但他却从不参展。
进入一九九二年，恰是三十而立那个年纪，王晋终于从宣纸上脱颖而出，就像一只咬破蚕茧、蜕壳而出的蛾，跌跌撞撞地扑入了深浅莫测的世间。
他开始实践一种被称为行为艺术的现代艺术创作。
行为艺术，即是把思想变成行动。这种近年来在西方已十分流行、普及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尚处于实验艺术阶段。勇气、创意、场地、还有大量的自筹资金投入。选择是一种挑战，不仅仅对于自己。
那是一个空白，也许是一个深渊。但把进行创作的实施过程，当成传统意义上展示作品的过程，对于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无疑是极富诱惑力的。
一九九二年三月
飞蛾扑火，也许是一种规律和定势。一九九二年的王晋，果然一出场便直奔火光而去。继二月在北京游乐园塑造了一百个草包头像之后，他紧接着又为自己制定了一次大型行动方案。这个被命名为“王晋九二、三作品”，是在北京城南一座废墟的残垣断壁下，以墙为背景进行的。
白墙、中国墨、音响、灯光、火堆、火叉以及人和人的行为演示。
断墙被蘸墨的巨笔涂抹着，墙上逐渐出现了一把中国式的椅子、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似乎复现着墙内曾经有过的日常生活场景，然而如今主人已退出或被驱逐出旧日的领地，只剩下蓝天和白墙孤寂为伴。
浓黑的墨汁继续耐心地侵蚀着墙面，这个不断重复的动作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将昔日的白墙彻底覆盖成一幅不规则的黑幕，就像大火燃烧之后焦黑的遗骸，黑墙与黑夜融为一体。那个时刻，废墟前的火堆正熊熊喷燃，金红色的烈焰开始舔卷着墙基，风助火势，发出呜呜的声响，空地一侧传来的空旷而悲凉的音乐，是火焰的伴奏，有一种返朴归真的意味。当作品开始自己行走时，作者已不再需要执笔，笔被一件古老的兵器置换，介入了这场火的战争。兵器的出现，抑或意味着破坏，抑或是一种打碎。它被人执掌着，舞刀弄枪的人，活生生的人，动作着的人，使得传统文化又重新燃烧起来，构成一种变幻不定的画面，难以终止和定格。作者已不再仅仅是造型者，而被解脱或强化为造型本身。
黑色的墙、黑色的天空；红色的火光、人。没有观众。
但是在那个变幻的时空中，自然的演示已与人的行为殊途同归。
天光放亮，火堆熄灭，音乐消遁。
作品消失了，但没有结束。
它也许只是曾经活跃于人们的想象之中。然后被短暂地显现成图像，又悄然隐没，继续作为一种想象而存在下去。或者，根本不再存在。
那可算作王晋最初一次成功的实验。在这个作品中，我们无须读解出作者的某种观念，我们只是接收到一种类似文化状态的暗示，以及对于这种状态的观赏趣味。
叩门
一九九三年的王晋，是否时常感觉着焦虑与不安。他似乎总是听见一种叩门的声音。夜半、清晨、或是阳光明媚的正午，那声音时而急迫时而细微。我们可以想象他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寻寻觅觅的样子，他检查了每一扇房门的活页以及背后，却找不到声音的来源。
于是他打开了房门，循着那叩门声走了出去。
他看见了一九九二年的那堵墙，横在他的窗前。那墙往胡同的尽头延伸下去，越来越高、越来越长。他抚着墙砖，最后一直走到了故宫的城墙底下。
他发现叩门的声音正是从这里传来。然而，没有手指，也没有巴掌，只有一些飞扬在空中的钱币，一下一下地拍打着故宫古老的墙砖，发出躁动的喧哗。
那是一些浅绿色的钞票，是比人民币值钱好多倍的那种，上面印着一个个卷头发高鼻子的老外。
故宫墙被它们肆无忌惮地叩击着，在春天的大风中摇摇欲坠。
墙基下塌落着一些巨大的故宫墙砖，厚重的砖面上，残留着千年帝国的荣光。
他将那些砖块小心地捡拾起来，那时他清楚地听见了从自己心里传来的雷鸣般的叩门声。
他把砖块请回了家中，开始用丙烯和油画色，在每一块砖的正反两面，一丝不苟地涂制手绘的美妙图像。这是他作画以来，几乎绝无仅有的一幅“油画”作品，精致的笔触竟然将一张张放大了的美钞、绘制得以假乱真。
后来就诞生了题为《叩门》的九三作品。
坚硬的故宫城墙砖，变成了一沓厚若墙砖的美钞。然后一溜摆开，安放在屋角一排年代久远、已辨不出颜色的军用弹药箱上——这些新实物体的组合场景，具有怎样一种反讽现实的意味呢。
第二年春天一个大风飞扬的日子，王晋将他亲手绘制的十六块美钞故宫城墙砖，重新镶嵌进北京故宫南墙。五月，再一次将二十块美钞城墙砖，镶嵌入故宫南墙。当斑驳而破旧的城墙剥落的墙缝和墙洞里，被重新嵌入一块块鲜艳而醒目的美钞墙砖时，昔日灰暗的墙面忽而充满了欲望和注解。从远处看去，那些横放着的浅绿色的砖块像一个个破折号，指向墙外和门外的世界……
传统又一次被解构。古老的故宫城门正在发出沉重的开启之声。与此同时，历史内核与和现代包装的杂糅、文化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冲突，却像安置在榴弹上一触即发的引信，以王晋独特的行为方式，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叩门》在“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中获奖。这是行为艺术作品，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展览中获奖。《叩门》为王晋叩开了艺术宫墙之门，但遗憾的是，由于某种使王晋无法接受的原因，他最终退出了参展。
在他看来，门无处不在，而叩击过程中的快感，才是他真正期待的。
北京—九龙
门开启之后，门外的路延伸开去，处处是路、处处是门。
他把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外部世界。
一九九四年四月，“北京一九龙”作品主创与拍摄人员，分乘三辆汽车，经复兴门至玉泉营环岛，由京开公路向南行驶一小时三十分钟，到达创作现场——北京大兴县黄村铁道部三局线桥一队京九铁路建设施工驻地。
在银亮的铁轨和灰色的枕木之间，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
一点五十分，他开始调制红颜色。
红广告粉、红霉素片、红墨水、红线、红油漆、红鸟鞋油、红葡萄酒……
龙胆泻肝丸、大亨果茶、雀巢咖啡、飘柔洗发液、黑人牙膏、感冒逋、芬必得、新一代活力28、五星啤酒、七厘散、全国列车时刻表、青年地图、可口可乐……
还有一口咸菜缸和一只葫芦瓢。
调制过程一小时十分钟。然后登上“建设5400”机车头，经道叉上京九铁路。下午三点，开始用经咸菜缸搅拌过的红颜色，刷涂枕木及铁轨——
浓重粘稠的红颜料，被一层层涂在冰冷坚固的水泥枕木上。我们的眼前渐渐出现了一格一格变成红色的枕木，就像一排排刚被剔下肉的新鲜肋骨，赤裸裸地向着远方延伸。随后铁轨也被涂成了红色，像两根带血的骨架，支撑着即将呼啸重压的车轮。枕木与枕木之间的碎石，泛着一种冷漠的白光，如同密密麻麻的草芥，散落于骨骼的边缘地带。在视线可及的铁轨尽头，有两棵自然成长着的孱弱的绿树，像一丛仅存的头发，成为蔓延膨胀的红色道路上具有鲜明反差的点缀。红色的轨道在雄赳赳地扩张、推进，直逼南方海岸那个飘荡着香风迷雾的九龙半岛……
将一个黑色的道钉细心地染成红色，用去了整整一筒口红。
整个作品由西向东行涂二百米，涂刷过程历时二小时四十分钟。
将二百米铁道涂成红色，用去了整整一缸红颜料。
当作品完成时，褐色的咸菜缸也已变成了一只血淋淋的大染缸。
于是苍茫的原野上，出现了一条鲜红的大道，像一个红色的箭头，欲跃欲纵。它将长久地同土地和路基融为一体，直到岁月的风雨把它的颜色洗去。京九铁路通车的那天，也许红色的路轨已恢复了它先前的本色，但总会有一些红颜料的颗粒、红颜色的蛛丝马迹，被残存下来，闪过疾驰的车窗，让远行的旅客怵目惊心……
由于有关道路的种种歧义，读解这个作品是困难的。我相信其中必然蕴含着某种积极的含意，渗透到铁轨以下的土壤中去了。
行为艺术的奥秘和魅力，就在于它彻底地打破了观众与读者原有的欣赏习惯，提升供给人们一种新的视觉语言，让人们换一个角度去审视和体验世界。行为过程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使它比其它的艺术形式更具接受上的空间感和立体感。所以优秀的行为艺术作品应该是一种境界，或者说它龍够把欣赏者引向一种新的境界。
“北京—九龙”作品完成以后，王晋本人曾说：调红颜色真难！采用各种方式及手段调制红，都不能准确地反映红颜色的倾向。颜色会随时空变化，而呈现出的色彩也会变化无穷。我所选用的红，应该无论从纯度到明度，从粒质到神气，都能恰如其分地传达出红色这一特定时期，带有普遍意义的特殊概念。
从京九回来后，王晋的衣裤鞋袜和手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血迹斑斑”。
抗洪—红旗渠
继“北京—九龙”作品之后，当年八月，王晋在北京火车站，完成《投资指南——末班车》作品，九月，以故宫墙为北京，实施《签署声明——气雾杀虫剂》作品。这一作品即用闯入者飞虫克星气雾杀虫剂，在故宫城墙上喷射“WE LOVE YOU”九个英文字母（中文：我们爱你们），连续喷写三遍。一转过身，字母迅速消失，只留下一股杀虫剂的气味。
闻到那气味的人，却已不见墙上的任何痕迹。
孰是孰非，任由人们自己去回味、琢磨了。
但王晋关于红色的表达似乎意犹未尽，气雾消失之后，他眼前又出现了那令人着魔与惶惑的红色。他认定一九九四年将成为他作品的红色时期。
到了那年夏末，八月十四日清晨，王晋再度出征。乘坐67次特快列车从北京出发，当日下午到达安阳，然后改乘长途汽车，于晚六时到达河南林县。
这一次，他选定的目标是高悬于太行山腰上的红旗渠。
八月十五日下午，他和几位朋友租车前往盘阳红旗渠总干渠。
正是夕阳西下时分，群山巍峨，雾霭苍莽。
巨石垒砌的水渠，在山谷间凌空飞架，从山腰盘旋蜿蜒而去。水色清澈，透出山里的宁静与质朴，像一条流淌着的大动脉，横贯太行。
干渠中心石砌的桥面上，忽然扬起了一道绚丽的飞虹，那虹的颜色有些诡谲，猩红中略带着生涩的感觉，瀑布一般向水渠倾泻。红色在沉降的过程中急速向四周弥散，如腾烟如飘雾，更似祥云缭绕，袅袅娜娜地落下去，那水面上已开满了一朵朵嫣红的玫瑰，转瞬又不见，化作一道红彤彤的长绸，贴着水波颤动……
那个时候，桥上的王晋便是舞绸人。
他站在桥上，往八米宽的水渠中，一口气投下了二十五公斤浓缩的红色矿物粉。
红粉扬起的烟气，将他笼罩在一片粉红色的纱幕之中。青山绿永间，只见一个小小的红人，腾云驾雾地在一叶舟槎上作画。
红色汇入碧水，如同凝重的血浆缓缓移动，又不断地溶解、延长、流淌——一百米、一千米、二千米、三千米……就像勃勃跳动的红色血脉，庄严地通往太行山的心脏。
这条几乎与王晋同年龄的红旗渠，在三十华诞的某一个瞬间，曾被改写为一条名副其实的红色河流。不再膜拜红旗的日子，红旗渠却真的红了。
这一次，红得很彻底，红透了每一个水分子。似乎把王晋心里的“红色情结”淋漓尽致地发挥出去了。这个千辛万苦的作品过程，像一次没有麻醉的手术，一刀便切开了动脉，将他自己的鲜血，毫不吝啬地输入了进去。
据王晋事先了解，矿物粉溶解于水，对农作物无害。
当晚七点二十分，王晋一行人安全通过太行山隧道。大山重又沉寂。
红旗渠其实没有变红。天下的水是什么颜色，红旗渠就永远是什么颜色。红旗渠仍将以它固有的功能，造福于太行山区的百姓。对于王晋来说，红旗渠只是一种媒介，以使他有机会以更为直接的感受，去表现经验中那些不可复归的因素。他认为一门新的艺术是一部不断向其媒介的抵制让步的历史。它的抵制主要体现在力求“穿透”画面的意图。
而这需要作者对自然的独特领悟。
娶头骡子
人说近朱者赤。从红旗渠回来以后，王晋在艺术圈内一时很有些走红的迹象。
但王晋却有些发蔫。他仍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好像还缺少一点什么。
单身的王晋，终于恍然大悟地想起来要娶媳妇了。
他决定娶一头骡子做新娘。
一九九五年七月，破天荒穿上一身黑西装的王晋，喜气洋洋地走进了京郊朝阳区来广营乡的一所牲口围栏。那里有许多头骡子、驴和牛马在等待他的到来。对于即将被选择的牲口来说，这种包办婚姻当然很不公平。但它们还是用一阵阵此起彼落的高亢呼叫，热烈地欢迎了他。
那天上午，王晋一眼就看中了一头白色的母骡。它浑身洁白，只有嘴唇和蹄子是灰黑色的，它慢慢地朝王晋走来，抬起眼睛，深情地望着他，温柔地叫了一声。
后来的情形，很像如今村子里婚事新办的样子——王晋把他的新娘领到了乡里的照相馆（那屋子还算宽敞，门楣也挺高，骡子不用弯腰低头就大大方方地走进去了）。照相馆早已布置好了，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粉红色的巨幅幔幛，是王晋前一天买了两丈白布，自己用红颜料“蜡染”后，再精心连缀的。房子里显得很有喜事的气氛。然后他开始亲自为新娘化妆，在骡脸上抹了红脸蛋，画了红眼圈，为它戴上了一顶白色的网眼蓓蕾帽，帽檐上别着一圈精致的花环，每朵花都晶莹闪亮。还有早已准备好的一双镂空的黑丝袜，套在骡子的两条前腿上，竟然十分合身合体。粉红色的婚纱也是必不可少的，从骡子的脖子上披挂下来，一直拖到地上，如同城里人婚纱照的曳地长裙一模一样，决不会因为那是头骡子就怠慢了人家的。
最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王晋捧起了一束鲜花，慢慢靠近了骡子，轻轻抚摸着它的脊背。闪光灯一亮，与骡子结婚的仪式，就正式完成了。
当然，由于人和骡子的食物不同，婚宴和酒席只好免了。
我们事后见到了那张结婚照。照片上的王晋显得严肃而虔诚。
婚礼结束以后，新郎与新娘便各奔东西，各忙各的事情去了。
据说王晋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那头可爱的骡子新娘。
那么王晋究竟为何要“娶头骡子”呢？
在这个作品中，王晋究竟是想表达他对于人（或是女人）的极度失望，还是试图寻求人与动物之间本来存在的亲和关系？有人说，王晋这个作品揭示了人类潜意识中兽性部分的某种真实；有人说，王晋具有反女性主义的倾向；也有人说，这个作品体现了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拯救方式；还有人说，这是作者对现实的逃避……
甚至，有人读出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王晋却说他不为什么。只要这个作品能让人们去问什么，他就达到了目的。
至少，面对着“娶头骡子”，我们也许会想一想——至今为止人类的一切行为规范，真是那么合理的么？我们是否还能够改变什么？
曾在一九九四年四月，王晋就说过：在我看来，艺术家的行为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反映或解决现代文明复杂困境的行动方式。凡是被称为艺术的东西，始终都逃脱不了社会秩序、社会利益及生存状态的大网。
这也正是王晋区别于其他一些青年行为艺术家之处。当行为艺术走出个人化的狭窄小圈，将人类所处的文化环境以及社会关系，作为自己关注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时，艺术才会以其强烈的震撼力，对人的思想、行为有所启示。
冰·九六中原
一九九六年的王晋，越过了墙的黑色，走过了铁道与水渠的红色，来到了更为坚实和广袤的艺术地界。他的眼前终日晃动着一片灼目的白色，像钱塘江口海潮汹涌袭来时，远处那道银亮的水线。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早上八点三十分，一道长三十米、高二点五米、厚一米的半透明冰墙，横空出世，矗立于郑州二七广场“天然商厦”前的空地上。
这一件被命名为《冰·九六中原》的艺术作品，是王晋策划实施，并联手河南两位青年艺术家姜波、郭景涵共同制作的。
这一天，是“天然商厦”复业的喜庆日子。当这座冷峻、厚重的冰墙静悄悄地出现在冬天的寒风中，猛然吸引了所有购物者的目光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行为艺术已经开始以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参与了商业企业的发展竞争。
“天然商厦”在一年前的一场大火中损失惨重，经过一年的装修整合，终又重新开业。“新天然”在复业典礼中，除去各种商业媒介的促销策略外，决定独辟蹊径，借用艺术的形式为其鸣锣开道。经河南艺术评论家徐恩存先生引荐，王晋得以在一个新的空间里出奇制胜。
很久以来，他似乎一直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企图通过一种直接与公众交流的方式，使得公众参与评论自己的原有经验。那些日子他兴奋地奔波于北京和郑州之间，种种奇思怪想如同呼啸的冷风在脑子里袭过来又刮过去。很快，他把自己和朋友们一天天“冰封”在郑州郊外零下十几度的冷冻车间里，亲自用清水灌制成六百余块巨大的冰体，同时在每一块冰砖中都预先冻上了各种各样时尚的消费品。他似乎希望借助冰这一媒体，为硝烟弥漫的商业混战中的盲目、浮躁和过热冲动，注入一些冰的冷静和理性。冰墙制作的漫长过程，被王晋理解为一次心灵观念的交流与碰撞，也是精神对物质材料的驾驭和超越。
在郑州老百姓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很特别也很来劲的日子。冰墙揭幕时，从白色的冰块中，隐隐显露出颜色各异的商品：钟表、汽车模型、童鞋、电视、玩具、麦克风、奶粉、饮料……以及去年救助天然大火时的历史图片和消防器材。千余件暗含象征意味的实物，把一连串问号打入了数万嘉宾和顾客的头脑中。
冰，突然以新奇而又新鲜的面目，踏入了消费者的生活。冰清玉洁，冰水克火。冰体的凝冻和开凿的过程，自然地表达出了神圣、爱心、超越和洗礼，还有突破和再生。而对于艺术家来说，纯艺术的形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大众接受呢？这件艺术品究竟能否折射出全国商业文化的发展趋势，使商业文化中艺术的含量得以加大呢？
也许王晋和他的朋友们，最初是期待着由冬日和煦的阳光来完成这个作品的——随着时光流逝，冰体逐渐深化，溶化便成为一种升华。冰自然溶化，物品显现。当冰体消融时，呈现给大众的是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而冰砖形状与冰质的非工艺化、原始化的处理，以及创作者在冰墙艰苦的诞生过程中，复杂、强烈的内心感受，都是冰墙艺术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好奇而性急的顾客，已经等不及阳光的参与。他们似乎更渴望用自己的手和脚来直接介入。冰墙一旦成为大众关注的视点，后来情况的发展便远远超出了艺术家们的预料——人们热烈地包围了冰墙，试探性地从破冰探宝，连探带凿，把浮雕般显露在外的物品，千方百计地抠出来带走。有人仅取一截绳头，也是兴高采烈。就连那些被毁坏的物品，也被顾客当作避邪的镇物拿走。郑州一时全城轰动，争说冰墙之妙……
六天以后，王晋独自面对着广场上剩下的那条白蟒般的残冰断垣。
他惊讶、愕然、沉思，但更多的是，是欣慰。
在他几年的艺术活动中，这还是第一次正式将作品面向公共大众。他忽然觉得，大众以这样的方式介入了他的创作，恰恰正是他久已期待的。他不认为大众对冰墙的“毁坏”，是出于对物质的贪欲。他欣喜地发现，人们正是经由对物质的探索而达到对冰墙意义的探求，手与脚的介入必然导致心灵与观念的介入。在艰难的凿冰取物的过程中，人们对商品的认识会逐渐冷静。无论拿到实物与否，人们都把参与中的感受和话题带走了。在这个作品的实施过程中，商家、市民、政府和艺术家，达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沟通。看来只要能找到被大众认可和接受的艺术语言，行为艺术就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可喜的前景。
所以，重要的不是冰存在的世间长短，而是被冰凝冻后的社会消费物质品性，重新呈现出来的那一时刻。完成自身使命后的冰墙已是次要的，而冰墙所提供的新的艺术思维和运作方式，将会为大众留下更多回味与思考的余地。
白色的冰墙在空气中化作了无色透明的水，升腾入云，浮游在城市的上空。当春风吹起来的时候，它将以雨的方式重访大地，以一种别样的形式，再次实施新的行为艺术作品。
王晋在北上的车轮声中酣然入睡，在他的梦中，冰墙同火焰焚烧中的那堵黑墙实现了一次水火相融的对接。他已不再是蛾，而是一条展翼的蛟龙，卧游腾飞，大气磅礴。天地都是艺术的舞台，重要的是辐射出创作主体——人的精神。
闭上眼睛读王晋，每一幅画面均历历在目，只是必须用更多时间去想。
